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万军，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教授，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本案基本事实及裁判观点
2019年1月，邵某与葛某在上海某棋牌室开设“百家乐”网络赌博盘口。葛某提供赌博账号及资金调配（“配钞”），丁某负责操作投注结算，戴某某协助收取盈利。该团伙以赌博账号的“洗码量”（即下级代理与平台结算的流水总额）为基数抽头渔利。案发时，涉案账号洗码量达261万余元。法院认定四人均构成开设赌场罪，且属“情节严重”：主犯邵某、葛某获刑三年并处罚金；从犯丁某、戴某某分别获刑一年九个月及一年六个月缓刑。葛某以“金额未达情节严重”为由上诉，二审维持原判。
裁判核心观点：在“百家乐”类网络赌博中，洗码量能客观反映真实交易规模，应作为赌资数额及认定“情节严重”的依据，而非参赌人员初始投入额。
（案例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编号：2023-06-1-286-003《邵某等人开设赌场案》）
二、洗码量为何成为赌资认定的“金标准”？
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律师、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教授张万军指出，本案裁判要旨直击网络赌博犯罪隐蔽性强的痛点。传统赌资认定依赖现场查扣现金或转账记录，但网络赌博通过多层代理、虚拟结算分散资金流，若仅按初始投注额计算，将严重低估犯罪规模。
洗码量作为平台与代理的核心结算数据，具有如下特征：
其一，反映真实交易体量。赌客每下一笔注单均计入洗码量，261万元洗码量背后可能是数十倍的实际投注循环。例如，赌客用1万元反复下注20次，初始投入仍是1万，但洗码量已达20万。后者更贴近赌博活动对社会秩序的破坏程度。
其二，揭示营利模式本质。本案中葛某按洗码量比例抽成，邵某据此分利。这种“流水返佣”模式是网络赌场的命脉，洗码量直接关联非法获利规模，符合《刑法》303条“以营利为目的”的构罪要件。
其三，破解证据认定难题。最高法、最高检《关于办理赌博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赌资包括赢取的款物、用于赌博的款物。当直接资金流向难以追踪时，以洗码量这类客观结算数据推定赌资，符合刑事证明中“高度盖然性”原则。
三、从“情节严重”认定看网络赌博刑事政策
张万军教授进一步分析，将洗码量作为“情节严重”的标尺，体现了司法机关对网络赌博链条化特征的精准打击。根据司法解释，赌资30万元以上即构成开设赌场罪的“情节严重”，量刑起点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案以洗码量261万元定罪，远超该标准。
值得关注的是两级法院对主从犯划分的逻辑：
邵某、葛某作为盘口发起人，掌控账号、资金分配和利润分成，属于“造意者”和核心获利者，故认定主犯；丁某仅操作投注界面，戴某某负责收付资金，其行为具有可替代性，且获利固定（如丁某周薪仅3500元），故认定为从犯并获得减轻处罚。
这种区分既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也警示网络赌博参与者——即便未直接开设平台，协助资金流转、技术服务等环节同样可能构成共犯。
本案确立的洗码量规则，对类案审理具有范本意义。张万军律师提醒，随着赌博犯罪向“数字货币结算”“境外服务器跳转”等模式升级，司法机关正通过穿透式审查打击黑灰产。“当赌资转化为虚拟筹码、平台佣金等形态时，裁判者将更关注‘资金池规模’‘利益分配数据’等客观痕迹。赌资认定如同计算毒贩的毒品交易总量——不能仅按现场查获的少量毒品定罪，而要追溯整个犯罪网络的总量。”
这一理念也呼应了刑法修正案（十一）对开设赌场罪提高法定刑的立法意图：网络赌博的社会危害性已远超传统赌场，唯有抓住“流水”“佣金”“用户量”等核心数据，才能实现罚当其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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