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案基本事实及裁判观点
江某春与陈某青原系夫妻关系，于2020年10月9日协议离婚，并签订《离婚协议》，约定婚生子江某林由江某春抚养，但因江某春工作原因，孩子实际随陈某青生活，江某春需每月支付生活费5000元；同时，江某春应于2021年4月30日前向陈某青支付房屋差价款15万元。2022年9月13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变更子女抚养权。后因江某春未足额支付房屋差价款，陈某青诉至法院，要求其支付剩余款项。一审法院认定江某春已支付部分款项，扣除相关费用后，判决其向陈某青支付房款82,222.31元。江某春不服上诉，主张陈某青的请求已超诉讼时效，并称已支付4万元现金及2万元转账未予认定，同时要求剔除疫情封控期间共同抚养孩子的生活费。二审中，江某春提交新证据证明向陈某青转账2万元，陈某青认可并同意扣减。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江某春关于共同生活期间生活费剔除的主张不成立，但基于新证据改判江某春支付房款62,222.31元。（案例来源：四川省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25）川16民终1028号民事判决书）
裁判要旨：
离婚协议中约定的财产分割条款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应依约履行。
诉讼时效抗辩的成立需以权利人未在法定期间内主张权利且义务人未以行为同意履行为前提；若义务人持续履行付款义务，且款项性质无法明确区分，则诉讼时效抗辩不予支持。
父母对子女的抚养义务不因离婚而免除，离婚协议约定的生活费性质上不同于实际为子女消费的支出，后者不属于法院酌情扣减的范围。
现金支付的主张需由主张方承担举证责任，未能提供有效证据的，法院不予采信。
二审中出现新证据且对方认可的，法院可在查清事实后直接改判。
二、诉讼时效与证据规则在离婚协议纠纷中的适用
本案中，江某春主张陈某青的请求已超过三年诉讼时效，因其应于2021年4月30日前支付房屋差价款，而陈某青直至2025年3月才提起诉讼。但法院未支持该抗辩，理由在于江某春在约定付款期限后仍持续向陈某青转账，且未明确款项性质。根据《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八条，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权利受损时起算，但若义务人以行为表明同意履行义务，则时效中断。本案中，江某春的持续转账行为使陈某青有理由相信其仍在履行协议义务，故时效未届满。这一认定体现了诉讼时效制度的立法本意：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而非纵容义务人逃避债务。
证据认定方面，江某春称已支付4万元现金，但未能提供收据、证人证言等证据，法院依据“谁主张，谁举证”规则，认定其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此外，二审中江某春提交的2万元银行转账凭证因陈某青认可，法院直接予以采信并改判。这凸显了证据在民事纠纷中的核心地位：书面凭证、转账记录等客观证据的证明力远高于口头主张。尤其在离婚财产纠纷中，双方关系破裂后经济往来易生争议，保留清晰证据链至关重要。
从法理看，本案裁判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三十五条，即离婚协议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履行中争议应优先依协议内容处理。同时，《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的举证责任分配，在此类案件中平衡了双方权益，避免一方以“口头支付”等模糊主张损害协议稳定性。
三、抚养义务与协议履行的法律界限
江某春上诉要求剔除疫情封控期间共同抚养孩子的生活费，主张此期间其实际与陈某青共同照顾子女，并承担开销。法院未支持该主张，核心在于区分了“法定义务”与“协议约定”。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八条，父母对子女的抚养、教育、保护是法定义务，不因离婚而免除。但离婚协议中约定的生活费是双方对抚养义务的具体化，具有契约性质。江某春为子女购物、游玩等支出，属于履行法定义务，不能直接抵销协议约定的生活费。
本案中，双方在《离婚协议》明确约定“江某林随女方生活期间，由江某春每月支付生活费5000元”，直至2022年9月补充协议变更抚养权。该约定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三条关于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的规定。江某春虽举示陪伴子女的消费记录，但未能证明与陈某青形成了“共同生活”事实，或协议约定因情势变更失效。法院的认定维护了离婚协议的严肃性：一旦协议生效，双方应严格履行，单方不得以“实际支出”为由任意变更。
从社会效果看，本案裁判强调了离婚协议的法律效力，有助于减少“离婚后纠纷”。尤其在疫情等特殊时期，父母对子女的关爱虽值得肯定，但不能混淆法定义务与约定责任。若允许以“共同抚养”为由随意扣减生活费，可能助长一方逃避协议义务，损害子女及另一方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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