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万军，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教授，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本案基本事实及裁判观点
2022年4月，卢某朝在驾驶证被吊销期间驾驶货车，于广东省肇庆市高要区碰撞行人赵某致其死亡。案发后卢某朝主动报警、赔偿被害方并获谅解。然而，法院查明其曾于2021年因交通肇事罪被判处缓刑，且本次犯罪距缓刑考验期满不足三个月。公诉机关建议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适用缓刑，但法院最终判处实刑一年。
裁判核心观点认为，卢某朝在短期内再犯同类犯罪，且系明知驾驶证被吊销仍违法驾驶，表明其未吸取前罪教训，存在“再犯罪的危险”，不符合《刑法》第七十二条缓刑适用条件。法院强调，即便具有自首、赔偿谅解等从宽情节，但基于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缓刑可能纵容犯罪再发，故排除缓刑适用。
（案例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编号2025-06-1-054-002《卢某朝交通肇事案——缓刑适用中再犯罪危险的判断》）
二、法理分析
（一）“再犯罪危险”的实质判断：行为轨迹重于形式要件
缓刑适用的法定条件中，“没有再犯罪的危险”是司法实践的难点。本案裁判揭示其本质：需穿透书面情节，审视行为人的犯罪逻辑与行动惯性。卢某朝的前案缓刑本是其改过机会，但考验期结束后仅三个月，他再度无证驾驶肇事致人死亡。这种“短期再犯同类罪”的模式，暴露其对法律威慑力的漠视和对公共安全规则的持续性背离。
法律上的“危险”并非主观推测，而是通过客观行为链锁定。最高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要求综合“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等因素，而卢某朝的两次交通肇事罪间隔极短，且本次犯罪时处于“明知违法状态”（驾驶证被吊销），形成清晰的“犯罪模式重复”。法院据此认定其人身危险性未消除，实质是对《刑法》第七十二条中“再犯罪危险”要件的动态诠释——当行为证明教化失败，缓刑的挽救功能便失去根基。
（二）赔偿谅解的局限性：人身危险性不可“花钱赎买”
本案中，卢某朝积极赔偿并获得谅解，此类情节在交通肇事案中常成为缓刑的关键依据。但裁判要旨尖锐指出：民事赔偿与刑事责任不可等价置换。赔偿谅解仅反映事后补救态度，而“再犯罪危险”评估的核心在于行为人是否具备遵守规则的内在约束力。
卢某朝的特殊性在于，其前次犯罪已享受过缓刑的宽宥，却仍在禁止驾驶期间再度肇事。这印证其将驾驶特权凌驾于生命权之上，赔偿协议上的签名尚未干透，新的血案已然发生。若此时仍适用缓刑，无异于向社会传递“赔偿可抵消重复犯罪风险”的错误信号。法院的否定态度表明：民事和解可影响量刑幅度，但若人身危险性未降低，则不能动摇缓刑的适用底线。
本案对交通肇事案件的缓刑适用划定红线。曾有观点认为，缓刑考验期满即意味着“前科归零”，再犯罪时可视同初犯。但裁判要旨彻底否定了该逻辑：前罪缓刑的执行效果需通过后续行为验证。卢某朝在缓刑期满后立即再犯，证明其未形成对法律的敬畏，反而将缓刑视为逃避实刑的工具。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驾驶证吊销状态是法律对高风险驾驶人的明令禁止。卢某朝突破该禁令，等同于对司法权威的二次挑战。此时若再予缓刑，不仅违背刑罚个别化原则，更可能助长“肇事-缓刑-再肇事”的恶性循环。法院以实刑判决宣告：对于漠视生命、规则意识溃散的行为人，刑罚的威慑力必须通过剥夺自由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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