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万军，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教授，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律师。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走私普通货物罪案件，上诉人郑某通过海外代购人员采购并转寄高档手表、项链等货物，逃避海关监管，偷逃应缴税额巨大，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并处罚金四十万元。本案的裁判要旨和理由涉及走私罪中主观明知的认定、从犯的界定、坦白情节的适用以及偷逃税额对量刑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和普法价值。
一、主观明知的认定：从行为模式推定“明知”
在走私犯罪中，行为人是否“明知”货物系走私入境，是认定其是否具有犯罪故意的关键。本案中，法院通过郑某与代购人员的微信聊天记录、货物交接方式（如手表与表盒分开邮寄）、付款路径等客观证据，结合证人证言，综合认定郑某对货物系走私入境具有主观明知。例如，郑某在聊天中询问“清关要不要与刘某沟通”，以及代购人员明确提及货物“在港在澳”“由水客带入”等表述，均成为推定其明知的有力依据。这一认定体现了刑事司法中“以事实为依据，以证据为核心”的原则，也警示公众：在参与跨境交易时，若采取异常交易方式且未尽合理审查义务，可能被认定为“明知”走私。
二、从犯的认定：辅助作用与责任限缩
郑某在共同犯罪中被认定为从犯，因其未直接组织或实施走私关键环节，仅为代购人员提供收货、转寄等辅助行为。根据《刑法》第二十七条规定，从犯应当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本案中，法院虽认定郑某偷逃税额巨大（121万余元），但基于其辅助地位，依法减轻处罚，体现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值得注意的是，即便行为人未直接参与走私的核心环节，但其行为客观上助力了犯罪完成，仍可能构成共犯。
三、坦白情节的争议：如实供述与当庭翻供的界限
郑某在侦查阶段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但在一审庭审中辩称“不知转寄手表为走私”，法院据此认定其不构成坦白。这一认定凸显了“坦白”的司法标准：行为人不仅需在侦查阶段如实供述，还需在庭审中维持对主要事实的承认。若当庭否认关键事实，则可能丧失从宽处罚的机会。此举旨在保障司法严肃性，防止行为人利用“部分供述”规避责任。
四、税额核减与量刑调整：司法精准化的体现
二审中，法院根据新证据（一块手表系国内行货）核减偷逃税额5万余元，并相应调整刑期与罚金。尽管核减后税额仍属“巨大”（根据司法解释，偷逃税额50万元以上即为“巨大”），但法院仍对量刑作出微调，体现了司法对证据精准性和被告人权益的重视。此外，罚金的设置亦综合考虑了犯罪情节与被告人的经济能力，在惩治犯罪的同时避免“一刀切”的机械量刑。
本案为跨境代购、转寄等行为划定了清晰的法律红线：一方面，参与者需审慎核查货物来源与入境方式，避免因“被动协助”沦为走私共犯；另一方面，司法实践中对主观明知的推定、从犯责任的限缩、坦白情节的认定等规则，体现了刑法谦抑性与实质正义的平衡。公众在参与涉外交易时，应增强法治意识，严守海关监管规定，切莫因“贪图便利”或“蝇头小利”触犯刑事法律。
包头钢苑刑事律师团队是包头专业律师团队，由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教授张万军博士领衔组成，擅长重大、疑难、复杂的刑事案件的辩护与代理，成功办理一系列重大有影响力的职务犯罪、经济犯罪及刑民交叉案件。团队秉持专业、精英、品牌的发展思路，推行刑事辩护的标准化、规范化和精细化，致力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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