一、本案基本事实及裁判观点
上海某英娱乐有限公司（原告）与丁某（被告）于2021年5月23日签订《承包合作协议》，约定丁某承包经营原告项目，月承包费67万元并承担运营成本。后丁某长期拖欠承包费及水电、推广等费用。2022年3月10日，原告以丁某严重违约为由通知解除协议（生效日为3月18日），要求返还经营场所及支付欠款。丁某虽认可协议解除，但以款项争议为由拒绝返还场所及财务资料。原告遂诉至法院，并提出先行判决申请，主张先确认合同解除及收回场地，理由系丁某长期占用场地致其无法使用或转租，且需持续支付租金，损失不断扩大。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第一，合同解除及场地返还的事实已查清——双方对2022年3月18日解除协议无异议，合同明确约定解除后需返还场地，丁某亦自认当前占用无依据；第二，该诉请与款项争议具有可分性——确认解除和返还属物权处置，与承包费、违约金等金钱债务可分离裁判；第三，存在先行判决必要性——拖延返还将导致原告租金损失持续扩大并影响场地续租。故裁定支持原告先行判决申请，判令合同解除及丁某限期返还场地。丁某上诉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案例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上海某英娱乐有限公司诉丁某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纠纷案》，入库编号：2025-07-2-259-001）
裁判要旨：
在承包经营合同纠纷案件中，为及时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防止诉讼迟延，符合以下条件的案件，可以适用先行判决：一是先行判决的相关事实已经清楚；二是先行判决相关的诉请与其他诉请之间相互独立，具有可分性；三是等待全案判决需要较长时间，而部分诉请存在先行判决的必要性。
二、法理分析
（一）先行判决的核心前提：事实清楚性与无争议性
本案对合同解除和场地返还的先行支持，关键在于该部分事实已脱离争议范畴。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56条，先行判决需以“一部分事实已经清楚”为基础。具体体现为三重清晰：其一，合同效力无瑕疵——双方对协议有效性无异议；其二，解除时点无争议——丁某明确认可2022年3月18日解除；其三，返还义务有依据——合同条款明确解除后需返还场地，且丁某自认继续占用缺乏法律基础。这与拖欠费用金额、违约责任等需审计或补证的争议事实形成鲜明对比。法院精准识别出“无争议事实集群”，为切割裁判奠定基础，避免将全案拖入漫长证据拉锯战。
（二）可分性要件：物权处置与金钱债务的天然分野
法律允许先行判决的另一核心在于诉请的可分割性。本案中，原告诉求实质分为两类：一是物权性请求（确认合同解除效力、返还原物），二是债权性请求（支付欠款、违约金）。前者涉及经营场所控制权的归属，后者指向金钱给付责任。二者在性质上具备独立性：场地返还不以款项结清为前提（《民法典》第566条），反之拖欠费用的认定亦不依赖场地是否返还。这种可分性源自物权请求权与债权请求权的根本差异——前者具对世效力，以恢复物权支配为目的；后者属相对权，重在实现经济利益。法院将物理空间控制权从复杂债务纠纷中剥离先行处置，既符合法理逻辑，也避免相互掣肘。
（三）必要性的实质判断：止损紧迫性与程序正义价值
先行判决的必要性需超越理论层面，落脚于现实救济的紧迫性。本案揭示两大关键因素：一是经济损失持续扩大。丁某占用期间，原告既无法使用场地创收，又需持续支付租金，形成“双重失血”。二是商业机会丧失风险。租赁期限临近使场地续租谈判迫在眉睫，若待全案审结再收回场地，可能丧失商业机会。这正契合先行判决的制度初衷——通过部分争议的提前固化，阻断损失蔓延链条。更深层看，此举亦彰显程序正义：当诉讼因复杂事实陷入停滞时，法律赋予法院“外科手术式”裁量权，对已成熟的权利义务关系及时确权，防止正义在拖延中贬损。
（四）规则启示：企业合同管理的程序性自救
本案对企业风险控制具重要警示意义。在合同相对方出现根本违约时，除实体权利主张外，程序策略选择同样关键。企业需关注：第一，对持续损失要素（如场地、设备占用）应单独识别并优先主张；第二，在合同中明确解除后义务条款（如返还标的物清单、期限），为事实“清楚性”提供契约依据；第三，善用《民事诉讼法》第156条作为维权工具书，在符合“事实清楚+可分+必要”三要件时主动申请先行判决，将长期战转化为阶段性胜利。这不仅是诉讼技巧，更是对商业效率与法治资源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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