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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律师张万军教授讲解猥亵儿童案件中父母证言能证明什么 ——以人民法院案例库相关案例为分析样本

2026-11-06 12:00 次阅读

张万军教授(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教授、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

猥亵儿童案件的卷宗里,几乎都有父母的证言。孩子第一次说出口时在场的是父母,发现身体异常的是父母,带去就医、陪同报案、与机构交涉的也是父母。于是办案中形成一种习惯:把孩子的话与父母的话放在一起,视为“相互印证”。这种处理把一个复杂问题简化了。

父母不是目击者,他们证明的多是“孩子对我说了什么”“我看到孩子怎么了”。这两句话在法律上的分量并不相同:前者是转述,后者是亲历。人民法院案例库中的蒋某华案(入库编号:2025-14-1-185-004)专门讨论了被害人父母证言的证据资格,明确其可以作为证据,并说明了理由;林某某案(2023-02-1-185-006)的一审则因目击证人系被害人舅妈、被害人及目击者均为未满五周岁的幼儿,认定证据不足而判决无罪,二审改判有罪。两案合观可知,争论的从来不是父母能不能作证,而是父母的证言究竟能证明什么。张万军教授,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系教授,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包头市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张万军教授围绕这一问题展开分析。所引案例均标注入库编号。

一、父母在案件中的三重身份

同一份证言里,父母往往同时扮演三种角色,而三种角色对应的证明力差别很大。审查的第一步,是把它们分开。

(一)发现者

父母是与儿童共同生活最密切的人,儿童身体与情绪的变化通常由他们最先察觉。吴某某案(2023-02-1-185-007)中,被告人系小学语文教师,在教室讲台多次猥亵三名七岁女童,并以亲吻脸部方式猥亵另一名八岁女童;案发经过是:5月23日中午被告人又一次猥亵被害人陈某,5月26日陈某的父母发现其行为异常,在向其他被害人了解情况后于5月27日报案。这里父母证明的是“孩子这两天不对劲”“问了之后才知道”,属于亲历观察,可以作为证据。

蒋某华案(2025-14-1-185-004)的裁判理由把这一点讲得更清楚:被害儿童与父母长期共同生活,父母能够第一时间发现儿童身体、心理出现的异常;被害儿童也更愿意对父母表达。这是父母证言具有证明作用的事实基础,而不是法律上的推定。

(二)转述者

儿童说出的第一句话,往往只有父母听到。此后进入笔录的陈述,已经经过父母的追问、整理、复述。父母在法庭上复述“孩子当时说老师摸了她”,其内容属于传来陈述,证明的是“孩子曾经这样说过”,而不是“这件事确实发生过”。这一区分在实务中常被忽略:把父母的转述与儿童的陈述并列,称为“两人陈述一致”,实际上是同一个来源被计算了两次。

(三)处理者

父母还是报案人、就医陪同人、赔偿协商人。程某某案(2024-02-1-185-003)中,被害人父亲到托管中心找被告人理论,后打电话报警;刘某某案(2025-07-1-185-002)中,被害人表姐告知父母后,父母询问同班同学家长,发现还有其他被害人,遂于两日后连同另一被害人家长报案。这些行为本身是客观事实,可以证明发破案经过;但父母由此成为与案件结果有利害关系的人,其证言的可信度须结合这一身份评价。

赔偿是最常见的利害来源。张某某案(2024-18-1-185-001)中,案发后被告人亲属赔偿被害人十万元,监护人出具谅解书;程某某案中,被告人与被害人亲属达成赔偿协议并取得谅解。谅解与赔偿发生在诉讼过程中,本身不影响此前陈述的真实性,但会影响父母在庭上的表述倾向,尤其是涉及次数、情节轻重、是否愿意和解的内容。审查时应核对赔偿协议、谅解书形成的时间与内容,判断其与证言之间是否存在呼应关系。

二、父母证言可以证明什么

(一)发破案经过是否自然

这是父母证言最主要、也最不容易被替代的作用。左某案(2023-02-1-185-004)中,被害人当日放学后将被告人将其叫到办公室、亲吻额头、抚摸胸部及阴部等经过告知母亲,母亲在确认其没有撒谎后于当日十五时五十分左右报警。张某案(2025-14-1-185-001)中,九岁男童在案发当晚吃饭闲聊时告诉母亲“看到了老师的真面目”,母亲再三确认后带其到培训机构教室,在负责人见证下用手机拍摄其演示被猥亵过程,当晚二十一时许报案。蒋某华案中,被害人何某某的母亲于2022年2月8日报案,被告人次日被抓获。

这三起案件的共同结构是:儿童在脱离被控制的环境后,短时间内向最亲近的人披露,父母核实后立即报案,中间没有长时间的空档。此种经过被法院反复称为“案发正常、侦破过程自然”,其证明作用在于排除事后编造、他人教唆、迟延报案带来的污染,而不是直接证明猥亵事实。

(二)儿童案发前后的身心状态

父母可以证明具体、可观察的事实:孩子何时开始不愿上学、不愿独自待在某个房间、洗澡时刻意遮挡、夜间惊醒、情绪低落、身上有无红肿与抓痕。这些事实属于亲历,但证明力取决于具体程度。“孩子最近不太对劲”是概括,“孩子从某日起不肯进那间教室,问他只说害怕”是具体,后者的证明价值明显更高。

须注意的是,身心状态与猥亵之间的因果关联,不能由父母的经验判断代替。蒋某华案中,三名被害人的医学检查均显示外阴、小阴唇略红肿,诊断为外阴炎,鉴定意见为不构成轻微伤;法院并未以“父母发现异常”作为损伤成因的结论,而是结合陈述、监控、验伤通知书综合认定。吴某某案中,被害人张某经诊断患细菌性阴道炎,法院同样没有把疾病本身当作猥亵的直接证据。

(三)客观的背景事实

父母对日常生活最熟悉,其证言可以固定大量背景事实:上下学时间、课程与补课安排、房间与场所的使用情况、监控的位置与角度、孩子与被告人的接触机会、家庭成员的在场情况。张某某案(2024-18-1-185-001)中,被害人奶奶称“肖某说具体时间是2023年4月8日和4月15日8时30分许”,这一细节与被害人陈述、被告人关于“4月15日抓过肖某下体”的供述相互印证,成为认定两次猥亵的时间基础。

这类证言的价值在于可核对。时间、地点、人物、次数等背景事实,都能通过缴费记录、课程表、监控、通话记录验证;一旦核对一致,整个陈述的可靠性随之提高,一旦核对不符,则须解释。

(四)有无诬告动机

父母与被告人之间有无矛盾、债务、纠纷,是判断有无诬告可能的重要事实,而这一事实往往只有父母最清楚。林某连案(2023-02-1-185-001)中,法院查明各被害人及其家长与被告人在案发前无利益冲突或私人仇怨,报案及时;案发后家长组建微信群沟通,系为维护自身合法权利,不能据此认定串通诬告,且聊天记录显示有家长提出为孩子声誉考虑应慎重控告,可见家长是在孩子可能承担负面影响的情况下仍选择控告。

刘某某案(2025-07-1-185-002)从另一角度补充:各被害人及其家长与被告人不存在矛盾纠纷,被害人大多系八至九岁的未成年人,家长捏造性侵害事实而自毁清白和名誉的做法与常理不符。这类判断属于经验推论,不能单独作为定罪依据,但可以作为排除合理怀疑的辅助理由。

(五)作为儿童陈述的印证环节

蒋某华案的裁判理由明确:三名被害儿童关于作案手法的陈述稳定一致,能够相互印证,且均明确指认被告人,其陈述又能与被害人母亲的证言、验伤通知书等证据相印证,故可以作为证据。该案还专门回应了辩护人关于父母证言真实性、合法性存疑的意见:法律并未禁止利害关系人作证;父母与儿童长期共同生活,能够第一时间发现异常;儿童更愿意对父母表达;本案案发过程正常,父母与被告人此前并无矛盾纠纷。这四点,构成了父母证言可以采信的理由。

但“可以采信”与“可以定案”是两件事。蒋某华案最终认定事实,依据的是儿童陈述、父母证言、监控视频、验伤通知书及其他证人证言的组合,父母证言只是其中一环。这一点在下文还要展开。

三、父母证言不能证明什么

(一)不能独立证明猥亵行为

父母未在现场,其对行为本身的描述只能来自儿童。经过一次或多次转述,内容必然发生损耗与重构:孩子说“老师抱我”,父母转述为“老师抱她并摸了她的背”,再经他人传播成为“老师对她做了那种事”。这种递进在实务中并不罕见,而每一次递进都可能引入父母的理解与想象。因此,仅凭父母证言,无论其多么详细、多么确信,都不足以认定猥亵事实。

(二)不能证明次数与时间

“很多次”“经常”“从二年级开始”这类概括,是父母证言中最常见也最不可靠的部分。张某某案(2024-18-1-185-001)对此有直接处理:被害人对报案当日是否与奶奶说过多次猥亵,其说法与奶奶的证言相互矛盾,法院将该矛盾列为不认定“长期多次”的理由之一。同一份亲属证言,在具体时间上可以印证,在次数上却成为矛盾点,正说明父母证言的作用是有限的、分项的。

次数直接影响量刑档次。猥亵儿童多人或者多次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因此,凡以“多次”加重,就必须有独立证据支撑每一次,不能以父母的概括性描述补足。

(三)不能证明行为人的主观目的

被告人是否具有刺激、满足性欲的目的,只能从行为方式、部位、言语、时间、场合、事后表现等客观事实推断。父母的判断,如“他看孩子的眼神不对”“他总找借口单独留下孩子”,属于观察与感受的混合,可以作为线索,但不能作为结论。吴某某案(2023-02-1-185-007)认定亲吻脸部构成猥亵,依据的是被告人半年多来多次抠摸其他女童隐私部位、多次趁放学无人之际亲吻该被害人,从而推断其具有强烈的性欲动机,而不是依据家长的评价。

(四)不能证明伤害的成因与程度

父母最先看到身体异常,但看到不等于知道原因。蒋某华案中的外阴炎、吴某某案中的细菌性阴道炎,成因均多样,可能来自卫生习惯、感染、衣物摩擦,也可能来自侵害。父母可以证明“某日发现红肿”“某日带孩子就医”,不能证明“红肿是被告人造成的”。因果关系的认定,须依靠医学检查、鉴定意见与时间关联性的综合判断。

(五)不能以“孩子不会撒谎”代替证明

这是父母证言中最需要警惕的一句话。它表达的是信任,不是证据。儿童可能因暗示、想象、讨好、回避冲突而作出不实陈述,这在心理学上是常识,在案卷中则常被忽略。左某案的裁判理由对此有精细处理:班主任证实被害人性格活泼开朗、热心,平时没有撒谎的习惯;被害人的母亲在得知情况后第一时间告知其“这种事不能骗人,必须说实话”,被害人明确表示是实话。这些是具体的、可核查的事实,而不是“我家孩子不会撒谎”的断言。

(六)利害关系与“演示”的两面性

父母作为利害关系人,其证言并非当然不可信,但需要更高强度的印证。林某某案(2023-02-1-185-006)的一审、二审分歧正集中于此。一审认为,指控证据主要是被害人陈述与证人证言,被害人与目击证人均为未满五周岁的幼儿,证人系被害人舅妈、与被害人有利害关系,被告人始终否认,证据不足,判决无罪。二审则认为,舅妈的证言虽属亲属证言,但其所述过程客观,与被害人陈述、另一名幼儿的证言相互吻合,其目睹后即制止并告知被害人母亲,母亲随即报案,属于初始证据,证明力强;加之现场模拟实验证明从店门口可以看到屋内床上的行为,病历记录显示被害人案发次日阴部再次受到侵犯,被告人虽不供认猥亵但承认当时脱了被害人的裤子且解释前后矛盾,据此改判有罪。

两审的差异说明:亲属身份不导致证言当然排除,但会使法院要求更强的外部印证。二审并未停留在“舅妈不会说谎”,而是用模拟实验、病历、被告人自身矛盾供述三项独立材料,把这份亲属证言放进了证据链。

父母带儿童“演示”过程的证言,同样具有两面性。张某案中,母亲在负责人见证下用手机拍摄儿童演示被猥亵过程,这一段录像既固定了陈述,也可能构成诱导。法院的审查方式是核对多项条件:儿童陈述自然、稳定、连贯,语言符合年龄;无证据显示其除自然课接触到“精子”“卵子”外对其他性行为有所了解;案发前与被告人无矛盾;两次询问时生理与精神状态正常,陈述系在自然无压力状态下作出。换言之,演示本身不因由父母主导而当然无效,其效力取决于能否排除诱导。

(七)不能把同源内容算作两次印证

这是父母证言最常见的使用误区。孩子说“老师把手伸进衣服”,母亲转述“孩子说老师把手伸进衣服”,两者内容一致,看似印证,实为同一来源。若再把父亲、祖母、班主任的转述一并计入,可能出现“五份证据指向同一事实”的观感,而实质上只有一名儿童的一次陈述。

真正的印证要求来源独立。蒋某华案中,儿童陈述之所以被认为可以与父母证言印证,是因为父母的证言包含了陈述之外的独立内容——发现身体异常、陪同就医、验伤通知书的取得过程;左某案中,陈述之所以被认定,是因为监控、DNA、网购记录等来源完全独立于儿童与父母。审查时应追问:这份证言的信息从哪里来?如果答案是“孩子告诉我的”,它就只是陈述的回声。

四、审查父母证言的五个动作

第一,分层摘录。把一份父母证言拆成三类内容:亲历观察(我看到、我陪同、我报警)、转述内容(孩子说、孩子告诉我)、判断推测(我认为、肯定是)。三类内容分别标注页码,质证时分别处理,不能整份采信或整份否定。

第二,核查首次披露的原话与时点。孩子第一次说给谁听、说了什么、当时还有谁在场、有无录音或聊天记录、有无就诊记录。刘某某案中,被害人是在表姐讲授性防卫知识时说出,表姐告知父母,父母再询问其他家长,这一链条的每一环都有具体时点,可以核对。链条清晰,陈述可信度提高;链条模糊,则须警惕多次转述造成的重构。

第三,分开询问,避免同室对稿。父母与儿童在同一房间接受询问、彼此补充、相互提示,是实践中常见的瑕疵。蒋某华案特别强调三名被害儿童分开制作笔录、通知法定代理人或合适成年人到场、采取符合低龄儿童特点的询问方式并全程录音录像,其用意即在于防止交叉影响。对父母亦应如此:先单独询问父母,再单独询问儿童,最后核对两者之间的差异并逐一解释。

第四,与客观材料对照。父母的每一句关键陈述,都应找到可以核对的材料:就诊时间对应病历,接送时间对应监控与考勤,课程安排对应缴费记录与课程表,与被告人的关系对应通话记录与聊天记录。张某某案对“长期多次”不予认定,原因之一即该节仅有被害人陈述提及,无其他证据印证,且与奶奶证言矛盾。

第五,审查利害关系与诉求。父母是否提出赔偿、是否要求退费、是否涉及抚养权或名誉纠纷、是否在报案前后与机构发生过争执,都影响其证言的可靠性。这不意味着有利害关系就不可信,而是要求把利害关系作为变量纳入评价,并用其他证据补强。

第六,把质证落到具体问句。质证时不宜停留在“证言是否可信”的笼统判断,而应逐句追问:这句话是您亲眼看到的,还是孩子告诉您的?孩子第一次说是什么时候、原话怎么讲?当时还有谁在场?您有没有追问过细节、追问了几次?报案前有没有和其他家长交流过、交流了什么?就诊是哪一天、哪位医生、病历上怎么写的?这些问题看似琐碎,却能把一份笼统的证言拆解成可核对的事实;凡答不上来的部分,即为其证明力的边界。

五、几类特殊情形

(一)低龄儿童的家庭

三至五岁儿童表达能力的限制,使父母几乎成为唯一的转述渠道。蒋某华案中,三名被害儿童分别为三岁至四岁,法院认定其虽年幼但已具备一定辨别能力和表达能力,所陈述事实在其认知范围内,细节非亲历不能描述。此时父母证言的作用被放大,同时也意味着风险被放大:低龄儿童更易受提问方式影响,父母的追问更容易塑造答案。审查应更依赖取证程序是否规范、医学检查是否及时、监控是否完整,而不是父母转述的完整程度。

(二)留守儿童与住校学生

父母不在身边时,祖父母、亲戚、老师、托管人员成为发现者。程某某案中,被害人为山区到县城上学的留守儿童,长期由托管中心提供食宿,案发由父亲到托管中心理论后报警;刘某某案中,部分被害人系留守儿童,父母在外,披露经由表姐。此类案件中,亲属证言的传递层次更多,核对首次披露的时点因此更为重要。

(三)父母自行发现手机内容的案件

隔空猥亵案件多由父母检查手机时发现。此时父母证明的是“我在孩子手机里看到什么”,属于对电子设备内容的转述。此类证言必须与电子数据对应:账号归属、聊天对象身份、发送时间、内容完整性,均应以提取笔录、原始存储介质、完整性校验为准。仅有父母的描述,无法确定“是谁在何时向谁发送了什么”。

(四)家庭成员之间的案件

黄某案(2024-02-1-182-006)中,被告人与被害人祖母以夫妻名义同居,被害人自幼由二人抚养;2022年2月14日,祖母发现被害人下体异常后带其就医,医生报警。此处祖母既是家庭成员、又是发现者与报案人,其证言同时具有亲历与利害关系双重属性。该案最终认定,依靠的是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检验报告与祖母证言的组合,而非祖母一人的判断。此案还提示:医生、教师等人员的强制报告义务,往往正是通过父母的就医行为被触发,这条链条的完整性本身就是重要的证据。

六、结 语

父母证言能证明的,是案件的“外围”:孩子何时说、对谁说不说、说完之后家里发生了什么、身体有无变化、何时就医、何时报案、与被告人有无恩怨。这些外围事实,决定了儿童陈述是否自然、是否被污染、有无诬告可能,因而对全案有实质影响。

父母证言不能证明的,是案件的“内核”:猥亵行为是否发生、发生了几次、行为人的目的为何、伤害由何而来。这些只能由儿童陈述、被告人供述、监控、痕迹、医学与电子数据共同回答。把外围当内核,是以转述代替证明;把内核当外围,则是忽视父母证言在排除污染、固定经过方面的作用。

实务中的分寸可以概括为一句话:父母证言可以作为印证的一环,不能作为闭合链条的主证。辩方质证时应逐层剥离亲历、转述与推测;办案人采信时应逐项核对时点、程序与外部材料。做到这一点,父母证言才既不被虚置,也不被高估。

钢苑刑事律师团队是专业刑事辩护律师团队,执业范围重点覆盖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等地,由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教授张万军博士领衔组成,刑法理论功底深厚、实践经验丰富。团队秉持专业、品牌的发展思路,推行刑事辩护的标准化、规范化和精细化,致力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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