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万军教授(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教授、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
出罪事由,是指足以排除犯罪成立的事实与法律理由。它既包括构成要件不该当,也包括虽然形式上符合构成要件、但存在正当化或者免责根据的情形,还包括因证据不足而不能认定犯罪的情形。敲诈勒索罪的条文只有一款,构成要件极为概括,这既使司法机关在认定时拥有较大裁量空间,也使辩护人拥有了较为宽阔的出罪论证余地。
张万军教授,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系教授,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张万军教授指出,从实践看,敲诈勒索罪的指控往往建立在三个外观事实之上,即行为人提出了财物要求、行为人施加了某种不利后果、对方支付了财物。这三个事实本身并不足以支撑定罪,因为民事索赔、劳动争议、消费维权、举报投诉、商业谈判都可能呈现相同的外观。真正决定罪与非罪的,是财物要求有无权利基础、不利后果是否构成刑法意义上的威胁、支付是否出于恐惧。这三项内容,正是出罪事由的着力点。
人民法院案例库收录的这批案例,几乎覆盖了出罪事由的全部类型。何某毅敲诈勒索案(入库编号:2024-05-1-229-001)、沈某敲诈勒索案(入库编号:2023-05-1-229-002)、夏某理等人敲诈勒索案(入库编号:2023-05-1-229-007)分别从权利基础、非法占有目的、财物归属争议三个角度宣告无罪;卢某洪敲诈勒索案(入库编号:2024-02-1-229-001)、陈某展等十七人案(入库编号:2024-05-1-222-009)从共同犯罪的责任范围上限缩了指控;张某娟敲诈勒索案(入库编号:2023-04-1-229-002)、祝某飞、祝某镡故意伤害、敲诈勒索案(入库编号:2024-04-1-179-013)、陈某涛破坏生产经营案(入库编号:2026-05-1-231-001)则通过改变定性实现了轻罪化。与之相对,周某宝、岳某、陈某、宋某、黄某洪、孙某媛诸案,则说明哪些辩解不能成立。本文以这些案例为样本,按出罪事由的层次逐一展开。
一、出罪事由的层次与审查顺序
(一)构成要件层面的出罪
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由四个要素组成,即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他人实施威胁或者要挟、被害人因恐惧而交付财物、行为人取得财物或者数额达到较大标准。四个要素缺一不可,任何一个要素不能证明,都足以出罪。
非法占有目的是主观要素,通常通过数额与权利的关系、索财的动机、款项的用途推定。威胁是要挟行为的核心,必须达到足以压制他人意思自由的程度,单纯的讨价还价、情绪化言辞、依法告知都不构成。交付的因果要求被害人的处分行为由威胁引起,若交付出于其它原因,因果链条即中断。数额则属于客观处罚条件,未达标准且不属于多次敲诈的,不构成犯罪。
辩护实务中,最常见的问题是办案机关以“要钱”这一外观替代四个要素的证明。行为人只要提出过财物要求,就被推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只要说过“不解决就举报”,就被推定为威胁;只要对方付了钱,就被推定为因恐惧而交付。这种论证方式跳过了构成要件的逐项检验,正是出罪辩护的突破口。
(二)违法性层面的出罪
形式上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可能因存在正当化事由而阻却违法。敲诈勒索案件中,最主要的正当化事由是权利行使。
权利行使在民法上表现为请求权的实现,在刑法上则可构成违法性阻却。当行为人享有真实的请求权,其索要财物的行为就具有正当目的;当其选择的手段与权利实现具有内在关联,且未超出必要限度,行为整体就不具有违法性。沈某案、夏某理案、何某毅案的判决,实际上都隐含了这一逻辑。裁判理由没有直接使用“违法性阻却”的表述,而是通过否定非法占有目的、否定胁迫性来完成出罪,但论证的实质相同。
需要说明的是,权利行使作为出罪事由,有其边界。权利必须真实存在,手段必须与权利相关,数额不得明显超出合理范围。超出这三项条件,行为即由权利行使转化为权利滥用,违法性随之恢复。岳某案、周某宝案即是权利滥用的典型。
(三)责任与程序层面的出罪
责任层面的出罪,主要涉及故意与认识错误。行为人误认为自己享有权利,且该误认具有合理依据的,可能阻却故意。实践中,当事人在民事纠纷中确实相信对方欠其款项,即便该主张事后未获法院支持,也不宜直接认定其具有敲诈的故意。这一辩点在事实模糊的案件中尤为重要。
程序层面的出罪,包括证据不足与罪数处理。夏某理案一审定罪、二审改判无罪,说明在事实存疑时应当坚持疑罪从无。田某兵敲诈勒索案(入库编号:2023-04-1-229-001)则涉及罪数,被告人在暂予监外执行期间犯新罪,期满后被发现,法院认为不属于刑法第七十一条规定的“判决宣告以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又犯新罪”的情形,不适用数罪并罚,只将新罪单独处理。这一处理虽然不改变新罪的成立,但避免了刑罚的叠加,属于广义的出罪效果。
(四)审查顺序的意义
出罪事由的审查应当遵循一定顺序,先事实后法律,先构成要件后违法性,先实体后程序。
先审查事实,是因为许多争议实际上并非法律争议,而是事实争议。行为人究竟主张了什么权利、举报了什么事项、索要了多少财物、对方为何支付,这些事实一经查清,定性往往随之明朗。先审查构成要件,是因为违法性阻却以构成要件该当为前提,若连威胁、索财、因果都不能证明,就不必进入权利行使的讨论。先审查实体,是因为程序问题往往需要以实体判断为基础,例如是否属于同一犯罪事实,直接关系到数额累计与未遂认定。
这一顺序对辩护工作具有直接意义。它要求辩护人不要一上来就谈“维权”“民事纠纷”,而要先把控方的每一项要素拆开,找出其中证明最薄弱的一环,再决定主攻方向。
二、权利基础作为出罪事由
(一)请求权的真实存在
请求权真实存在,是权利行使出罪的前提。这里的真实,不要求权利已经被生效裁判确认,也不要求数额精确,只要求存在可以支撑主张的事实基础。
沈某案是这方面的典型。沈某与上海某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出任土建项目经理。合同即将到期时,公司以严重失职、营私舞弊为由解除劳动关系。沈某认为理由不实,要求支付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及加班费,遭拒后陆续举报公司未缴社保、工程项目违章搭建等问题。公司董事长得知后主动约谈,提出撤回违章搭建举报支付六万五千元、撤回社保举报支付七万元,共计十三万五千元。商谈未成后,沈某准备劳动仲裁,申请金额十四万三千余元。公司报案后,仍在公安立案的情况下主动要求先支付三万元。法院认定,双方确实存在劳动争议,举报有事实依据且事后证明属实,其行为不构成敲诈勒索罪。
该案说明,请求权的真实性可以从三个层面证明。第一,基础法律关系真实存在,如劳动合同、租赁合同、征收补偿协议。第二,权利主张所依据的事实真实存在,如公司确未缴纳社保、项目确有违章搭建。第三,权利主张与损害之间具有对应关系,如赔偿金、加班费可以依照法定标准计算。
夏某理案展示了另一种情形。三被告人的母亲系某县经济开发区村民,因房屋拆迁、坟墓迁移与拆迁公司签订协议并领取补偿。后因家庭矛盾及对补偿不满,夏某理起草索赔材料,要求管委会、投资公司等赔偿住宅和祖坟毁坏及精神损失费共计六十一万元,同时递交举报信。见面时夏某理称不满足要求就举报项目不合法。对方考虑到项目已大量投资,担心举报影响工程,答应对其赔偿,最终谈妥二十五万元,首期支付十万元。一审以敲诈勒索罪判刑,二审改判无罪。
二审的理由值得注意。法院认为,索赔基于房屋拆迁、坟墓搬迁中的民事权利,认定非法占有目的的证据不足;对于财物归属确有争议的情形应当慎重;对有争议、带有不确定性的利益予以索取,实际上是行使民事权利的一种方式。这一表述把请求权的范围从“确定的权利”扩展到“有争议的利益”,其意义在于,不能因为权利边界不清,就推定主张者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二)请求权范围与数额的对应
请求权真实存在,还要审查索要数额是否落在权利范围之内。数额与权利范围对应,行为属于权利行使;数额明显超出,行为可能转化为勒索。
沈某主张十三万五千元,与其后仲裁申请十四万三千余元基本吻合,法院据此认为其提出的补偿数额未明显高于实际应得。裁判理由提出一条一般标准,劳动者提出的赔偿数额有一定计算依据,只要未明显过分高于实际应得,具有合理性,就不宜认定敲诈勒索。这一标准虽针对劳动争议,但其方法论可以推广,即数额的合理性以权利范围为参照,而不以绝对数字为参照。
何某毅案中,何某毅因妻子与王某春发生婚外情,为泄愤殴打对方,后质问如何解决。王某春主动提出赔钱,并写下保证书,写明因破坏家庭愿赔偿八万元。法院认为,何某毅因此产生实际经济损失,精神亦受损害;八万元与过错责任相比未超出合理限度;数额从一两万、五六万到八万,是双方反复商议的结果,并无预谋。据此认定其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夏某理案中,索赔六十一万元、实得二十五万元,单看数字并不小。法院未以数额巨大认定犯罪,而是强调索赔基于拆迁、迁坟中的民事权利,财物归属存有争议。这说明,权利越明确、损害越可计算,数额的容差越小;权利越模糊、损害越难量化,数额的容差越大。
反之,周某宝敲诈勒索案(入库编号:2023-05-1-229-004)中,行为人在景区消费后以投诉举报施压,索要四万元、六万八千元,另有一笔八万元未遂,法院认定其短时间内针对类似主体多次索取明显超过消费金额的钱款,已明显超出民事维权范围。孙某媛以散布虚假信息相威胁索要一百万元,与任何可能的权利主张均无对应。两案说明,数额一旦与权利脱钩,就成为认定非法占有目的的重要依据。
(三)请求权消灭后的索财
请求权不仅要在行为时存在,还必须在行为时尚未消灭。权利已经通过和解、调解、仲裁、判决、补偿协议实现的,行为人仍以同一事实索财,就不再是行使权利。
岳某敲诈勒索案(入库编号:2023-03-1-229-001)是这一规则的典型。岳某以投诉、举报某餐饮店违建、一照多用为手段,以不给钱就继续投诉相威胁索财,2019年11月索得三万元并签署撤销投诉书,2021年1月至3月又索要五万元,收款时被抓获。岳某辩称与餐饮店存在劳资纠纷。法院查明,证人证言与收据相互印证,其已于2018年2月收到餐饮店支付的六万元,劳动争议已协商解决。法院认为,即便餐饮店存在违法违规经营,岳某也应依法行使投诉、举报权利,而不应借行使权利之名行敲诈勒索之实。
该案的关键事实是六万元的实际支付。这一支付使双方的劳动争议归于终结,岳某此后再以举报相要挟索财,与任何合法请求权都没有对应关系,非法占有目的自然成立。与之类似的还有权利因时效、因履行、因放弃而消灭的情形,辩护人在审查时应当逐项核对。
三、非法占有目的的排除
(一)数额的合理限度
非法占有目的属于主观事实,无法直接证明,只能通过外部事实推定,其中最重要的是数额与权利的对应关系。
沈某案确立的“未明显过分高于实际应得”标准,可以作为一般规则使用。何某毅案的八万元、夏某理的六十一万元索赔,都是在这一标准下评价的。法院没有简单地以数额大小推定目的,而是把数额放在权利背景中衡量,这一点对辩护极为有利。
具体操作上,数额论证应当做三件事。第一,列出可计算项目,包括直接损失、间接损失、精神损害、维权成本、律师费、鉴定费、误工费,形成一张计算表。第二,说明计算依据,引用法律规定的标准、行业惯例、同类民事判决的赔偿数额。第三,还原协商过程,用微信记录、通话录音、会谈纪要、中间人证言证明数额是双方逐步形成的,而非单方强定。三点做到,数额就不再是孤立的天文数字,而是有据可循的权利主张。
(二)动机的复合
行为人的动机往往不是单一的。敲诈勒索要求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如果行为人的主要目的在于填补损失、停止侵害、恢复名誉、要求道歉,索财只是实现这些目的的手段之一,非法占有目的就难以成立。
何某毅案的裁判理由对此有清晰表述。法院认为,何某毅索财的动机不限于赔偿损失,还包括要求王某春承认过错,以及承诺不再犯;为起到惩罚、警告作用,提出略高的赔偿数额无可非议。这一表述承认了动机的复合性,并把“略高”与“明显超出”区分开来。
周某宝案则从反面说明,动机纯粹是牟利时,维权的正当性即丧失。法院指出其以此为生财之道,短时间内针对类似主体多次索财,明显超出民事维权范围。
辩护时不应空泛陈述动机,而要落到具体事实。行为人是否要求出具道歉信、停止侵权承诺书;是否要求整改、召回、补缴社保;是否在获得赔偿后仍推动行政处理;是否拒绝签订保密协议、拒绝删除投诉。这些事实都能说明,行为人的目的不只是钱。
(三)财物归属存有争议
当财物的归属本身存在争议时,行为人主张权利,即便方式不当,也不能直接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夏某理案的裁判要旨对此表述得最为清楚,对于财物归属确实存有争议的情形应当慎重,只有行为人明知财物不属于自己,而故意以刑法禁止的方式将该物占为己有的,才能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这一规则包含两个条件。其一是主观明知,即行为人知道财物不属于自己;其二是方式违法,即以刑法禁止的方式占有。两个条件同时具备,才成立非法占有目的。如果行为人真诚地认为自己有权取得该财物,哪怕该主张在法律上不能成立,也属于民事争议,不应以刑罚处理。
这一辩点在家庭财产、合伙结算、遗产分配、拆迁补偿等案件中尤为常见。辩护人应当收集能够证明行为人主观认识的证据,如协议、收据、往来函件、亲属证言、此前的调解记录,说明其主张并非凭空捏造。
(四)事后处分行为
行为人在达成某种安排后的表现,也是判断非法占有目的的重要依据。如果行为人并未实际追索,或者主动放弃权利,或者将款项用于弥补损失,其索财的正当性就更强。
何某毅案中,保证书签订后直至案发,何某毅未再索要钱款,王某春也未实际支付,何某毅主动将保证书丢弃,与其供称的动机相互印证。法院据此进一步认定其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一个真正想勒索的人,不会在拿到书面承诺后置之不理,更不会主动丢弃。
夏某理案中,首期十万元存放于夏某云处,后经夏某理同意取出二万元偿还贷款,案发后公安机关追回八万元并已发还。款项用于家庭生活与债务清偿,未用于挥霍或者继续扩张勒索,与权利基础、数额合理性相互印证。
需要提醒的是,事后行为不能反过来掩盖行为时的非法目的。行为时明知没有权利基础,事后退赔或者放弃,只能作为从轻情节,不能否定犯罪成立。
## 四、威胁要挟的不成立
(一)合法告知与恶害通告的区别
威胁、要挟是敲诈勒索罪的核心行为。刑法意义上的威胁,是指以恶害相通告,使他人产生恐惧,从而处分财产。并非所有提及不利后果的言辞都构成威胁,依法告知、权利主张、谈判施压,与以恶害相通告在规范上分属不同层次。
周某宝案的裁判要旨提出三项判断因素,即是否有正当的权利、是否在正当权利范围内行使、行使权利的手段是否具有必要性和相当性。该案中,周某宝在多个景区以存在假和尚、假道士欺骗游客消费为由投诉举报,再以帮助正面宣传、消除影响为名索财,短时间内针对类似主体多次作案,索取明显超过消费金额的钱款,法院认定其已明显超出民事维权范围。
岳某案说明,即便举报内容真实,手段仍可能构成要挟。餐饮店确有违建、一照多用问题,但法院认为,公民应当依法行使投诉、举报权利,不得以投诉、举报相要挟,借行使权利之名勒索钱财。关键不在举报是否真实,而在举报是否被用于索取与权利无关的财物。
沈某案则从正面说明,举报可以成为维权方法。沈某在协商未果后准备劳动仲裁,举报发生在公司拒付之后,是对公司违法行为的反映,法院认为其讨要钱款不具有胁迫性。
三案对照,可归纳三条审查规则。第一,不利后果是否由行为人掌握。举报、投诉的启动权在行为人手中,结果由主管机关依法决定;声称可以让对方关门、破产,则是虚构与夸大。第二,不利后果与索赔请求是否关联。举报针对的正是侵害行为人权益的行为,属维权手段;针对与索赔无关的事项,则只是谈判筹码。第三,是否附加不给钱就继续加害的意思,如实告知与把举报和财物给付捆绑,性质不同。
(二)交易对价与真实服务
敲诈勒索罪的行为人不用付出任何对价即可获取利益,这是其与强迫交易罪最本质的区别。安某、胡某、李某某案(入库编号:2023-05-1-229-005)的裁判要旨指出,强迫交易罪侵害的是自愿、平等交易的市场秩序,但存在交易的基础事实;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的不能构成强迫交易罪;暴利一定在合理差价限度内,超出该限度性质即变化。
该案中,安某系电视台工作人员,其负面报道因故未被采用,遂与胡某商议,由胡某以年度公关合作名义要求A公司支付二百万元服务费,李某某转发税务黑洞、3·15期间要播放等谈判要点并限期答复,后发送暗访片段施压。法院认定三人构成敲诈勒索罪,理由是李某某隐瞒真实身份,会谈围绕曝光负面新闻,目的并非真实交易。
金某某、江某某、李某、蒋某某案(入库编号:2023-05-1-229-006)从服务的虚假性入手。行为人以帮助船民办理签证为名收取高额签证费,但其无权进入海事部门签证大厅代办进出港签证业务,船民交费后仍需自行办理手续并缴纳港务费,服务与收费并不对等,所谓服务只是勒索财物的幌子,不存在交易事实,故不构成强迫交易罪。
两案说明,是否存在真实对价,是威胁是否成立的关键。行为人确实提供了商品、服务、技术、渠道,且价格虽高于市场但未明显脱离合理区间的,其收费具有交易基础,至多构成强迫交易。判断时审查三点,即交易标的是否真实存在、是否实际履行、价格是否处于合理区间。
(三)信息真实不免责
网络曝光型案件中,行为人常以“我发布的信息都是真的”作为抗辩。这一抗辩通常不能成立。
陈某敲诈勒索案(入库编号:2023-05-1-229-003)中,行为人发布某幼儿园负面报道,经营者联系删帖,陈某索要六千元;此后又多次推送该幼儿园负面信息,以交钱即可删帖、否则被查处损失更大为由索财,索得二万元。法院认为,陈某以删帖要挟对方,使对方产生不安、被迫交付财物,构成敲诈勒索罪;法释〔2013〕21号第六条规定的网络信息包括真实信息与虚假信息,无论信息是否真实,只要使被害人产生恐惧心理即可认定。信息真实只能说明没有诽谤,不能说明索财具有正当性。
宋某敲诈勒索案(入库编号:2026-04-1-229-001)则封堵了没有主动联系的辩解。宋某在微信公众号发布从网络获取的企业负面信息,在企业主动联系删除时予以拒绝,并以签订公关服务合同、支付服务费才能删帖为条件,索取一百七十二万元,实际得款一百五十三万元。法院认为,行为人先行给被害人造成不利状况,被害人主动请求消除,行为人以不交付财物则不予消除相威胁、要挟的,本质亦属敲诈勒索。
黄某洪、吕某婷敲诈勒索案(入库编号:2025-04-1-229-001)揭示了商务合作外衣的作用。黄某洪等人利用打传防骗微信公众号发布、转载二十一家民营企业负面信息,主动联系企业索财,或者在企业联系删帖时以不付费则拒绝删帖并进一步炒作相威胁,索得五十五万六千元,其间还以公司名义与部分企业签订商务合作协议。法院认定协议只是掩饰犯罪的幌子,合作费、公关费均计入犯罪数额;公司系为实施犯罪而设立,不以单位犯罪论处。
孙某媛敲诈勒索案(入库编号:2025-05-1-229-001)则明确了主动索要这一前提。孙某媛系某网络主播的粉丝,自认为该主播与被害人侯某关系暧昧,在直播间辱骂侯某,并找到侯某家人联系方式。侯某要求其停止人身攻击时,孙某媛索要一百万元,威胁如不给钱就让侯某身败名裂;被拒后散布侯某婚内出轨、偷税漏税、猥亵儿童等虚假信息,向有关部门举报并发帖,侯某不堪其扰轻生,幸被救回,孙某媛得知后又发布畏罪自杀的帖子,继续索要一百万元。法院认定其同时构成敲诈勒索罪与诽谤罪,依照处罚较重的罪名定罪,犯罪未遂,减轻处罚。裁判理由指出,主动索要财物是本罪成立的前提条件;行为人发帖时没有索要目的,被害人联系请求删帖时主动给付财物的,不宜认定为本罪;被害人请求删帖而行为人提出给付条件,被拒后以不删帖甚至继续散布负面信息相要挟,进而索取数额较大财物的,则应认定为本罪。这一表述划出了曝光型案件的出罪边界,即无索财目的、无主动索要、无持续加害。
五、交付因果的中断
(一)被害人主动交付
敲诈勒索罪要求被害人的交付由行为人的威胁引起。交付由被害人主动发起、主动完成,因果链条就可能中断。
沈某案中,从商谈金额到出具承诺书,再到支付三万元,每一次均由公司主动。尤其在公司已经报案、公安已经立案之后,公司仍主动提出先支付部分钱款,经协商确定金额后转账支付,收据事由写明撤销对公司投诉的费用。法院据此认为,沈某讨要钱款不具有胁迫性,不符合被害人受胁迫、不得不为之的情形。
这一事实把谁掌握交付决定权摆上台面。被害人在恐惧支配下不得不给,与为尽快摆脱纠纷、维护商业关系而主动给,性质不同。辩护时应按时间列明每次接触的发起人、商谈内容、数额变化、款项名目、支付方式,关键节点由被害人或其代理人主导,就足以对基于恐惧而交付提出合理怀疑。
(二)息事宁人而非恐惧
被害人的心理状态,是控方最难证明、辩方最容易攻击的环节。实践中常以若不支付就继续举报、曝光直接推定恐惧,忽略了息事宁人、避免麻烦、维护商誉等动机。
陈某涛案作了细致区分。陈某涛因虚构理由申请仅退款被拒,为泄愤报复,在网络店铺大量恶意下单,待商家发货后即申请退货退款,三年多针对九百余家店铺下单二千七百余次,造成技术服务费等损失六万余元;部分商家为避免更大损失,主动支付和解费共计六千四百元。法院认定其构成破坏生产经营罪,并明确不宜认定敲诈勒索罪。理由是,陈某涛并未主动联系商家扬言不给钱就如何,持续、批量下单不足以让商家形成恐惧心理,商家支付和解费更多出于息事宁人,而非恐惧;对数额亦不讨价还价。恐惧型交付通常伴随明确的索财表示、数额反复加码、交付紧迫;息事宁人型交付则表现为被害人主动以钱换安宁、数额一次确定、交付后互不纠缠。
恐惧型交付通常伴随明确的索财表示、数额反复加码、交付紧迫、被害人抗拒而无奈;息事宁人型交付则表现为被害人主动以钱换安宁、数额一次确定、交付后互不纠缠。两种情形在外部表现上差异明显,细心梳理即可找到切入点。
六、共同犯罪中责任范围的限缩
(一)超出共同故意
共同犯罪的责任范围以共同故意为限。卢某洪敲诈勒索案(入库编号:2024-02-1-229-001)中,卢某洪与欧某水共谋盗掘骨灰后向死者家属勒索钱财,商定索要十万元;后欧某水单独联系被害方,声称最少五十万元才可归还骨灰。法院认定,卢某洪对私自提高至五十万元并不知情,超出部分已超出共同故意,不应计入其犯罪数额,故对卢某洪认定为数额较大,另案对欧某水认定为数额特别巨大。多人共同索赔时,应查明各人是否参与商议、是否知晓数额、是否参与实施、是否分得款项。
(二)流水线作业中的共犯排除
陈某展等十七人案(入库编号:2024-05-1-222-009)的裁判要旨指出,实施套路贷过程中未采用明显暴力或者威胁手段,行为整体表现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财物的,一般以诈骗罪定罪处罚;多种手段并用,构成数罪的,应根据具体事实数罪并罚或者择一重处。
该案在共犯认定上提供了重要支点。财务人员将逾期借款人名单移交催收人员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共犯,应综合考虑其犯意内容、收益情况、意思联络;财务人员与催收人员职责截然不同,属于流水线作业的上下游,认识因素、犯罪目标不一致,犯意联络不明显,犯罪所得利益没有共享,故不应认定为共犯。对业务链条型催收案件,被告人往往只负责审核、放款、记账、客服等某一环节,辩护人应从职责分工、薪酬结构、是否参与分成、是否知晓威胁手段等角度,论证其缺乏共同犯罪故意。
七、定性改变与轻罪化
(一)绑架与敲诈勒索的界限
张某娟案(入库编号:2023-04-1-229-002)中,公诉机关指控绑架罪。张某娟哄骗一名十二岁的学生至南京,向其家属索要八万元。法院认为,其行为侵犯的客体主要是财产权利,绑架罪所要求的劫持人质、以人身安全相威胁的特征并不充分;被害人虽年幼,但能够实施打电话、离开房间等自主行动,人身安全未处于随时被侵犯的现实危险;行为尚未达到绑架罪的严重程度,以敲诈勒索罪定罪更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当指控的重罪在构成要件上不能成立时,主张改变定性是最直接的出罪路径,辩护人应从行为方式、侵害客体、人身安全状态、勒索对象四个方面比较两个罪名。
(二)抢劫与敲诈勒索的界限
祝某飞、祝某镡案(入库编号:2024-04-1-179-013)涉及事出有因的殴打后当场取财。被害人丁某通过微信骚扰祝某飞的同事,双方发生冲突,祝某飞等人殴打丁某,后协商补偿五千元,丁某通过微信提现分三次支付。其间祝某飞看到丁某微信账户中有八千元,但未提出额外要求。公诉机关以故意伤害罪、抢劫罪起诉,法院认定取财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裁判理由指出,抢劫罪与敲诈勒索罪通常以是否当场使用暴力、是否当场取得财物作为区分标准,但该标准适用于常态情形;对于事出有因而实施轻微暴力、当场取得财物的,应结合暴力程度、取财数额、被害人的意志状态综合判断。该案暴力程度有限,取财数额与协商结果一致,被害人未完全丧失处分财产的意志自由,故不构成抢劫罪。
(三)破坏生产经营与敲诈勒索的界限
陈某涛案中,法院一方面认定其行为属于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条中的以其他方法破坏生产经营,另一方面明确不宜认定敲诈勒索罪,理由是缺乏明确索财表示、缺乏恐惧心理、缺乏讨价还价。对恶意下单、批量投诉一类案件,这一区分颇具参考价值。当施压方式是持续、批量、规模化的交易行为,而非直接的恶害通告,且未明确提出索财要求时,定性为破坏生产经营更符合行为实质。
(四)加重情节的排除
出罪事由不仅作用于罪名,也作用于加重情节。指导案例187号吴强等敲诈勒索、抢劫、故意伤害案(入库编号:2022-18-1-229-001)中,法院认定以吴强为首的犯罪集团可以认定为犯罪集团,但不应认定为恶势力犯罪集团。理由是,恶势力犯罪集团除符合犯罪集团的条件外,还应具备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的特征,其行为应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手段应具有较严重的强迫性、压制性;普通犯罪集团仅实施非法敛财活动,在公然性、手段的强迫压制程度上与恶势力犯罪集团存在区别。排除恶势力定性,虽不改变个罪的成立,但可以避免适用恶势力犯罪的加重规则。辩护人应从组织形成时间、犯罪对象的特定性、手段的公然性、是否针对不特定群众四个方面展开论证。
八、不能成立出罪事由的常见辩解
(一)信息真实与未主动联系
陈某案、宋某案、黄某洪案分别否定了三种常见辩解,即信息真实、未主动联系、签订商务合同。三案的共同逻辑是,敲诈勒索罪评价的是索财行为,而不是信息本身;只要行为人以发布、删除信息为筹码索取财物,并使对方产生恐惧,即符合构成要件。
(二)牵连犯与数罪并罚
李某卫非法拘禁、敲诈勒索案(入库编号:2023-06-1-186-002)中,被告人非法拘禁被害人后,另起犯意向其索要三万五千元。辩护人主张非法拘禁与敲诈勒索构成牵连犯。法院认为,牵连犯要求数个行为之间存在手段与目的或者原因与结果的紧密牵连关系;该案非法拘禁的目的是泄愤、报复,后另起犯意勒索财物,两个行为缺乏内在牵连,应实行数罪并罚。罪数辩护必须以同一犯罪目的为前提,另起犯意的,不能主张牵连。
(三)报案即自首
张某敲诈勒索案(入库编号:2023-03-1-229-003)中,被告人作案后以被害人身份报案,后在接受询问时未如实供述。法院认为,以被害人身份报案,既不是基于接受处罚的主动性和自愿性,也无助于案件及时侦破,不构成自动投案。蒋某正案(入库编号:2023-02-1-015-001)涉及余罪自首。蒋某正因爆炸被抓获时,公安机关已掌握其为敲诈勒索而实施爆炸的罪行,其归案后供述的另两起敲诈勒索与已掌握部分均构成敲诈勒索罪,属于同种罪行,故不能认定自首,仅能认定坦白。自首的成立以主动投案和如实供述为要件,不能以报案行为或者部分供述替代。
(四)恶势力定性
刘某等敲诈勒索案(入库编号:2023-03-1-229-002)中,行为人在房屋租赁中介过程中收取额外费用、拒不退还租金,涉案三十余万元,法院认定其属于恶势力,依法从严处理。与吴强案对照可见,是否认定恶势力,取决于行为是否具有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的特征,是否针对不特定群众反复实施,是否造成恶劣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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