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万军教授(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教授、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
猥亵儿童案件的办理,难处不在罪名,而在事实。此类行为多发生在教室、办公室、宿舍、接送途中,没有监控,没有目击,能够直接指向犯罪构成的证据往往只有被害儿童的一句话;而儿童的表达受年龄、记忆、表达能力限制,又极易受家长、同伴与办案人员提问方式的影响。于是,同一份材料,指控方读出的是“细节具体、非亲历不可知”,辩护人读出的是“前后矛盾、来源可疑”,裁判者则须在两者之间作出取舍。
人民法院案例库收录的三十三件猥亵儿童及相关案例,为这一取舍提供了较为完整的参照。张万军教授,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系教授,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包头市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张万军教授指出,这些案例既包括零口供、仅有一名被害人陈述的案件,也包括有多名被害人、有监控与生物痕迹的案件;既有二审改判有罪的,也有一审判决无罪后被改判的;既有认定犯罪的,也有明确“不宜一概入刑”的。本文以之为样本,按“行为—证据—方法—边界”的顺序,梳理此类案件事实认定的要点,所引案例均标注入库编号,供办案时核对。
一、认定的对象:先分清行为与情节
(一)什么行为才算猥亵
认定猥亵,首先要回答两个问题: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出于刺激、满足性欲的目的,客观上是否实施了足以冒犯他人性羞耻心的行为。吴某某案(入库编号:2023-02-1-185-007)对此作了完整表述:认定“猥亵”必须综合考虑主客观两个方面;主观上通常具有刺激、满足性欲的动机,客观上须为足以刺激或者满足性欲,并冒犯普通公民性羞耻心或者引起其厌恶感的行为;判断是否属于猥亵,应当考虑所侵害的身体部位是否具有性象征意义。该案被告人多次利用放学无人之机亲吻八岁女童脸部,单看部位并不典型,法院结合其半年内多次抠摸其他女童隐私部位的整体事实,认定该亲吻具有性目的,从而认定为猥亵。
这一认定思路提示:部位本身不是决定性的,行为的情境才是。张某某案(入库编号:2024-18-1-185-001)中,被告人辩称隔着裤子拽被害人生殖器是为了提醒其集中注意力,法院认为对未成年学生的教育提醒不会也不应采取该方式,该辩解与常理相悖。两案从正反两面说明,当行为能够被照护、医疗、体育指导、纪律管理、嬉闹等日常目的合理解释时,认定应当谨慎;当行为方式已明显偏离日常交往,如针对隐私部位的持续接触、要求脱衣、伴随性言语,辩解便难以成立。审查的着力点,应是行为发生的时间、地点、在场人员、持续长短、身体部位、先后动作、事后表现与双方关系,而不是被告人的内心独白。
(二)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界限
猥亵儿童并非一律构成犯罪。《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猥亵他人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猥亵不满十四周岁的人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与之相对,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三款对猥亵儿童设置了五年以下与五年以上两个量刑档次。两条规范的并存,意味着对儿童的猥亵存在“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两个层面,须以危害程度作实质区分。
张某案(入库编号:2026-14-1-185-001)提出了具体判断因素:所侵害身体部位的隐私程度、猥亵方式、持续时间、特定时空环境、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是否实际造成伤害。该案要旨指出,部位隐私程度一般、持续时间短,但采取强制手段,或者结合特定时空环境与双方关系,反映出主观恶性大、对被害人性羞耻心冒犯严重、严重侵犯人身安全感甚至造成实际心理伤害,具有刑事处罚必要性的,才以猥亵儿童罪论处。据此,隔衣、短暂、非隐私部位、公开场合的单次触碰,原则上应留在行政处罚范围;反之,选择封闭空间、利用师生或监护关系、造成儿童行为异常或医学后果的,则倾向入罪。
(三)网络隔空猥亵的认定
网络隔空猥亵是近年争议最大的类型。案例库已确认此类行为可以构成猥亵儿童罪:顾某军案(入库编号:2023-02-1-185-003)明确隔空猥亵虽无身体接触,仍符合本罪构成要件;商某案(2024-02-1-185-004)指出本罪不需要暴力、胁迫手段,以引诱手段隔空猥亵,表面自愿亦不影响定罪;杨某某案(2024-02-1-185-009)明确不论儿童是否自愿、是否造成后果、是否有强制,均不影响犯罪成立;周某案(2025-14-1-185-005)将向儿童播放淫秽视频、裸露自己私密部位等非接触行为纳入本罪。
但入罪并非没有边界。柴某殿案(入库编号:2024-02-1-185-007)明确,鉴于隔空猥亵的非接触性,其危害程度与现实空间实施的猥亵相比情形更复杂,在认定罪与非罪、是否构成加重情节方面均需审慎,不宜一概入刑,亦不能简单以人数、次数满足三人或三次以上即认为构成加重情节;对于“多次”,还应结合具体方式、手段、后果综合评判,如在五年以下量刑足以罪责刑相适应,可将多次索要照片、视频作为入罪情节评价,不再重复评价为加重情节。据此应重点审查三点:对象是否确为不满十四周岁的儿童;行为内容是否达到具有性意义的程度,文字挑逗、发送非淫秽图片,与要求暴露生殖器、实施淫秽动作并发送视频,性质不同;图片、视频是否指向特定儿童、是否由行为人索要或制作,网络下载、他人转发、人工智能合成的图片不能当然归责。
二、认定的证据:被害儿童陈述怎么查
(一)取证程序是否规范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意见》(高检发〔2023〕4号)第二十四条要求,询问未成年被害人应当进行同步录音录像,录音录像的声音、图像应当清晰稳定,被询问人面部应当清楚可辨,能够真实反映其回答询问的状态。审查时应逐项核对:询问人是否具备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经验;法定代理人或者合适成年人是否到场;是否分别、单独询问;是否遵循一次询问原则,避免反复询问造成记忆污染;录音录像是否完整、连续,有无中断与剪辑。
蒋某华案(入库编号:2025-14-1-185-004)从正面说明了程序规范的意义:公安机关对三名被害儿童分开制作笔录,通知法定代理人或合适成年人到场,采取符合低龄儿童年龄特征的询问方式,并对整个询问过程录音录像,法院据此认定取证程序合法。张某某案(入库编号:2024-18-1-185-001)则从反面说明了程序瑕疵的后果:被害人陈述笔录存在取证不及时、询问时面部被部分遮挡、第二份笔录缺乏同步录音录像等情形,法院认为“一定程度影响对被害人陈述真实性的判断”,并最终对长期多次猥亵的指控不予认定。可见,程序是否规范直接影响陈述能否作为定案依据;程序存在瑕疵时,其效果往往不是整份陈述被排除,而是与瑕疵相对应的那部分事实无法认定。
(二)陈述内容是否可信
审查陈述内容,通常看三个方面。一是是否符合年龄与认知水平。蒋某华案中,三名被害儿童分别为三岁至四岁,法院以“已具备一定辨别能力和表达能力”“相关细节非亲历不能描述”为由采信其陈述;左某案(入库编号:2023-02-1-185-004)中,被害人系年满十一周岁的小学五年级学生,法院以其已具备较强的记忆、表达能力,陈述稳定自然为由予以采信。年龄越小,对时间、次数、顺序的叙述越不稳定,对核心动作与身体部位的描述反而可能具体,这一特点在审查时应予注意。
二是有无“非亲历不可知”的细节。所谓非亲历不可知,应限于与性侵害核心相关的、常人无从知悉的内容,如特定的身体特征、特定的动作方式、特定的言语,而不是“老师叫我去办公室”这类中性事实。张某某案(2024-18-1-185-001)对“长期多次”一节不予认定,理由之一即是被害人关于该节事实的陈述缺乏非亲历不可知的细节,且关于猥亵开始时间、补课具体时间、被猥亵时家中人员的陈述前后矛盾,无法作出合理解释。
三是是否稳定、连贯。稳定不是要求多次陈述字面一致,而是核心情节实质一致。左某案中,公安机关在案发当日、次日、一个月后三次询问,被害人对被叫到办公室拿纸杯、被亲额头、被摸肚子胸部及阴部的过程陈述详细完整,前后稳定,成为定案的重要基础。反之,若首次陈述笼统,后续陈述逐步增加细节,且新增细节与在案其他证据不合,则须警惕。张某案(入库编号:2025-14-1-185-001)在申诉审查中还提示,判断陈述是否真实,应回到案发当时的在案证据与被害人的身心状态,不能因事后出现的零星材料而改变原有判断。
(三)有无诬告、诱证的可能
审查要点包括:报案是否及时、经过是否自然;被害人与被告人及其家庭在案发前有无矛盾、债务、退费、处分等利益冲突;陈述是否由他人主导提问后形成;是否存在以赔偿、处理纠纷为目的的报案。林某连案(入库编号:2023-02-1-185-001)中,被告人辩称家长串通诬告,法院以家长组建微信群系为维护自身合法权利、聊天记录显示有家长提出为孩子声誉考虑应慎重控告为由否定该辩解。该案说明,单纯证明家长之间有过沟通,不足以否定陈述;须进一步证明沟通导致具体陈述内容的同质化,例如多名儿童对同一细节使用相同措辞、相同顺序。
刘某某案(入库编号:2025-07-1-185-002)则从另一角度提供了判断标准:十四名被害人均指证被告人,陈述内容完整连贯、语言自然,对被侵害地点、方式的描述具体清楚,事后表现出畏惧、害羞,因惧怕老师报复不敢告诉家长,符合同龄人的认知与处理方式;各被害人及其家长与被告人不存在矛盾纠纷,家长捏造性侵害事实而自毁清白与常理不符。这些因素综合起来,构成对“有无诬告”的否定。
(四)父母的证言能证明什么
父母通常是最早发现儿童异常的人,其证言有价值,但价值有限。蒋某华案中,法院采信父母证言的理由是:法律并未禁止利害关系人作证,父母与儿童长期共同生活,能第一时间发现儿童身体、心理的异常,儿童更愿意对父母表达。这一表述实际上划定了父母证言的定位——它证明的是“儿童何时、以何种状态向何人披露”,而不是“侵害是否发生”。若父母证言的内容仅是转述儿童所言,则属传来陈述,不能与儿童陈述相互“印证”而虚增证明力;真正具有独立价值的,是父母观察到的身体异常、情绪反应、行为变化,以及报案的时间与经过。
三、认定的方法:印证怎么用,疑点怎么排
(一)什么样的证据才算印证
印证要求两项条件:来源独立,指向同一具体事实。实践中常见的三类“假印证”应当剔除。其一,同一来源的重复。儿童向母亲陈述,母亲再向侦查人员陈述,两者实为一个信息源,不能互为印证。其二,概括事实的印证。多名被害人一致陈述“老师摸过我们”,但时间、地点、方式各不相同,只能印证存在不当接触,不能印证猥亵的次数与形态。其三,循环印证。侦查人员先向证人透露案情,再取得“一致”的证言,此种一致源于侦查行为而非事实本身。
左某案(入库编号:2023-02-1-185-004)展示了真实印证的力量:被害人陈述其被叫到办公室拿纸杯、被亲额头、被从衣服下摆伸手摸肚子胸部、被伸入裤子摸腿及阴部、出门时被再亲额头,与证人证实被告人叫一名女同学出去、监控显示被告人随即进入办公室且室内无说话声、被害人进入办公室前衣摆正常而出来后向内卷起、被告人出门后先后闻手、手机中的网购玩具记录、额头检出被告人DNA分型等情节一一对应。此种情形下,事实认定的基础已不在陈述本身,而在陈述与客观事实的吻合程度。
(二)可以分段认定的,不要整体认定
猥亵儿童案件常有多节指控,各节的证据状况并不相同,应当分别审查、分别认定。张某某案(2024-18-1-185-001)是适例:控方指控两个时段、两个层次的事实,法院对2023年4月8日、15日两节,以被害人陈述与被告人自认、奶奶证言相互印证为由予以认定;对“长期多次”一节,则以证据不足、不能排除合理怀疑为由不予认定,进而否定“多次”这一升档情节,最终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与检察机关抗诉要求的五年以上相差悬殊。
柴某殿案(2024-02-1-185-007)在隔空猥亵中贯彻了同样的思路:即便多次索要裸照、视频的事实成立,也不当然构成“多次”加重情节,还须结合方式、手段与后果评判,避免罪责刑不相适应。由此可见,分段认定不仅是证据法则,也是量刑公正的要求。
(三)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怎么查
零口供案件的审查清单,案例库已相当统一。林某连案(2023-02-1-185-001)、唐某清案(2024-02-1-185-008)、林某某案(2023-02-1-185-006)、刘某某案(2025-07-1-185-002)均从四方面展开:发破案经过是否自然;被害人及其家长有无诬告动机;陈述是否符合年龄与认知;各被害人陈述之间、陈述与其他证据之间能否相互印证。林某某案的一审、二审分歧尤具参考价值:一审认为被害人与目击证人均为未满五周岁的幼儿、证人与被害人有利害关系,证据不足,判决无罪;二审在补充现场模拟实验、病历记录、被告人自认脱裤及其解释前后矛盾等材料后,认定证据已形成完整链条,改判有罪。该案说明,零口供并不等于不能认定,关键在于间接证据能否把陈述之外的疑点逐一封堵。
反过来,被告人的辩解是否可信,同样是认定的一环。左某案中,被告人对如何进入办公室、在办公室谈了什么、为何闻手、是否接触被害人等情节,八次讯问反复变化,且与监控、DNA鉴定相矛盾,法院据此认定其供述不具客观真实性。刘某某案中,被告人侦查阶段供述有同步录音录像证实,审理阶段翻供,法院认为不具合理性。可见,认罪与否不是认定的事实基础,供述与在案证据是否吻合才是。
(四)客观证据能证明什么、不能证明什么
医学检查的证明力常被高估。蒋某华案中,三名被害人的检查结果均为“幼女外阴、小阴唇略红肿,处女膜未见新鲜裂伤,未见血迹,诊断:外阴炎”,鉴定意见为所受损伤尚不构成轻微伤。这样的结论既不能证明猥亵发生,也不能排除猥亵发生;其价值取决于鉴别诊断是否充分,外阴炎的常见成因如卫生习惯、蛲虫感染、湿疹、衣物摩擦,均应纳入考虑。
生物痕迹的边界同样清楚:痕迹只能证明接触,不能证明接触的性意义。左某案额头检出被告人DNA分型,与“亲吻额头”的辩解并不矛盾,法院认定猥亵依据的是全部证据的组合,而非该鉴定本身。电子数据则须审查原始存储介质是否随案移送、提取是否制作笔录并校验完整性、账号与实际使用人是否对应、聊天记录是否完整连续、图片视频是否经过编辑或系网络图片。上述环节缺失,“谁在何时向谁发送了什么”这一基本事实即不确定。
在证明标准上,《性侵意见》第二十九条明确要求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张某某案(2024-18-1-185-001)进一步指出,既要考虑性侵害案件的特殊性和未成年人身心特点,也要结合经验常识,注重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和逻辑分析,同时避免机械理解适用印证证明模式。这一表述的意义在于:被害人陈述加上若干旁证,并不自动等于证明完成;只有排除了其他合理解释,才能认定。
四、认定的边界:情节、罪数与法律适用
(一)多人、多次怎么算
“多人”指被害儿童三人以上,“多次”指三次以上。计算时应把握三点:次数以独立、完整的猥亵行为为单位,同一时空内连续实施的一系列动作属于一次行为的组成部分,不得切分计数;次数须有具体的时间、地点、方式支撑,仅有概括性陈述不能计入;隔空猥亵的次数认定应更审慎,柴某殿案已明确不得简单以三次以上即升档。
(二)公共场所当众怎么认定
案例库对此已有较统一的意见。教室(吴某某案,2023-02-1-185-007;田某某案,2025-14-1-185-002)、教师办公室与学校停车棚(李某海案,2023-02-1-185-002)、团体包乘的大巴车(田某某案)均属公共场所;“当众”不要求在场人员实际看到,只要行为处于在场多数人可能看到、随时可能发现的范围即可(卢某案,2024-02-1-185-010;唐某清案,2024-02-1-185-008)。卢某案还明确,行为人主观上不想被看到、客观上制造了一定隐蔽条件,只要行为能够被在场多人看到,不影响“当众”的认定。需要说明的是,“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须同时具备“情节恶劣”,田某某案即因行为人负有教育职责和特殊监护职责、一天内二次当众猥亵并抚摸胸部阴部,被认定为情节恶劣。
(三)手段恶劣与后果严重
陆某存案(入库编号:2025-02-1-185-001)明确,以生殖器侵入肛门等方式实施猥亵的,应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三款第四项规定的“猥亵手段恶劣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在五年以上幅度内裁量;高某水、刘某一案(入库编号:2024-02-1-185-002)亦将口交、肛交列为加重情形。对“侵入式”应作严格的事实与医学界定,未实际插入、仅有接触的,不应扩张适用。“造成儿童伤害或者其他严重后果”则须有诊断、评估与因果关系证明,并排除家庭变故、学业压力等其它原因。
(四)一罪还是数罪
袁某生案(2024-02-1-182-002)明确,针对同一幼女多次实施性侵,在强奸行为之外的时间、空间又实施猥亵的,不应认为猥亵是强奸的一部分,应以强奸罪与猥亵儿童罪并罚;反之,同一时空、同一目的下的连续动作,应评价为一行为。隋某宇案(2024-18-1-182-002)明确,线上隔空猥亵后以散布私密照片相要挟强迫发生性关系的,构成两个独立犯罪。于某杨案(2024-04-1-185-001)明确,拍摄制作淫秽照片并配文在互联网传播牟利、造成被害人身份信息扩散的,同时构成侮辱罪与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应择一重罪与猥亵儿童罪并罚。
(五)追诉时效与法律适用
对于报案滞后的陈案,应先核时效。猥亵儿童罪基本档“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定最高刑为五年,属刑法第八十七条第(二)项“五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情形,追诉期限为十年;具备加重情节而“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属第(三)项,追诉期限为十五年。多次猥亵属连续犯,期限自最后一次行为终了之日起算;期限内又犯罪的,前罪期限从后罪之日起重新计算。刑法第八十八条须同时具备合法立案与逃避侦查两个条件,单纯未被抓获、外出务工、未变更身份,不构成时效延长。行为跨越2021年3月1日刑法修正案(十一)施行日的,应依从旧兼从轻原则分段评价;辛某元案(入库编号:2024-02-1-185-012)即因行为发生于修正案施行前,法院明确适用2015年修正的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第三款。
五、认定中应当避免的三种做法
一是以“儿童不会撒谎”代替证明。儿童陈述可信度较高,是经验判断,不是证据规则。蒋某华案、左某案之所以能够认定,靠的是陈述与监控、痕迹、证人证言、医学材料的相互吻合,而不是对儿童品格的信任。将经验判断当作证明本身,容易忽略陈述中的矛盾与来源污染,也容易在零口供案件中放松对间接证据的要求。
二是以“情节恶劣”代替构成要件。政策上从严,不等于构成要件可以降低。猥亵行为是否达到值得科处刑罚的程度,仍应回到部位、方式、持续时间、时空环境、双方关系、实际后果等因素逐项判断;对于隔衣、短暂、非隐私部位的单次接触,先考虑治安处罚,再考虑入罪,才符合刑法第十三条但书与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二条的分工。
三是以从严政策降低证明标准。《性侵意见》第二十九条要求排除合理怀疑,张某某案(2024-18-1-185-001)特别提醒避免机械理解印证证明模式,其含义正是:从严体现在量刑与程序保障,而不体现在证明标准的松动。对存疑事实,宁可不认定,也不能以“整体情节恶劣”为由推定。
六、结 语
猥亵儿童案件的事实认定,可以概括为四句话:先看行为是否具有性意义,再看陈述取得是否规范、内容是否可信,然后看证据之间能否独立印证、疑点能否逐一排除,最后看情节、罪数与法律适用是否准确。四者之中,任何一环被跳过,认定都会失去根基。
对办案人而言,案例库三十三件案例提供的不是结论,而是方法:吴某某案教人如何从情境判断性意义,张某某案教人如何把程序瑕疵落到具体事实上,柴某殿案教人如何在从严政策下守住罪责刑相适应的底线。对辩护人而言,这些案例同样提示,辩护的空间不在否认一切,而在准确指出哪一节事实证据不足、哪一个情节不能成立、哪一份材料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认定事实的分寸,最终就是刑事司法在保护儿童与保障无辜之间所把握的分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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