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G某的委托，指派我们担任其辩护人。在接受委托后，辩护人通过查阅案卷材料，并会见被告人。现辩护人依据事实与法律，发表如下辩护意见，请合议庭采纳。
一、首先，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G某犯有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罪名不持异议。
二、其次，辩护人认为被告人G某在共同犯罪中作用较小，地位较次，应认定为从犯。
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的共同故意犯罪。这里的“二人”既包括自然人，也包括单位。单位可以与自然人构成共同犯罪，得到了刑法学界的普遍认同。本案中，某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和G某均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共同犯罪。按照我国《刑法》第27条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结合本案基本案情，辩护人认为被告人G某在共同犯罪中作用较小，地位较次，应认定为从犯。理由如下：
（一）从犯意及参与共谋的程度的角度加以判断
1、被告人G某在2011年12月26日打款过程中，并不知情2000万元款项来源与性质。
根据田某第一次的询问笔录（卷二第156页）：“我没有告诉G某这2000万元的来历，我只是让G某帮忙把钱先打到他的卡上，后又让G某帮忙把钱转给T某，G某不知道这2000万元是什么钱。”G某讯问笔录（卷八第127页）：“田某给我打电话说T某和他借钱，所以田某让我将这2000万元转给T某。”
综上，G某所有借据的签署全都是受田某的指示，G某并不知道此笔款项属于违法所得。G某只是受田某之托处理此事，被告人G某在2011年12月26日打款过程中，并不知情2000万元款项来源与性质。
2、G某受田某的指使更换借款合同过程中，G某也不是犯意提起者和共谋者。
根据田某的讯问笔录（卷二第160页）：“和T某说补签一个合同之后，我在办公室亲自拟定了这份借款合同。合同拟定前我也找过李智洋，让他帮助找一下W某……合同拟好后，我就打电话找W某，在电话里我跟W某说，你们那2000万我怕出事，你抽空到我家与T某补签一个借款合同，W某表示同意。让T某和和W某签个合同，让G某当个中间人。”
按照田某的供述，田某是和T某协商好补签合同，即共谋策划此事后，G某最后才知道的更换合同之事。从G某与W某之间知道此事先后顺序来说，G某最后才知道的更改合同之事，G某不是更换借款合同造意者，也没有参与共谋或者策划此事。
（二）从行为人对整个犯罪过程的控制程度判断，G某属于一个“木偶”的角色，在整个掩饰、隐瞒犯罪过程中作用最轻。
本案中，G某是受他人的指使而参与到掩饰、隐瞒违法所得的犯罪行为之中。至于钱款最终由谁使用，完全听从他人的安排。G某与T某签订借条的问题，全部都是由田某、T某等人商量并拟好借据，G某只是经田某授意后在借据上签订了自己的名字。单纯被动听从田某等人的指示，G某对整个犯罪过程没有任何能力控制。
而某公司作为赃款的接收方和控制方，从其开始接受涉案赃款之日起，便可对整个犯罪过程进行完全控制。这种控制表现为参与对掩饰、隐瞒违法所得共谋，对赃款的控制及支配。而G某在整个犯罪过程中其本身处于一个“木偶”的角色，在整个掩饰、隐瞒犯罪过程中作用最轻。
（三）从行为人是否为主要的实行行为者进行判断，某公司是掩饰、隐瞒犯罪主要实行者。
本案被告人掩饰、隐瞒数额达2000万元，在整个掩饰、隐瞒犯罪过程中，某公司起到了主要的实行行为者角色。本案中，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表现方式主要体现为账目上的掩饰。而某公司为达到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目的，通过修改财务账明细科目将出借人由被告人G某修改为W某，从而完成了掩饰、隐瞒犯罪主要犯罪行为。因此，某公司是掩饰、隐瞒犯罪主要实行者。
综上所述，在本案中，从客观构成要件来讲某公司客观上与G某分工协作，某公司在T某指使下负责财务账目修改工作，G某在T某与田某要求下被动签字，某公司在整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过程中具有行为总体性、组织性与共同性；其次从主观要件来讲，T某在与田某协商换据事宜完毕后，G某最终参与此事宜，某公司主观上与G某在换据时，其知道换据主要目的是为掩饰隐瞒田某犯罪所得，某公司主观上与G某具有主观犯罪的共同故意。至于公诉人在抗辩时所提出的本案被告人T某没有指使G某犯罪，故不够成共同犯罪， 辩护人认为，按照共同犯罪理论，被告人从犯意上指使其他被告人不是共同犯罪必备构成要件。故公诉人的抗辩观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结合本案，被告人G某作用最小，仅仅在田某与某公司指示下，充当一个被他人牵线“木偶”角色。因此，在某公司与G某共同犯罪中，被告人G某应当被认定为从犯。
同时，辩护人需要提醒合议庭的是，按照最高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在入罪标准上，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并没有区分单位与个人不同立案标准，及单位和个人的入罪标准是一样的。同时，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按照上述规定，在该罪量刑标准上上，不存在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量刑要比自然人轻的逻辑结论。因此结合本案，即使被告人G某与T某在共同犯罪中不区分主从犯，即两人作用相当，在本案中，T某与G某量刑上应是一致的。只有如此，才能体现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最终落实刑法量刑均衡之基本原则。
三、被告人G某有如下法定或酌定量刑减轻或从轻情节。
1、被告人G某没有前科，一贯表现良好，系初犯、偶犯。
被告人犯罪前表现良好，无犯罪与违法记录。此次犯罪属于初次犯罪，主观恶性不深，请法庭在量刑时予以考虑。
2、被告人G某自愿认罪、悔罪态度好，具有“坦白”这一从轻处罚情节。
被告人G某对指控的基本犯罪事实无异议，并自愿认罪，这一态度是应当加以肯定的。在被告人G某案发归案后，全面如实地供述了自己的全部罪行，彻底坦白。可见，被告人G某确有自愿认罪、悔罪的表现。是符合“坦白”这一从轻处罚情节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
3、被告人G某没有从犯罪中获利。
本案中，被告人G某受田某指示用提前预支利息款购买了一辆宝马牌轿车，当时田某亲自去宝马4S店挑选好车辆，并且谈好价格后通知被告人G某到4S店付款。虽然田某让把该车的户上在被告人G某的名下，但是该车一直由田某使用，该车的实际所有人为田某而非G某。因此，被告人G某没有从犯罪中获利。
4、本案的赃款已经全部被追回。
以上辩护意见，恳请合议庭量刑处罚时充分考虑。请贵院综合考虑被告人G某良好的认罪、悔罪态度，且其系初犯、偶犯，同时涉案绝大部分损失已经全部追回等情况，酌情对其予以从轻、减轻处罚。
以上辩护意见，望合议庭合议时予以采纳。
此致
某区人民法院
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万军
2016年6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