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万军，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教授，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本案基本事实及裁判观点
本案中，申诉人刘某某因一起故意杀人案件，不服两级法院的原审裁判，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诉。原审法院审理查明，刘某某与被害人郝某某曾合伙经营，后二人因合伙事宜产生经济纠纷，矛盾未能妥善化解。争执过程中，刘某某持刀捅刺郝某某，最终造成郝某某死亡的严重后果。
原审法院结合在案证据，包括公安机关出具的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汇款凭证等书证，证实案件相关事实及双方经济往来；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法医物证鉴定意见书等鉴定意见，明确了郝某某的死亡原因及致伤工具；证人郝某甲、郝某乙（均作隐私化处理）等人的证言，佐证了案发经过；加之刘某某本人的供述，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最终认定刘某某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依法作出判决。刘某某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裁定，维持原判。
刘某某仍不服，以“原审裁判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未考虑法定、酌定等从宽情节，应定性为故意伤害罪，并依法改判缓刑”为由，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请求启动再审程序，改变原审定罪量刑结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经全面审查后认为，原审裁判认定刘某某犯故意杀人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针对刘某某的申诉理由，法院逐一作出回应：关于定性问题，刘某某事先准备刀具，因索款未果捅刺被害人头部、胸部等人体要害部位，主观上具有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客观上造成被害人死亡，符合故意杀人罪构成要件，定罪并无不当；关于量刑情节，双方的经济纠纷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被害人过错，不能作为减轻刑事责任的理由，且原审已充分考虑本案系民间矛盾引发、刘某某系初犯、偶犯、有自首情节，量刑时已予以从轻，刑罚在法定幅度内，并无不当；关于证据采信，原审证人证言均经庭审质证，来源合法，与书证、鉴定意见、刘某某供述相互印证，形成完整证据链，刘某某所提案发环境恶劣影响证人辨别力的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刘某某的申诉理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的再审条件，法院依法驳回其申诉，并希望其服判息诉。
案例来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26）新刑申15号驳回申诉通知书
本案完整裁判要旨：原审裁判认定申诉人刘某某犯故意杀人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刘某某所提“原审裁判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未考虑法定、酌定等从宽情节，应定性为故意伤害罪，并依法改判缓刑”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其申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的再审条件，予以驳回。望刘某某服判息诉。
二、法理拆解：故意杀人与故意伤害的核心区别及定性关键
作为长期深耕刑事辩护领域的律师，同时身为法学教授，结合本案裁判逻辑，我想重点拆解大家最易混淆的两个问题——故意杀人罪与故意伤害罪的核心区别，以及本案为何最终定性为故意杀人罪，而非刘某某主张的故意伤害罪。这也是司法实践中，此类暴力犯罪案件最常见的争议焦点，厘清这一边界，能帮助大家更清晰地理解法律对不同暴力行为的评价标准。
很多人误以为，只有“蓄意谋划、明确想杀死对方”才构成故意杀人罪，而“只是想伤害对方，没想到致人死亡”就是故意伤害罪，这种理解过于片面。事实上，区分二者的核心，不在于行为人是否“蓄意谋划”，而在于主观故意的内容和客观行为的指向——故意杀人罪的主观故意是“非法剥夺他人生命”，故意伤害罪的主观故意则是“损害他人身体健康”，二者的本质区别的是行为人对被害人死亡结果的态度和预期。
结合我国刑法规定及司法实践，判断行为人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还是故意伤害罪，主要看两个核心要点：一是主观意图，二是客观行为，二者结合才能作出准确认定。主观意图无法直接窥探，只能通过客观行为来推定，而本案中，刘某某的两个行为，直接决定了其行为性质属于故意杀人，而非故意伤害。
第一个关键行为是“事先准备刀具”。从司法实践来看，事先准备凶器，尤其是刀具这类具有致命性的工具，本身就能反映出行为人主观上具有一定的暴力倾向，且对行为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有一定预期。如果只是想单纯伤害对方，大多是临时起意，使用现场随手可得的物品，而非事先专门准备刀具。本案中，刘某某事先准备刀具，说明其对与被害人的争执可能升级为暴力冲突有预判，且主观上已做好使用暴力的准备，这为推定其具有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提供了重要依据。
第二个关键行为是“捅刺要害部位”。人体的头部、胸部、心脏等部位，属于要害部位，这些部位受到致命伤害后，极易导致死亡结果的发生。行为人选择捅刺这些部位，足以推定其主观上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导致被害人死亡，且对这一结果持放任甚至追求的态度，这正是故意杀人罪的主观核心特征。反之，如果行为人只是捅刺四肢等非要害部位，即使最终因伤情过重导致被害人死亡，大多也会被认定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因为其主观上没有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只是对伤害结果有预期。
本案中，刘某某因合伙经济纠纷索款未果，持刀捅刺被害人头部、胸部等要害部位，最终造成被害人死亡，这一行为完全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刘某某主张应定性为故意伤害罪，本质上是混淆了两种罪名的主观故意边界——他可能认为自己“只是想教训对方”，但法律上对主观故意的认定，不是以行为人自己的辩解为准，而是以其客观行为为依据。正如最高人民法院相关指导意见所明确的，判断罪名需结合行为动机、使用工具、打击部位等综合判断，本案中刘某某的行为，足以认定其主观上具有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原审定性并无不当。
此外，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与故意杀人罪的量刑差异极大。根据我国刑法规定，故意杀人罪一般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而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二者的量刑梯度不同，核心就是因为主观故意的内容不同——故意杀人罪对生命权的侵犯更为直接，主观恶性更大，因此法律对其惩处也更为严厉。刘某某主张定性为故意伤害罪，本质上是希望减轻自身刑罚，但这一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三、焦点辨析：从宽情节的适用边界与申诉的法律底线
本案中，刘某某的另一项核心申诉理由是“原审未考虑法定、酌定从宽情节，应改判缓刑”，结合本案裁判理由及相关法律规定，我将拆解从宽情节的适用边界，同时普及申诉的法律常识，帮助大家避免类似的法律认知误区。
首先要明确，我国刑法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既依法严惩严重刑事犯罪，也注重对具有从宽情节的被告人从轻、减轻处罚，但从宽情节的适用，必须符合法律规定，并非所有“可同情”的情节，都能成为减轻刑罚的理由，更不能成为改变定罪的依据。
本案中，刘某某主张“未考虑从宽情节”，但法院经审查查明，原审已充分考虑了本案的相关从宽情节。具体而言，本案系因合伙经营产生的民间矛盾引发，并非刘某某蓄意报复、无故行凶，这类因民间矛盾引发的犯罪，本身就属于酌定从宽情节；同时，刘某某系初犯、偶犯，且有自首情节，这些都是法定或酌定的从宽情节，原审法院在量刑时已予以充分考量，所判刑罚在故意杀人罪的法定量刑幅度之内，量刑适当，不存在“未考虑从宽情节”的问题。
这里需要特别澄清一个常见误区：民间矛盾引发的犯罪，不等于“被害人有过错”，更不等于可以减轻刑事责任。本案中，刘某某与被害人的经济纠纷，属于民事纠纷范畴，双方均有合理的救济途径，比如协商、调解、诉讼等，刘某某不能因为经济纠纷未解决，就采取暴力手段伤害他人。这种经济纠纷，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被害人过错”——刑法中的被害人过错，是指被害人实施了违法或不当行为，直接引发了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比如被害人先对被告人实施暴力、侮辱等行为，而本案中，被害人并未实施任何违法或不当行为，双方的经济纠纷只是犯罪的诱因，不能成为刘某某减轻刑事责任的理由。
其次，刘某某主张“应改判缓刑”，这一主张同样不符合法律规定。根据我国刑法规定，缓刑的适用条件是“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同时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而故意杀人罪的法定最低刑是三年有期徒刑，且本案中刘某某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的严重后果，属于犯罪情节严重，显然不符合缓刑的适用条件，即使有自首、初犯等从宽情节，也不能适用缓刑。刘某某的这一主张，本质上是对缓刑适用条件的误解，缺乏法律依据。
最后，结合本案，我想谈谈申诉的法律底线。申诉是当事人的合法权利，我国刑事诉讼法赋予当事人对生效裁判不服时，提出申诉、请求再审的权利，但申诉必须以事实和法律为依据，符合法定的再审条件，不能无理由、无证据地反复申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当事人的申诉只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才应当启动再审：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依法应当予以排除，或者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的；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的时候，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本案中，刘某某提出的申诉理由，均不符合上述再审条件：原审认定事实有充分证据证实，不存在事实错误；证据经庭审质证，形成完整链条，不存在证据不足或非法证据的问题；原审定性准确、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不存在程序违法或审判人员枉法裁判的情形。因此，法院依法驳回其申诉，既是维护司法裁判的权威性，也是践行“有错必纠、无错不纠”的司法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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