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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律师张万军教授讲解猥亵儿童案件中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区分 ——以人民法院案例库相关案例为分析样本

2026-11-06 11:40 次阅读

张万军教授(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教授、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

同一个动作,可能落在两部规范的射程之内。抚摸儿童小腹几秒钟,是治安管理处罚法上的猥亵,还是刑法上的猥亵儿童罪?向儿童发送一张淫秽图片,是行政违法,还是犯罪?此类问题在办案中并不罕见,且处理结果差别极大:前者最多十五日拘留,后者最低五年有期徒刑。

过去实践中常见的做法,是以“有没有接触”“摸了什么部位”“持续多长时间”作单一判断,标准并不统一。人民法院案例库收录的张某猥亵儿童案(入库编号:2026-14-1-185-001)专门处理这一界限,明确提出综合考察六项因素的方法;柴某殿案(2024-02-1-185-007)则在隔空猥亵领域提醒“不宜一概入刑”。本文以这两件案例为骨干,结合案例库中其他相关判决,说明区分的规范依据、判断因素与常见误区。所引案例均标注入库编号。

一、两条规范的衔接

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三款规定,猥亵儿童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猥亵儿童多人或者多次、聚众猥亵儿童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情节恶劣、造成儿童伤害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猥亵手段恶劣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该款对猥亵儿童罪未设“情节严重”的入罪门槛,只要有猥亵行为,原则上即构成犯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2025年修订,2026年1月1日施行)第五十二条规定,猥亵他人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猥亵精神病人、智力残疾人、不满十四周岁的人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该条修订前为第四十四条,内容基本一致,2026年1月1日之前的案件应适用旧法条号。

两条规范的用语完全相同,都是“猥亵”。差别不在行为描述,而在法律后果,因此界限只能落在可罚性判断上:行为在性质上属于猥亵,但是否达到应予刑事处罚的程度。这一判断的规范出口是刑法第十三条的但书——“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猥亵儿童罪的条文没有为但书留出明显的空间,实务中适用但书应当谨慎,须以情节确属显著轻微为前提,不能以“后果不重”“时间很短”简单出罪。

还有一层差别常被忽略:行政处罚与刑罚的证明标准不同。行政处罚要求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刑事定罪要求排除合理怀疑。因此,证据只能支撑“较大可能发生”的,可以行政处罚;证据足以排除合理怀疑的,才谈得上定罪。既不能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追究,也不能在证据不足时以“先定轻罪”方式消化案件。

两条规范中的“猥亵”含义应当一致。同一个行为,不能在行政程序中被认定为猥亵、在刑事程序中又被认定为“不属于猥亵”,反之亦然。法秩序的统一性要求两法对行为性质的判断保持同一标准,差别只在于可罚程度。这一点在辩护中常被用来攻击“两头得利”的处理:行政机关认定“情节轻微不构成猥亵”,刑事程序却认定构成犯罪,前后结论相互矛盾,应予纠正。

二、区分的基本方法

张某案(入库编号:2026-14-1-185-001)的事实是:被告人张某与十二岁女童李某的父亲系熟人,2023年11月18日零时许,张某明知李某父母不在家,仍进入其家中,见李某躺在床上,先摸其头部,又将手伸进被子抚摸其小腹约五秒,并试图向下抚摸,李某推开并大声警告“别碰我”;张某起身关灯,再次回到床边强行将身体压在盖着被子的李某身上并搂抱,李某推开并警告“再不走就打电话给我爸”;张某到门外待了一会儿又返回,叮嘱不要告诉别人,并要求李某抱自己、加微信,被反复拒绝后才离开。案发后李某产生独处恐惧等创伤反应。法院以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

该案裁判理由提出的判断因素是六项:猥亵行为所侵害身体部位的隐私程度;猥亵方式,如直接触碰身体还是隔着衣裤、是否采取强制手段;猥亵行为持续时间;猥亵行为发生的特定时空环境;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是否实际造成伤害。裁判要旨同时指出,即便身体部位隐私程度一般、持续时间短,但采取强制手段,或者结合特定时空环境与双方关系,反映出行为人主观恶性大,对被害人的性羞耻心冒犯严重,或者严重侵犯其人身安全感,甚至已造成实际心理伤害,具有刑事处罚必要性的,仍应以猥亵儿童罪论处。

在讨论程度之前,须先确认行为在性质上属于猥亵。猥亵的核心是行为人以刺激或满足自己性欲为目的,实施冒犯儿童性羞耻心、侵害其身心健康的行為。主观上的性目的难以直接观察,只能从行为方式、部位、言语、时间、场合、事后表现等外部事实推断;客观上则要求行为具有性的含义,即在社会一般观念看来与性相关。两者缺一,均不构成猥亵。

由此产生一类常见的排除情形:基于医疗、照护、卫生、惩戒、体育指导等正当目的实施的身体接触。给幼儿洗澡、擦药、换衣、把尿,医生检查生殖器,教练纠正动作,教师制止打闹时拉扯,均可能触及隐私部位,但因目的正当、方式适度、无性意味,不属于猥亵。审查时应核对:行为是否确有必要、是否为该目的通常采取的方式、是否有第三人在场、是否超出必要范围与时间。若行为明显偏离该目的,例如以“擦药”为名反复抚摸、以“检查”为名要求儿童脱衣展示,则目的正当的外壳不能成立。

(一)身体部位的隐私程度

部位是最直观的指标,但不是唯一指标。胸部、臀部、生殖器及其周围属于典型的隐私部位,触碰通常直接指向性意义;脸部、手臂、背部、头部则处于日常接触的范围内。吴某某案(2023-02-1-185-007)说明,亲吻脸部在特定条件下同样可以构成猥亵——该案被告人系小学教师,在教室等场所对多名学生实施亲吻脸部等行为,法院认定其行为构成猥亵儿童罪,并因公共场所当众实施而加重处罚,判处有期徒刑八年。

需要强调的是,隔衣触摸隐私部位,与直接触碰并无本质区别。衣物不改变被侵犯部位的性质,也不改变行为对儿童性羞耻心的冒犯。反过来,触碰非隐私部位但伴随明显的性目的,例如反复抚摸大腿内侧并伴有言语挑逗,同样可能构成猥亵。部位只是判断的起点。

(二)行为方式

方式包括三层:接触还是非接触;隔衣还是直接接触;是否采取强制手段。周某案(2025-14-1-185-005)确认,同一物理空间内的非接触行为同样可以构成猥亵:被告人将两名六周岁幼女诱骗至楼梯间,用手机播放淫秽视频,当面裸露下体手淫,并要求被害人模仿视频动作,虽无身体接触,法院仍认定构成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该案裁判要旨指出,只要行为客观上、实质上体现出明显的性的含义,侵害了儿童人格尊严和身心健康,即属刑法意义上的猥亵。

强制手段是重要的加权因素。张某案中,抚摸小腹仅约五秒,部位隐私程度中等,若仅此一个动作,可能只构成治安违法;但被告人在被害人推开、警告后关灯,再次压在身上搂抱,反复纠缠,行为已从“抚摸”转为“压制反抗”,法院据此认定具有刑事处罚必要性。这说明强制不仅指暴力,也包括利用体力、场所优势形成的压迫。

(三)持续时间

持续时间短,不等于情节轻微。司法实践一般不将“几秒”“一瞬间”作为出罪的当然理由,而是把时间与方式、部位、被害人反应结合起来看。反之,持续时间长、反复实施,则加重可罚性。张某某案(2024-18-1-185-001)中,法院对“长期多次”一节因证据不足不予认定,但对已查实的一次猥亵行为仍以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宣告从业禁止。该案提示:一次行为即可入罪,时间长短影响的是量刑,不是罪与非罪。

(四)特定时空环境

时空环境是张某案的关键因素之一:深夜、女童独居、父母不在家、行为人自行进入住宅。这一环境使行为不仅是身体侵犯,更是对儿童安全感的直接冲击。裁判要旨将“严重侵犯被害人人身安全感”与“冒犯性羞耻心”并列,正是着眼于这一点。

相反,若行为发生在白天、开放的公共场合、有他人在场、双方处于正常的照护或教学互动中,且动作短暂,则刑事可罚性明显下降。此时应审查行为是否具有性目的,而非仅凭儿童的一句话入罪。

(五)行为人与被害人的关系

熟人、教师、家教、保安、托管人员、亲属等身份,一方面使行为更容易实施、更难被发现,另一方面使儿童更难反抗、更易产生长期心理影响,通常被认为加重可罚性。蒋某华案(2025-14-1-185-004)中,被告人为幼儿园保安,对三名幼童实施猥亵,法院以猥亵儿童多人加重处罚,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王某显案(2024-02-1-185-001)则明确,教职员工实施性侵害的,一律适用从业禁止,不受三年至五年期限的限制。

但身份不改变构成要件。不能因为行为人是教师、亲属,就把本属治安违法的轻微行为升格为犯罪;也不能因为双方素不相识,就认为情节必然较轻。身份是评价因素,不是定性依据。

(六)是否实际造成伤害

伤害包括身体伤害与心理伤害。蒋某华案中,三名被害人的医学检查结果为外阴、小阴唇略红肿,诊断外阴炎,鉴定意见为不构成轻微伤。这提示:身体伤害的有无、轻重,与猥亵是否成立并无必然联系,猥亵儿童罪不以造成身体损伤为要件。

心理伤害的判断则须谨慎。张某案中,被害人产生独处恐惧等创伤反应,法院将其作为综合判断的因素之一,但该认定有其他证据支撑,并非仅凭家长陈述。实务中不宜以“孩子晚上做噩梦”“不愿意去学校”直接推定心理伤害,应结合心理评估、行为观察、持续时间综合判断。

(七)综合判断而非单项累加

六项因素不是记分表,不能逐项打分后相加。张某案的方法论价值在于:部位一般、时间极短,本不足以支撑犯罪评价,但强制手段、深夜独居环境、熟人身份、事后纠缠、实际创伤反应共同作用,使行为整体上达到应予刑事处罚的程度。反过来,若各因素均处于轻微一端,例如白天在教室内被他人撞见前拍了一下肩膀、随即停止,双方无特殊关系,被害人无明显反应,则属于治安管理处罚法调整的范围。

(七)照护、教学中的日常接触

此类接触在实务中最容易发生误判。判断的落点不在“碰没碰到”,而在“为什么碰、怎么碰”。同一次触碰,若发生在换衣、擦洗、包扎、测量体温的具体情境中,且动作限于必要范围、随即结束、有他人在场,应认定为生活接触;若动作反复、停留、伴随言语挑逗或支开他人,则已脱离照护的通常形态。张某案将“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列为判断因素,用意即在此:关系决定了接触的通常形态,偏离通常形态的接触才需要进一步追问目的。

另一类容易误判的是儿童之间的嬉闹与模仿。年幼儿童对身体的好奇、相互触碰、模仿成人举动,通常缺乏性目的,不宜作为猥亵处理;但若一方明显年长、使用强制或引诱手段、反复实施,则须按前述因素评价。区分的关键仍是:有无性目的、有无强制、有无实际影响。

三、几类容易混淆的情形

(一)短暂抚摸、搂抱

左某案(2023-02-1-185-004)中,被告人在办公室内从身后抱住十一岁女童,将手从衣摆伸入抚摸肚子、胸部,再伸入裤子抚摸腿部及阴部,被害人推开后离开,出门前又被亲额头,法院以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该案部位隐私程度高、动作连续,即使时间不长,也已明显越过行政违法的界限。张某案则是另一种路径:部位一般、时间五秒,靠强制与时空环境补足。两案合观,可知“时间短”既不能单独出罪,也不能单独入罪。

(二)亲吻

亲吻脸颊、额头在亲子、亲属之间属正常亲昵,在师生、保安与幼童之间则须具体评价。吴某某案(2023-02-1-185-007)将教师亲吻学生脸部认定为猥亵,理由在于行为违背师生伦理、具有性意味、且系当众实施、对象多人。若仅为一次、短暂、在公开场合、无其他异常举动,则可评价为不当行为甚至行政违法,未必构成犯罪。判断的核心是:该亲吻是否脱离了该关系的通常形态,是否带有性的含义。

(三)同一空间内的非接触行为

周某案(2025-14-1-185-005)已明确此类行为可构成犯罪。其界限在于行为内容:播放淫秽视频、裸露私密部位、要求儿童模仿淫秽动作,均具有明显的性含义;若仅是言语暧昧、讲述黄色笑话,虽属不当,通常不足以构成猥亵。行为是否指向性、是否让儿童感知到这种性要求,是关键。

(四)网络隔空猥亵

顾某军案(2023-02-1-185-003)确认,通过网络向三名未满十四周岁女童发送淫秽视频、生殖器照片并索要裸照,构成猥亵儿童罪,且因多人多次加重处罚,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商某案(2024-02-1-185-004)进一步明确,引诱儿童自行实施猥亵行为,不需要暴力、胁迫手段即可构成。杨某某案(2024-02-1-185-009)则明确,隔空猥亵的成立不以被害人自愿为前提。

但这一领域同样存在罪与非罪的界限。柴某殿案(2024-02-1-185-007)指出,隔空猥亵具有非接触性,其危害性与接触性猥亵有所区别,在认定罪与非罪、是否构成加重情节方面均需审慎,不宜一概入刑;该案二被害人共发送裸照或视频十次,法院认为总体情节、手段、后果一般,不以“多次”加重,在五年以下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裁判要旨还提示,若五年以下量刑已足以罪责刑相适应,可将多次索要照片作为入罪情节评价,不再重复评价为加重情节。

这一处理对区分的意义在于:网络空间中的“发一张照片”“说一句挑逗的话”,不能一概入罪。审查时应看行为是否具有性的内容、是否针对特定儿童、是否持续、是否伴随威胁或索要隐私影像、是否造成实际影响。蒋某某案(2023-02-1-185-005)亦强调,网络无接触猥亵是否属于“其他恶劣情节”,应综合行为方式、持续时间、对象人数、后果等判断,不宜简单套用。

(五)侵入身体的行为

陆某存案(2025-02-1-185-001)明确,以侵入身体的方式实施猥亵,属于手段恶劣,应在五年以上量刑。此类行为已不存在行政违法的评价空间,一经查实即应追究刑事责任。与之相对,高某水、刘某一案(2024-02-1-185-002)确认,引诱男童实施口交、肛交构成猥亵,且属加重情节。区分的重心从“是否犯罪”转为“适用哪一档”。

(六)拍摄、传播与牟利

于某杨案(2024-04-1-185-001)中,被告人系继父,对幼女实施猥亵并拍摄、传播、牟利,法院以重罪处罚。周某案(2024-06-1-185-001)中,被告人诱骗幼女拍摄不雅照片并实施猥亵,与强奸罪并罚。此类案件中,拍摄、传播行为本身即提升情节,同时可能另触犯制作、传播淫秽物品相关罪名。审查时应区分:拍摄是否由被害人配合、影像是否实际传播、有无牟利目的,据以确定罪数与档次。

四、影响可罚性的场所与身份

公共场所、当众实施属法定加重情节,与罪与非罪的区分是两个层面,但实践中常被混用。卢某案(2024-02-1-185-010)明确,“当众”不要求在场人员实际看到,只要行为处于他人可能感知的状态即可。李某海案(2023-02-1-185-002)认定,办公室、停车棚属于公共场所,被告人当众猥亵并因此加重,同时宣告从业禁止。田某某案(2025-14-1-185-002)认定教室、包乘的大巴车属于公共场所,被告人当众猥亵且情节恶劣。

这些案例提示:不能因为场所“半封闭”“人不多”就否认当众;也不能因为发生在公共场所,就当然认定构成犯罪。是否当众影响的是量刑档次,行为本身是否达到刑事可罚程度,仍须按前述六项因素判断。

五、程序上的衔接

第一,立案环节应作初步的性质判断。公安机关接报后,若行为明显属于短暂、非隐私部位、无强制、无异常后果,可按治安案件办理;若存在强制、隐私部位、多次、多人、拍摄传播等情形,应及时刑事立案,不得先行处罚了结。已经作出行政处罚后发现新证据的,应当依法转为刑事案件办理。

第二,审查起诉环节可依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作酌定不起诉。对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不起诉;不起诉后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当提出检察意见移送有关主管机关处理,避免“不诉了之”。

第三,已受行政处罚不影响刑事追究,但应在量刑时予以考虑。对同一行为先处行政拘留、后追究刑事责任的,行政拘留的日期应当折抵刑期;已经缴纳的罚款,不宜再作为量刑加重因素重复评价。反之,刑事不追究也不等于免于行政处罚,两者是并列而非替代关系。

第四,证据标准不可互借。以行政案件的取证方式取得的儿童陈述,若未同步录音录像、未由合适成年人到场、询问方式带有明显暗示,即使在行政程序中可以使用,进入刑事程序后仍须重新审查其真实性与合法性。张某某案(2024-18-1-185-001)即以取证不及时、询问时面部被遮挡、缺乏同步录音录像为由,认定相关陈述的真实性受到影响,进而对“长期多次”一节不予认定。

第五,管辖与移送应有明确记录。治安案件由公安机关作出处罚决定,刑事案件须经立案、侦查、起诉、审判。实践中的模糊地带是“先罚后刑”:公安机关已作出拘留决定,后因被害人家长申诉或检察监督发现新证据,案件转为刑事。此时应查明移送的时间、理由与新证据,避免出现同一事实两份结论并存,也避免以已处罚为由拒绝立案。

六、辩护实务中的三点提示

其一,不要把所有接触都推向犯罪,也不要一律否认。对部位一般、时间极短、无强制、无异常后果的案件,应当明确提出刑法第十三条但书的适用意见,并援引张某案的六项因素逐项说明;对部位隐私、伴随强制或利用身份优势的案件,则宜将辩护重心转向情节与量刑,而非罪与非罪。

其二,不要把“多次”“多人”当作不可争的量刑基础。柴某殿案明确,隔空猥亵的次数不能简单累加,情节、手段、后果一般的,可在五年以下量刑,并将次数作为入罪情节而非加重情节评价。同理,多人案件中若部分被害人的陈述存在瑕疵,应逐节质证,避免以人数整体推定。

其三,注意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衔接利益。案件已被行政处罚的,应核查是否存在重复评价;案件处于行政调查阶段的,应关注取证程序是否符合刑事要求。程序上的先手,往往决定实体上的结果。

七、结 语

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区分,最终是一个“程度”问题,但程度不是感觉,而是可以分解的因素。张某案提供的六项因素——部位隐私程度、行为方式、持续时间、时空环境、双方关系、实际伤害——构成了一套可操作的判断顺序;其要旨中的补充规则则提醒,单项轻微不足以出罪,综合起来反映主观恶性大、冒犯严重、侵犯安全感的,仍应入罪。

对办案人而言,这意味着不能用一个动作定案,也不能用一个因素出罪;对辩护人而言,这意味着辩解的落点应当是可分解的事实,而不是“情节轻微”的结论。界限之所以难划,正因为它是多条线索的交汇处;也正因为可以分解,才可能被说清楚。

钢苑刑事律师团队是专业刑事辩护律师团队,执业范围重点覆盖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等地,由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教授张万军博士领衔组成,刑法理论功底深厚、实践经验丰富。团队秉持专业、品牌的发展思路,推行刑事辩护的标准化、规范化和精细化,致力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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