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案基本事实及裁判观点
2017年3月，郭某其在伐树时被砸伤，被紧急送往河南省夏邑县某医院抢救。因家属不在场，同行人员联系了村主任杜某民。医生告知伤情危急需立即手术，同行人员因文盲无法签字，杜某民遂在《麻醉协议书》和《手术治疗知情同意书》上签字。术后郭某其因病情恶化转院，遗留偏瘫残疾。经鉴定，医院诊疗存在过错并已赔偿郭某其损失。郭某其另行起诉杜某民，认为其擅自签字导致救治不当，索赔10万元。
法院经两审均驳回郭某其诉求。核心裁判观点如下：杜某民签字系在患者生命垂危、家属缺席的紧急情况下，为促成及时救治所为，属善意施助，无侵害故意。其签字行为未违反医疗法规关于“关系人”在紧急情况下可代为同意的规定。生效判决已确认损害后果系医院诊疗过错直接导致，与杜某民签字行为无法律上的因果关联。故杜某民不符合侵权责任构成要件，无需担责。
（案例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郭某其诉杜某民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案，入库编号：2025-07-2-001-001）
二、法理分析：紧急救助中“关系人”签字的责任边界
作为长期关注医患纠纷的律师，我认为本案裁判要旨精准划定了善意救助行为的法律免责空间。其法理逻辑可拆解为三层：
（一）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的刚性约束
《民法典》第1165条（原《侵权责任法》第6条）确立的过错归责原则，要求侵权行为必须同时具备违法性、损害事实、因果关系、主观过错四要件。本案中，杜某民的签字行为被法院定性为“紧急避险”性质的善意介入：
首先，违法性排除。在患者生命权面临紧迫危险时，法律允许突破近亲属签字惯例，由现场关系人（如村委会负责人）代为决策。《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33条对此留有制度弹性，杜某民作为唯一具备签字能力且与患者存在社会管理关联的主体，签字具有程序正当性。
其次，主观过错排除。其签字动机纯粹为避免延误抢救，与“疏忽大意”或“轻信可避免”的过失形态截然不同，更无侵害故意。
最后，因果关系切断。医学鉴定已锁定医院操作过错为损害主因，杜某民的签字仅是启动治疗的“程序开关”，与医疗技术实施无实质关联。法律不要求善意行为人对不可预见的第三方过错买单。
（二）“关系人”的注意义务标准
裁判要旨强调签字人需“尽到与处理自己同一事务时相当的注意义务”，此系关键免责前提。杜某民的行为符合三项合理标准：
首先，信息核实义务。其到达医院后听取医生对伤情及手术必要性的说明，并基于现场紧迫性作出判断，已尽基本核查责任。
其次，替代方案评估。在无家属且同行人员无签字能力的情形下，其签字是唯一可行方案，符合“最小损害原则”。
最后，无利益冲突。作为村委会主任，其签字动机是履行基层组织对村民的帮扶职责，不存在从中牟利或损害患者的意图。
若杜某民隐瞒家属联系方式、或拒绝医院联系家属尝试，则可能构成注意义务违反。但本案无此情节。
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律师、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教授 张万军指出，本案终审判决于2020年作出，恰在《民法典》设立“好人条款”（第184条）前夕，其裁判理念与立法精神高度契合。在黄金抢救期，法律应优先支持“救命”而非“究责”。苛求签字人身份或程序完美，将迫使医院陷入“无签字不手术”的伦理困境，最终损害患者根本利益。对非专业人员在紧急状况下的合理介入给予责任豁免，可消除公众施助顾虑。试想若村主任因签字被判赔，今后谁还敢为孤寡患者、外来务工者等群体挺身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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