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沃野千里，实乃蕴藉施展抱负之壤，藏器于身者，皆可于此得遂其志。在包头这座草原文明与工业文明交相辉映的城市，有一位来自江苏的法律人始终行走在法理与实践之间——他既是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系法学教授，也是法庭上唇枪舌剑的刑事辩护专家；既埋首故纸堆梳理中华法系边疆法治发展脉络，又躬身商会间护航营商环境。他就是张万军教授，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一位在多重身份中践行“法者，治之端也”理念的当代法律人。
“法理之树，需植根于历史沃土。”在他的办公室书柜中立着整排法律史典籍，从《唐律疏议》到《大清律例》，底蕴厚重。作为深耕中华法系的学者，他始终坚信，当代法治建设的智慧，藏在历史的肌理之中。这种“以史为鉴”的治学理念，恰与先贤“彰往察来”的治史精神一脉相承。
多年前，一次土默特左旗档案馆的调研经历，让张万军锚定了北方边疆法律史的研究方向。一卷卷清代归化城土默特司法档案，记载着中华北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也蕴藏着基层司法官吏司法智慧。此后数载，他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代国家法在内蒙古蒙汉杂居地区的适用研究》。该最终研究成果以数百件一手档案为基石，近四十万字，以宏大视野展现了清代国家法在边疆的贯彻与落实，还原了清代国家法在边疆地区的适用司法图景。他先前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清代乾隆朝归化城土默特刑案研究》一书，以百件刑案为棱镜，剖析了案件从受理到判决的全流程，将大清律例、蒙古律例与基层司法官吏司法智慧交织互动娓娓道来。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负责人，他还带领团队梳理北方民族汉文法律文献，为中华法系研究筑牢史料根基。
若说学术研究是张万军的“静功”，那么司法实践便是他的“动势”。从讲台走向法庭，他始终以“守护权益、厘清是非”为己任，将学术智慧转化为护民利器。在刑事辩护领域，他办理的诸多重大疑难案件，既彰显法理刚性，又饱含司法温度。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一起改判死刑为死缓的贩卖毒品案。一审判决下达后，被告人亲属找到张万军时已近绝望。接手案件后，他并未局限于案卷材料，“法者，仁之端也。”上诉阶段，他在辩护词中融入中华法系“情理法”平衡理念，论证司法裁判既要守法律底线，更要循人情事理。庭审中，他逻辑严密地阐述案件特殊情节，提出“死刑适用当兼顾惩罚与教化”的观点，最终二审改判死缓。这一判决，既维护了法律威严，更彰显了司法的人道主义色彩。在一起夫杀妻案中，张万军教授主张，中华法系素有“礼法合治”传统，本案裁判需承继此智慧，平衡法律正义与家庭伦理。司法坚守罪刑法定底线的同时，对家庭成员间的特定犯罪从宽考量，正是对人伦秩序的尊重，契合现代法治精神，也与《民法典》“树立优良家风”立法导向同频。最终该案被告人被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而在一起非法持有枪支案件中，张教授强烈抨击法检的机械司法之弊，认为公诉机关移送该案看似恪守规范，实则背弃中华法系情理法交融传统，司法绝非仅守形式合法底线，更需循天理、合国法、顺人情，此乃古今司法共识。
在经济犯罪辩护领域，他同样展现出深厚功力。一起涉及企业家的经济犯罪系列案中，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界限模糊，处理难度极大。张万军敏锐抓住“法秩序统一性”核心，深入剖析涉案行为的民事合同基础，指出“民事合法行为不应轻易入刑”。他以精细的法理分析，厘清了民刑交叉案件的法律适用规则，多轮庭审中据理力争。最终，检察机关采纳其观点，对企业家作出不起诉决定，为优化营商环境注入法治力量。“辩护不是诡辩，而是以法理为刃，划清罪与非罪的界限。”他这样总结自己的辩护理念。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服务社会。张万军的脚步，从未停留在校园与法庭。作为包头江苏商会会长，他化身“法治桥梁”，为在包江苏籍企业提供全方位法律服务，推动建立“事前预防、事中管控、事后化解”的法律风险防控体系。
多重身份的叠加，让他对法治建设有了更立体的认知。作为包头市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市委政法委执法监督员，他深刻体会到法治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性；作为法学教授，他将实务案例融入课堂“法律人当为法治建设‘添砖加瓦’，而非仅做‘旁观者’。”他常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信念，践行着社会服务的承诺。
二十多载春秋，他以学术为基、以实践为刃、以服务为任，在法理与现实之间走出了一条融合之路。“法不阿贵，绳不挠曲；理不偏私，情不悖法。”这或许就是张万军的人生注脚——一位循法理之道、践司法之术的法律人，在草原钢城书写着属于当代法律人的责任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