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万军，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教授，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本案基本事实及裁判观点
2020年5月至7月期间，被告人张某楠伙同他人，通过购买赌博作弊器安装于被害人蒋某等人家中的麻将机内，操纵骰子点数，以“推饼”赌博形式设局，先后骗取7名被害人共计约20万元。一审法院以诈骗罪判处张某楠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三万元。张某楠上诉称，案发前已退还被害人12万元并获得书面谅解，请求从犯罪数额中扣除并从轻处罚。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涉案钱财属于赌资，依法不应从诈骗数额中扣除，基于退还赌资的谅解不符合法定从轻情节，故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案例来源：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豫01刑终334号刑事裁定书）
裁判要旨
司法裁判在依照法律对行为人的行为性质做出准确评价的同时，也应体现出正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导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及《公安部关于办理赌博违法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通知》相关规定，参与赌博赌资较大的行为系违法行为，查获的赌资和赌博违法所得应依法没收，上缴国库。本案中，被害人在参与赌博违法行为过程中被骗取的钱财具有赌资属性，被告人退还该部分钱款不能从诈骗犯罪数额中扣除，基于此获取的书面谅解亦不构成从轻处罚的法定事由。
一、法理分析一
本案的核心争议点在于诈骗罪中“非法占有财物”的认定与赌资性质的关系。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诈骗罪的构成需具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并导致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而处分财产。张某楠等人通过技术手段操纵赌博结果，本质上虚构了“公平博弈”的假象，使被害人误以为输赢系偶然，从而自愿支付钱财。这种以欺诈手段控制赌局的行为，完全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值得注意的是，诈骗罪保护的法益是公私财产所有权，但财产的性质可能影响量刑评价。本案中，二审法院明确将涉案钱财界定为“赌资”，并引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条关于赌博违法性的规定，强调赌资属于非法所得，依法应予没收。这一认定具有双重意义：其一，从法律层面划清了合法财产与非法财产的界限，避免司法裁判变相“认可”赌博行为的合法性；其二，体现了刑法与行政法体系的衔接，即违法犯罪所得不因其流转或退还而改变性质。若允许退还赌资抵扣犯罪数额，无异于纵容“以非对非”的逻辑，削弱法律对赌博行为的否定评价。
实践中，常有被告人试图通过退赃退赔争取从宽处理，但本案裁判厘清了“退赃”的适用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退赃退赔可从宽的前提是涉案财物合法或被害人损失应受法律保护。而赌资本身不受法律保护，退还行为仅能视为被告人悔罪表现的一种参考，却无法撼动诈骗罪既遂的犯罪构成。张某楠在短期内连续针对多人实施诈骗，其行为已造成严重社会危害，法院未因退还款项而减轻处罚，正是对诈骗罪“数额巨大”情节的严格把握。
二、法理分析二
本案裁判还凸显了司法活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赌博不仅是个人财产损失的问题，更是破坏社会诚信、滋生其他犯罪的温床。法院在裁决中明确“基于退还赌资的谅解不符合从轻情节”，实质上是向社会传递了“违法利益不受保护”的清晰信号。倘若因退还赌资即从轻处罚，可能变相鼓励行为人通过“事后补救”规避重罚，甚至形成“赌博—诈骗—退钱—减刑”的恶性循环。
从法律经济学视角看，此案裁判也有助于优化行为引导。赌博作弊类诈骗的犯罪成本较低而收益较高，若司法实践中轻纵退赃情节，将显著降低潜在犯罪者的风险预期。二审法院坚持“赌资不扣除”原则，实则提高了犯罪成本，契合刑法的一般预防功能。此外，本案中多名被害人自身参与赌博，其行为虽不构成犯罪，但属违法，法院未因其“受害”而给予法律倾斜，体现了“任何人不得从违法行为中获利”的法谚精神。
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是，此类案件中被害人的过错是否影响被告人责任。尽管被害人参与赌博存在过错，但诈骗罪的成立并不以被害人完全无辜为前提。张某楠等人主动策划并实施欺诈，其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远高于普通参赌人员。因此，裁判将焦点置于犯罪行为本身，而非过度纠缠被害人过错，符合刑法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
综上，张某楠案的处理不仅是对个案的公正裁决，更是对类似犯罪形态的警示：以技术手段操纵赌局绝非“小聪明”，而是严重的刑事犯罪；试图以退还赌资“洗白”罪责的路径，在司法实践中已被彻底阻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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