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猥亵儿童案件中,被告人不认罪是常态而非例外。此类行为多发生在没有第三人在场的教室、办公室、宿舍、车内,能够直接指向犯罪构成的证据往往只有被害儿童的一句话,被告人则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各阶段一概否认,形成“一对一”的初始格局。此时办案人员面临的不是“信谁”的问题,而是“证据能否闭合”的问题:被害人陈述是否可信,被告人的辩解能否成立,间接证据能否把两者之外的疑点逐一封堵。
人民法院案例库收录的相关案例中,明确以“零口供”为争点的有林某连案(入库编号:2023-02-1-185-001)、林某某案(2023-02-1-185-006)、唐某清案(2024-02-1-185-008)、刘某某案(2025-07-1-185-002);被告人作无罪辩解、法院逐项评判其辩解的有左某案(2023-02-1-185-004)、张某案(2025-14-1-185-001)、张某某案(2024-18-1-185-001)。张万军教授,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系教授,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包头市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张万军教授以这些案例为主,按审查的实际顺序,说明此类案件的查证方法:先查案件怎么浮出水面,再查陈述本身,然后查辩解,最后查间接证据。所引案例均标注入库编号。
一、先查案件是怎么浮出水面的
发破案经过是审查的起点。它既是判断陈述是否可信的背景,也是判断有无诬告可能的基础。审查的重点有三个:报案是否及时、披露是否自然、举报有无动机。
(一)报案是否及时、披露是否自然
左某案(入库编号:2023-02-1-185-004)中,被害人当日放学后将被猥亵的经过告知母亲,母亲于当日十五时五十分左右报警,被告人当日被口头传唤到案。张某案(入库编号:2025-14-1-185-001)中,九岁男童在案发当晚吃饭闲聊时告诉母亲“看到了老师的真面目”,母亲再三确认后带其到培训机构教室演示被猥亵过程并同步录像,当日二十一时许报案。蒋某华案(入库编号:2025-14-1-185-004)中,被害儿童的母亲于2022年2月8日报案,被告人次日被抓获。这三起案件的共同点是:儿童在脱离被控制的环境后,于当日或次日向最亲近的人披露,家长核实后立即报警,中间没有长时间的空档,也没有经过多人转述。此种经过,通常被认为是自然的。
反之,若报案距行为已逾数月甚至数年,中间经历家庭纠纷、退费争议、学校处分、抚养权争夺等事件,则须查明披露时间被推迟的原因。儿童因羞耻、恐惧而不敢说是常见情形,刘某某案(2025-07-1-185-002)即载明被害人因惧怕老师报复而长期不敢告诉家长,直至其表姐讲授性防卫知识时才披露。这类解释若与儿童年龄、性格、双方关系相符,仍属正常;但若报案时间与上述争议高度重合,则须进一步审查有无其他目的。
(二)披露经过了哪些环节
从儿童说出第一句话到形成笔录,中间可能经过家长、亲属、老师、同学、网络多个环节,每一环节都可能改变陈述的内容。审查时应逐环还原:最初向谁说的、说了什么、对方如何回应、有无追问与提示、是否当着其他儿童的面、是否经过家长“整理”。蒋某华案中,法院特别指出三名被害儿童系分开制作笔录、采取符合低龄儿童年龄特征的询问方式,其用意即在于避免儿童之间的相互影响。若多名被害人的陈述在用语、顺序、细节上高度一致,甚至出现相同的比喻和相同的错误,则须警惕陈述的同质化,而非简单视为“相互印证”。
(三)举报有无动机
林某连案(2023-02-1-185-001)中,被告人辩称家长串通诬告。法院查明,各被害人及其家长与被告人在案发前无利益冲突或私人仇怨,报案及时;家长组建微信群沟通系为维护自身合法权利,聊天记录还显示有家长提出为孩子声誉考虑应慎重控告,可见家长是在孩子可能承担负面影响的情况下仍选择控告。该案的处理说明两点:家长之间的沟通本身不等于串通;判断有无诬告,要看有无具体的利益冲突,以及报案是否以获取赔偿、处理纠纷为目的。
刘某某案(2025-07-1-185-002)则从反面补充了判断标准:各被害人及其家长与被告人不存在矛盾纠纷,被害人大多系八至九岁的未成年人,家长捏造性侵害事实而自毁清白和名誉的做法与常理不符。这一经验判断不能单独作为定罪依据,但可以作为排除诬告的辅助理由,与其他证据结合使用。
二、再查被害儿童的陈述
(一)取证程序是否规范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意见》(高检发〔2023〕4号)第二十四条要求,询问未成年被害人应当同步录音录像,录音录像的声音、图像应当清晰稳定,被询问人面部应当清楚可辨,能够真实反映其回答询问的状态。审查时应核对:询问人是否具备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经验,法定代理人或合适成年人是否到场,是否分别单独询问,是否遵循一次询问原则,录音录像是否完整连续。
蒋某华案(2025-14-1-185-004)是程序规范的样本:分开制作笔录、通知法定代理人或合适成年人到场、采用符合低龄儿童特点的询问方式、全程录音录像,法院据此认定取证程序合法。张某某案(2024-18-1-185-001)则是程序瑕疵的样本:被害人陈述笔录存在取证不及时、询问时面部被部分遮挡、第二份笔录缺乏同步录音录像等情形,法院认为“一定程度影响对被害人陈述真实性的判断”。两案对照可知,程序瑕疵通常不足以排除整份陈述,但足以使与之对应的那部分事实无法认定。
(二)陈述是否符合年龄与认知
蒋某华案中,三名被害儿童分别为三岁至四岁,法院认定其虽年幼但已具备一定辨别能力和表达能力,所陈述的事实在其认知范围内,相关细节非亲历不能描述。刘某某案中,被害人多为八至九岁女童,法院认为被害人陈述内容完整连贯、语言表达自然,对被侵害的地点、方式描述具体清楚,事后表现出畏惧、害羞,符合同龄人的认知与处理方式。左某案中,被害人系十一岁小学五年级学生,法院认为其已具有较强的记忆、表达能力。
年龄不同,审查的重点也不同。对三至六岁的幼儿,应重点关注其是否被提问方式暗示、能否区分想象与事实、对时间与次数的叙述是否稳定;对七至十一岁的儿童,应重点关注其是否能够描述非亲历不可知的细节;对接近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还应核对行为时点与出生日期,避免对象要件出错。
(三)有无非亲历不可知的细节
所谓非亲历不可知,应限于与性侵害核心相关的、常人无从知悉的内容,如特定的身体特征、特定的动作方式、特定的言语,而不是“老师叫我去办公室”这类中性事实。左某案中,被害人陈述被告人先让其到办公室拿纸杯、在走廊张望后进入、从身后抱住、将手从衣摆伸入摸肚子胸部、再伸入裤子摸腿及阴部、其推开后借故离开、出门前又被亲额头,这些细节与监控显示的衣摆变化、被告人出门后闻手的动作一一对应,属于典型的非亲历不可知。
相反,张某某案(2024-18-1-185-001)对“长期多次”一节不予认定,理由之一即是被害人关于该节事实的陈述缺乏非亲历不可知的细节,关于猥亵开始时间、补课具体时间、被猥亵时家中人员的陈述前后矛盾,无法作出合理解释。这一处理说明,指控的“节”越笼统,越需要细节支撑;只有概括性描述而无具体情节的,不能认定。
(四)陈述是否稳定,矛盾如何取舍
稳定不等于字面一致,而是核心情节实质一致。左某案中,公安机关在案发当日、次日、一个月后三次询问,被害人对被叫到办公室、被亲额头、被摸胸部及阴部、被再亲额头的过程陈述详细完整,前后一致,成为定案基础。
至于陈述中的差异,须区分性质。林某连案明确,各被害人对部分事实的陈述存在一定差异,系受观察角度、个人记忆和表达习惯影响,属正常,不影响采信。但若差异出现在核心情节上,例如是否发生接触、接触的身体部位、行为人的身份,且无法作出合理解释,则属于不能排除的矛盾,不能以“儿童记忆有限”一笔带过。张某某案中,被害人对报案当日是否与奶奶说过多次猥亵,其说法与奶奶的证言相互矛盾,法院即将其作为不认定该节的理由之一。
(五)多名被害人时如何审查
刘某某案涉及十四名被害人,林某连案涉及五名,均系被告人零口供。法院的处理方法是逐一审查,而非整体推定:先确认每名被害人的陈述是否自然、完整、符合年龄,再审查各被害人之间能否相互印证,最后审查陈述与证人证言、监控、医学材料能否吻合。刘某某案还特别指出,被告人在侦查阶段的供述有同步录音录像证实,具有真实性,其在审理阶段推翻所作供述不具合理性。
需要提醒的是,被害人数量多,并不意味着证明力自动增强。若多名被害人的陈述来自同一次集体排查、同一名老师的问话、同一个家长群的口径,其独立性即受影响;此时应审查询问是否分别进行、询问前是否已相互交流、陈述中的细节是否各自独立。人数多而细节同,与人数少而细节异,后者往往更可信。
三、然后查被告人的辩解
(一)辩解是否稳定
被告人不认罪,不等于其供述没有审查价值。左某案中,公安机关对被告人询问、讯问八次,其对关键情节的供述反复变化:关于二人如何进入办公室,先后辩称被害人找不到杯子喊其过去、其担心被害人找不到杯子跟着过去、听到喊声才过去;关于在办公室做什么,时而称谈买玩具、当班长,时而称看班次表、调换老师;关于闻手,先称挠痒,后称闻手但不知为何;关于是否接触被害人,前称没有任何身体接触、没有亲过学生额头,在告知DNA鉴定结果后才改称用手摸了一下额头。法院据此认定其供述不具客观真实性。
张某案(2025-14-1-185-001)同样如此:被告人在案发次日凌晨及下午两次被讯问,对被害人进入隔壁教室后的举动、两人对话与动作的先后顺序等细节,供述差别甚大;其称将被害人带进无窗教室口头教育却不开灯,称与被害人唯一的肢体接触是双手托脸扶起蹲下的被害人,均与常理不符。法院认为其无罪供述前后反复、不合常理,且与在案其他证据矛盾,不足采信。
(二)辩解与客观证据是否冲突
辩解的审查不能停留在“是否合理”的观感,而应落到具体证据。左某案中,被告人称与被害人没有身体接触,与被害人额头检出其DNA分型的鉴定意见直接冲突;其称在办公室与被害人谈话,与监控中室内无说话声冲突;其称进入办公室系应被害人呼喊,与监控中被害人并无呼喊、被告人主动尾随冲突。三处冲突,使辩解整体失去可信度。
反过来,若辩解与客观证据并不冲突,则不能因辩解“不合常理”而否定。例如额头检出DNA与“亲吻额头”的辩解可以并存,衣衫下摆卷起与“整理衣物”的辩解也可以并存,此时须依靠其他证据判断行为的性质,而不能以“接触即猥亵”倒推。
(三)辩解能否被日常经验解释
张某某案(2024-18-1-185-001)中,被告人辩称拽被害人生殖器是为提醒其集中注意力,法院认为对未成年学生的教育提醒不会也不应采取该方式,该辩解明显与事实不符、与常理相悖。这一判断的方法论意义在于:辩解是否成立,要看行为方式与所称目的之间是否存在通常的对应关系。照护、医疗、体育指导、纪律管理、嬉闹等目的,通常对应一定的行为方式;若行为方式明显偏离该目的,辩解便难以成立。
反之,若行为本身处于日常交往的范围内,例如搀扶、拍背、整理衣物、制止打闹,则不能仅凭被害人的一句话就认定具有性目的。此时应结合行为持续时间、身体部位、在场人员、事后表现综合判断。
(四)沉默、翻供与不认罪的处理
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该条同时意味着,被告人沉默或者不认罪,不能作为从重处罚的理由,也不能据此推定其有罪。第五十二条还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
对于翻供,则应审查原供述的形成过程。刘某某案中,被告人侦查阶段供述有同步录音录像证实,法院据此认定其供述具有真实性,审理阶段翻供不具合理性。若原供述缺乏录音录像、讯问时间过长、存在指供诱供迹象,则翻供应当被认真对待,不能一概视为“态度不好”。
不认罪案件的量刑,仍应回到犯罪事实与情节本身。辛某元案(入库编号:2024-02-1-185-012)明确,认罪认罚“可以”从宽并非“一律”从宽,对情节恶劣、危害严重的案件,即便认罪认罚也不足以从宽。该案的反面含义同样清楚:是否认罪只影响从宽的有无,不影响犯罪的成立与基准刑的确定。
四、最后查间接证据能否补上
(一)时空条件
时空条件是零口供案件最基础的补强。林某连案中,学校监控视频证明被告人在案发时段与被害人同处教室,具备作案的时空条件,法院将其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之一。审查时应调取完整监控,而非侦查机关截取的片段;应核对时间戳、拍摄角度、遮挡情况,确认监控所能证明的究竟是“同处一室”,还是“具体行为”。
(二)身体痕迹与医学材料
医学检查的证明力常被高估。蒋某华案中,三名被害人的检查结果均为“幼女外阴、小阴唇略红肿,处女膜未见新鲜裂伤,未见血迹,诊断:外阴炎”,鉴定意见为所受损伤尚不构成轻微伤。这样的结论既不能证明猥亵发生,也不能排除猥亵发生,须结合鉴别诊断(卫生习惯、蛲虫感染、湿疹、衣物摩擦)判断。生物痕迹的边界同样清楚:痕迹只能证明接触,不能证明接触的性质。左某案额头检出被告人DNA分型,与“亲吻额头”的辩解并不矛盾。
(三)现场实验与客观复原
林某某案(2023-02-1-185-006)的一审、二审分歧,最能说明间接证据的作用。一审认为,指控证据主要是被害人陈述与证人证言,被害人与目击证人均为未满五周岁的幼儿,证人系被害人舅妈、与被害人有利害关系,被告人始终否认,证据不足,判决无罪。二审则在补充以下材料后改判有罪:办案机关在双方亲属见证下到现场进行模拟实验,参与实验的人员一致认同在门口能够看到屋内床上的行为;被害人案发前一个半月即因阴道炎就诊、病情于案发前两日好转,案发次日经诊断阴部又受到侵犯;被告人虽不供认猥亵,但承认当时脱了被害人的裤子,且对此解释前后不一、自相矛盾。三组材料分别补上了目击可能性、时间关联性与被告人自身行为的异常,使证据形成完整链条。
该案说明,零口供案件的查证不能停留在“有没有直接证据”,而应主动寻找可以复原现场的客观材料:现场方位、光线、遮挡、距离、人员动线,均可通过实验、绘图、照片予以固定。
(四)电子数据
隔空猥亵案件中,电子数据是核心证据。审查应核对:原始存储介质是否随案移送,提取是否制作笔录并校验完整性,账号与实际使用人是否对应,聊天记录是否完整连续,图片视频是否经过编辑或系网络图片,时间戳是否可信,被害人一方是否为未成年人本人操作。上述环节任一缺失,“谁在何时向谁发送了什么”这一基本事实即不确定。左某案中的网购玩具记录之所以具有证明力,正在于其系从被告人手机中调取,与被害人陈述的“选玩具、承诺放学后给”相互对应。
(五)证据链是否闭合
左某案的认定路径可作为闭合的标准:被害人陈述的每一个关键情节,都有独立的客观材料与之对应——叫其去办公室对应证人证言,亲额头对应DNA,室内无对话对应监控音轨,衣摆卷起对应监控画面,闻手对应监控画面,选玩具对应网购记录。此种情形下,陈述不再是被孤立的“一句话”,而是被多条独立线索固定的叙事。反之,若陈述的多数情节找不到对应物,仅有父母转述与报案记录,则属于未闭合,应依疑罪从无处理。
在证明标准上,《性侵意见》第二十九条要求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张某某案(2024-18-1-185-001)特别提醒,既要考虑性侵害案件的特殊性和未成年人身心特点,也要结合经验常识,注重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和逻辑分析,同时避免机械理解适用印证证明模式。所谓避免机械理解,既指不能要求每个细节都有对应证据,也指不能以“大体吻合”代替对核心矛盾的排除。
五、几类特殊情形
(一)场所隐蔽、无监控的案件
唐某清案(2024-02-1-185-008)属于被告人零口供、场所相对隐蔽的类型。该案裁判明确,对案发经过自然的案件,综合考虑被害人的认知、记忆、表达能力、精神状态以及与被告人的关系,认为其陈述真实可信,能与证人证言等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形成完整证据链的,即使被告人不供,仍可认定猥亵事实。此类案件的查证重点,是从在场人员、出入时间、行为后的表现等方面重建时空条件,而不是等待监控出现。
(二)一人对多人的案件
此类案件的查证重点是“逐一”而非“整体”。刘某某案对十四名被害人逐一核实,林某连案对五名被害人分别询问,均是先确认单节事实,再看各节之间能否相互支持。不能因被害人数多,就对其中的薄弱环节放松要求;也不能因个别被害人陈述存疑,就否定全部事实。
(三)网络隔空猥亵案件
此类案件没有身体接触,被害人的陈述往往只是“他让我拍照片”“他让我做动作”,认定更依赖电子数据与被害人年龄。柴某殿案(2024-02-1-185-007)明确,隔空猥亵在认定罪与非罪、是否构成加重情节方面均需审慎,不宜一概入刑,不能简单以人数、次数满足三人或三次以上即认为构成加重情节。审查时应先固定账号归属与聊天记录,再核对被害人的实际年龄与照片、视频的指向,最后判断行为内容是否达到具有性意义的程度。
(四)报案滞后的陈案
此类案件应先核追诉时效。猥亵儿童罪基本档“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定最高刑为五年,属刑法第八十七条第(二)项的情形,追诉期限为十年;具备加重情节而“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属第(三)项,追诉期限为十五年。多次猥亵属连续犯,期限自最后一次行为终了之日起算;期限内又犯罪的,前罪期限从后罪之日起重新计算。刑法第八十八条须同时具备合法立案与逃避侦查两个条件,单纯未被抓获、外出务工、未变更身份,不构成时效延长。行为跨越2021年3月1日刑法修正案(十一)施行日的,依从旧兼从轻原则分段评价;辛某元案(2024-02-1-185-012)即因行为发生于修正案施行前,适用2015年修正的刑法。
六、查证中应当守住的四条
第一,不因被告人不认罪而加重处罚。不认罪是行使辩护权的一种方式,不是从重情节。量刑应以事实、情节、后果为基础,认罪认罚只影响从宽的有无与幅度。
第二,不以人数、次数推定事实。多名被害人、多次陈述,仍须逐节审查;无法具体化的次数不能计入,不能以“多次”概括代替对每一次的证明。
第三,不因“零口供”而降低证明标准。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的表述是双向的:没有供述,证据确实充分可以定罪;有供述而无其他证据,不能定罪。零口供只是少了口供,证明标准并未降低。
第四,保障辩解权与录音录像的完整性。对被告人的每一次讯问都应有完整录音录像,对其辩解应予记录并逐项核实;对被害人的每一次询问也应如此。录音录像既是固定证据的手段,也是检验取证是否规范的最直接材料。
七、结 语
被告人不认罪的猥亵儿童案件,查证方法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把“一对一”拆成多对多。先看案件如何浮出水面,判断陈述的来源是否干净;再看陈述本身,判断其取证是否规范、内容是否符合年龄、细节是否非亲历不可知、矛盾是否可解释;再看辩解,判断其是否稳定、是否与客观证据冲突、是否能被日常经验容纳;最后看间接证据,判断时空、痕迹、现场、电子数据能否为陈述的每一个关键情节提供独立支撑。四步走完,闭合的可以定罪,不闭合的应当疑罪从无。
案例库中的这些判决还提示一点:不认罪并不必然导致重判,认罪也不必然带来从宽。真正决定案件走向的,始终是证据能否相互独立地指向同一事实。对办案人而言,这是取证与审查的分寸;对辩护人而言,这是判断哪一节事实可以争、哪一节事实争不了的分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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