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万军，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教授，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吴某某（原审被告人）与被害人郑某某系邻居，同住河南省鹤壁市淇滨区某家属院同一单元，二人此前因电动车停放、地下室物品存放等琐事多次发生纠纷，矛盾逐渐积累。2024年12月8日晚上，郑某某认为吴某某故意将自行车停放在其地下室门口堵门，便找到吴某某的父亲进行劝说，吴某某得知此事后，在楼道内对郑某某进行谩骂，郑某某未予回应。
次日上午8时30分许，郑某某听到吴某某外出归来的声音，便通过微信联系同单元二楼住户张某（邻居）下楼，二人见到吴某某后，故意骂称有人将张某的自行车放在郑某某地下室门口挡路，正在上楼的吴某某认为二人是在辱骂自己，随即与二人发生争吵。吴某某的母亲陈某听到争吵声后，从四楼家中下楼寻找吴某某，随后张某、郑某某与吴某某、陈某在二楼半至三楼的楼梯处继续争执，争执过程中张某上前拽住吴某某，双方随即发生肢体冲突。
打斗期间，吴某某持刀捅刺郑某某，造成郑某某左肘外侧、左肘后侧及左大腿受伤，郑某某当即倒在二楼半平台处。邻居李某发现后，立即拨打110报警电话和120急救电话，郑某某经抢救无效死亡。经司法鉴定，郑某某系被单刃刺器刺破股动脉、股静脉，导致大出血死亡；吴某某的损伤程度为轻微伤。另查明，吴某某持刀捅刺郑某某后，离开现场骑电动车外出，途中将作案所用刀具及电动车挡风被丢弃，后返回自家，被民警抓获归案。
河南省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本案后，认定吴某某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一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结合案件事实及证据，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判决吴某某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同时判决吴某某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郑某某近亲属）丧葬费42792元，驳回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其他诉讼请求。
宣判后，附带民事判决部分无上诉，已发生法律效力；吴某某对刑事判决部分不服，提出上诉，其上诉理由及辩护人辩护意见为：本案系邻里纠纷引发，被害人郑某某对案件发生存在重大过错，吴某某的行为属于防卫行为；吴某某自愿认罪认罚，积极赔偿被害人近亲属经济损失，原判量刑过重，请求从轻处罚。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讯问被告人、听取辩护人意见后，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证据与原判一致，证据经原审当庭举证、质证，查证属实，法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二审期间，吴某某委托其亲属与被害人近亲属就民事赔偿达成协议，足额赔偿了被害人近亲属的各项经济损失，被害人近亲属对吴某某表示谅解，该协议经法院审核，系双方自愿签订，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确认。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综合审理后认为，吴某某的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依法应予惩处。鉴于本案系邻里纠纷引发，被害人郑某某对矛盾激化存在一定责任，且二审期间吴某某赔偿被害人近亲属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依法可对其从轻处罚。原判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对吴某某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自愿认罪认罚、积极赔偿、请求从轻处罚”的意见予以采纳，对其他上诉意见不予采纳。最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原审判决中对吴某某的定罪部分；撤销原审判决中对吴某某的量刑部分；改判吴某某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刑期自2024年12月10日起至2039年12月9日止）。
案例来源：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26）豫刑终13号
本案完整裁判要旨：1.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吴某某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一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原审法院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2. 吴某某主张其行为构成正当防卫的意见不能成立，经查，吴某某与被害人郑某某素有纠纷，案发时双方先发生争吵，后升级为肢体冲突，主观上均有侵害对方的故意，属于互殴性质；郑某某实施的系一般性徒手打斗，未对吴某某的生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吴某某持刀捅刺被害人，主观上积极追求伤害结果，不符合正当防卫的构成要件。3. 被害人郑某某对本案矛盾激化具有一定责任，但不构成重大过错，原判及二审均予以确认。4. 二审期间，吴某某委托亲属与被害人近亲属达成赔偿协议，足额赔偿损失并取得谅解，结合本案系邻里纠纷引发的情节，依法可对其从轻处罚，原审量刑过重，二审予以改判。5. 吴某某自愿认罪认罚，积极赔偿被害人近亲属经济损失的意见成立，予以采纳；其他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
本案中，吴某某及其辩护人核心的上诉理由之一，就是主张吴某某的行为构成正当防卫，而非故意伤害，但二审法院最终驳回了这一意见，认定双方系互殴性质。这一争议点，也是司法实践中邻里纠纷引发的伤害案件中最常见的分歧，很多人都存在一个误区：“只要对方先动手，自己的反击就是正当防卫”，但事实上，正当防卫与互殴有着明确的法律边界，不能仅凭“谁先动手”来判断。
作为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律师、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教授，张万军结合本案及相关法律规定，对二者的边界进行了通俗解读：“正当防卫的核心是‘被动防卫’，是为了制止正在发生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必要反击，而互殴则是双方主动发起的对抗，双方主观上都有伤害对方的故意，本质上都是不法侵害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正当防卫的构成必须同时满足五个要件：一是存在真实的不法侵害；二是不法侵害正在进行；三是防卫目的是为了保护合法权益，制止不法侵害；四是防卫行为针对的是不法侵害人本人；五是防卫行为没有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而互殴的核心特征的，是双方均有侵害对方的故意，均主动实施加害行为，不存在一方“制止不法侵害”的正当目的，双方的行为均具有违法性。
具体到本案，张万军进一步分析：首先，吴某某与郑某某素有矛盾，并非突发的不法侵害，而是长期积怨后的冲突升级。案发当天，郑某某与邻居张某故意用言语挑衅吴某某，引发争吵，随后张某主动拽住吴某某，双方进而发生肢体冲突，这一过程中，双方均有争执、对抗的故意，并非一方单纯遭受不法侵害、被动反击。其次，郑某某一方实施的是一般性徒手打斗，仅造成吴某某轻微伤，并未对吴某某的生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不存在“不法侵害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情形。
“吴某某在遭到徒手殴打后，掏出随身携带的刀具捅刺郑某某，这一行为并非‘被动防卫’，而是主动使用足以剥夺他人生命的凶器实施加害，主观上是积极追求伤害结果的发生，而非为了制止对方的不法侵害。”张万军强调，根据相关指导意见，对于显著轻微的不法侵害，行为人在可以辨识的情况下，直接使用足以致人重伤或者死亡的方式进行制止的，不应认定为防卫行为；不法侵害系因行为人的重大过错引发，行为人在可以使用其他手段避免侵害的情况下，仍故意使用足以致人重伤或者死亡的方式还击的，也不应认定为防卫行为。
本案中，吴某某在与郑某某、张某发生肢体冲突时，完全可以选择躲避、呼救等方式避免冲突升级，但其却直接持刀捅刺被害人，造成被害人死亡的严重后果，其行为显然超出了“正当防卫”的范畴，符合故意伤害罪的构成要件。二审法院认定双方系互殴、吴某某构成故意伤害罪，定性准确，符合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惯例。
张万军提醒，日常生活中，邻里之间难免发生矛盾，遇到争执时，一定要保持克制，优先选择协商、报警等合法方式解决，切勿冲动行事、升级冲突。尤其要注意，“对方先动手”并不等于“自己可以随意反击”，一旦反击行为超出必要限度，或者主观上具有伤害对方的故意，就可能构成故意伤害罪，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司法实践中，对于因琐事发生争执，双方均不能保持克制而引发打斗的，一般会认定为互殴，双方均需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不存在“谁先动手谁就理亏、后动手就是正当防卫”的简单逻辑。
此外，本案中还有一个细节值得关注：吴某某家中被搜查出17把刀具，虽然这些刀具并非全部用于作案，但结合其案发时持刀捅刺被害人的行为，也能从侧面印证其主观上具有一定的暴力倾向，这也是法院在量刑时考量的因素之一。这也警示广大群众，家中存放刀具应妥善管理，切勿随身携带刀具，避免在冲突中因一时冲动使用刀具，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本案的另一核心焦点，是被害人郑某某是否存在重大过错，以及吴某某二审期间的赔偿谅解行为，为何能让其刑期从无期徒刑改为有期徒刑十五年。这两个问题，直接关系到量刑的轻重，也是司法实践中故意伤害案件量刑时的重要考量因素，很多当事人及家属都不清楚“被害人过错”“赔偿谅解”到底能对量刑产生多大影响，甚至误以为只要赔偿了就能从轻处罚，或者只要被害人有过错，自己就可以减轻罪责。
针对这一问题，张万军结合本案及法律规定，进行了详细解读。首先，关于被害人过错的认定，法律上的“被害人过错”，并非简单的“被害人有不当行为”，而是指被害人的行为对案件的发生、矛盾的激化具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之间存在直接关联。根据司法实践，被害人过错分为“一般过错”和“重大过错”，二者对量刑的影响程度不同：重大过错通常会导致被告人减轻处罚，而一般过错则仅作为量刑的酌定从轻情节，影响相对较小。
具体到本案，吴某某及其辩护人主张“被害人存在重大过错”，但二审法院仅认定被害人“对矛盾激化具有一定责任”，并未认定为重大过错。张万军分析，这是因为：案发前，吴某某与郑某某因电动车停放、自行车堵门等琐事发生纠纷，双方均有不当行为——吴某某曾因琐事在楼道内谩骂郑某某，郑某某也存在故意挑衅、主动引发冲突的行为，但这些行为均不属于“重大过错”。重大过错通常是指被害人实施了严重的不法侵害行为，如长期虐待、暴力殴打被告人，或者故意挑衅、侮辱被告人，导致被告人忍无可忍而实施犯罪，而本案中，郑某某的行为仅系一般性的言语挑衅和徒手打斗，并未对吴某某的合法权益造成严重侵害，因此仅能认定为“一般过错”，对量刑的影响有限。
“原判已经认定被害人对矛盾激化具有一定责任，二审法院予以认可，这一情节本身就是对吴某某的酌定从轻考量，但不足以构成‘重大过错’，不能以此为由大幅减轻其罪责。”张万军补充道，司法实践中，认定被害人是否存在重大过错，需要结合案件具体情况，综合考量被害人行为的性质、程度、与犯罪行为的关联度等因素，不能仅凭被告人的主张就予以认定，必须有充分的证据予以支撑。
其次，关于赔偿谅解对量刑的影响，这是本案二审改判的关键因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犯罪分子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取得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谅解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对于因民间纠纷引发的犯罪，犯罪情节不是特别恶劣，被告人积极赔偿并取得谅解的，从轻处罚的幅度可以适当加大。
本案中，吴某某一审期间仅被判决赔偿被害人近亲属丧葬费42792元，未足额赔偿全部经济损失，也未取得被害人近亲属谅解，因此一审法院判处其无期徒刑；而二审期间，吴某某委托其亲属与被害人近亲属达成赔偿协议，足额赔偿了各项经济损失，被害人近亲属出具了谅解书，对吴某某表示谅解，这一行为符合“积极赔偿并取得谅解”的法定从轻情节，也是二审法院对其从轻处罚、改判有期徒刑十五年的核心原因。
张万军进一步解释：“赔偿谅解之所以能影响量刑，核心是因为这种行为体现了被告人的认罪悔罪态度，能够弥补被害人近亲属的经济损失和精神创伤，化解双方的矛盾，实现案结事了人和，符合司法实践中‘法理情统一’的办案原则。”但需要注意的是，赔偿谅解并非“万能的”，不能仅凭赔偿谅解就免除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其适用前提是被告人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且赔偿谅解是被告人自愿、主动实施的，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如果被告人是被迫赔偿，或者赔偿后仍不认罪悔罪，那么也不能作为从轻处罚的情节。
结合本案来看，吴某某对故意伤害的基本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自愿认罪认罚，二审期间积极赔偿并取得谅解，同时本案系邻里纠纷引发，被害人对矛盾激化有一定责任，这些情节叠加在一起，二审法院依法对其从轻处罚，将无期徒刑改判为有期徒刑十五年，既符合法律规定，也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此外，张万军还结合相关法律规定，解读了本案中量刑调整的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原审法院判处吴某某无期徒刑，符合该条款的规定；而二审法院结合吴某某的认罪悔罪态度、赔偿谅解、被害人过错等情节，将其刑期改判为十五年有期徒刑，也在法定量刑幅度内，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既惩处了犯罪行为，又考虑到案件的具体情节，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同时，张万军提醒，对于被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罪犯，在刑罚执行期间，若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或立功表现的，可依法减刑，但减刑有严格的条件和幅度限制。就本案而言，吴某某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属于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根据相关规定，执行二年以上方可减刑，一次减刑不超过一年有期徒刑，两次减刑之间应当间隔一年六个月以上，且实际执行的刑期不能少于原判刑期的二分之一，即不少于七年六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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