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万军，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教授，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本案基本事实及裁判观点
2018年5月至2019年1月，王某章、康某川合谋盗采海砂，将自有船舶改装为采砂船及过驳船，雇佣康某杰任船长，康某河、康某强等为船员，并设置超产奖金机制。该团伙在福建闽江口等地盗采海砂30余万吨，销售获利，造成矿产资源破坏价值319.5万元。连江县人民法院一审认定七人均构成非法采矿罪，但区分责任：王某章、康某川系主犯，分获有期徒刑四年、三年四个月并处罚金；康某杰等五名船员系从犯，刑期一年四个月至十一个月不等，罚金从轻。两艘作案船舶及查扣海砂均被没收。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裁判核心观点：主犯王某章、康某川作为组织者、出资者和利润分配者，对犯罪全程主导，依法承担全部责任；受雇船员仅领取固定工资及奖金，无决策权，作用次要，依法减轻或从轻处罚。作案船舶经专门改装用于盗砂，符合“专门犯罪工具”定义，依法没收。（案例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王某章、康某川等人非法采矿案，入库编号：2023-11-1-349-014）
裁判要旨原文：
在非法采矿共同犯罪中，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对其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犯罪分子所有并专门用于非法采矿犯罪的工具，或者长期不作登记或者系“三无”船舶、机动车，但实为犯罪分子所有，并专门用于非法采矿犯罪的工具，一般可以认定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6〕25号）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应当依法没收“用于非法采矿……犯罪的专门工具”。
二、法理深度解析：主从犯界分与工具没收的司法逻辑
（一）雇佣关系不豁免刑责，但角色决定责任梯度
本案判决精准体现了共同犯罪中“行为贡献度”与“主观恶性”的双重评价原则。王某章、康某川全程主导犯罪链条：从船舶改装、盗采海域选择到砂石定价销售，均由其决策。二人通过奖金机制刺激盗采规模，直接关联犯罪结果扩大，符合《刑法》第26条主犯“组织、指挥全部犯罪”的认定标准。
反观受雇船员，法院未因其实际参与采砂作业而简单等同主犯。核心在于三点：康某杰等人依指令操作设备，未参与策划、投资或销赃分润；固定工资加计件奖金的形式，本质是劳务对价而非犯罪分成；船员对船舶无所有权，仅作为技术劳动力被调用。
这印证了《刑法》第27条从犯“辅助作用”的实质——其行为依附于主犯意志，对犯罪发起来源无支配力。法院对船员减轻处罚（如康某杰刑期较主犯降低60%以上），既严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也避免刑罚过度波及底层劳动者。
（二）“专门犯罪工具”没收的刚性规则
涉案船舶“晟全6988”（弘龙6888）及“富兴9”的没收判决，彰显了司法解释对犯罪工具的零容忍立场。根据两高《非法采矿解释》第12条，没收需同时满足两项要件：
权属要件：工具为犯罪分子所有（无论登记状态）；
功能要件：专门用于犯罪或长期服务于犯罪目的。
本案中，船舶经物理改装具备采砂、过驳功能，且持续数月用于盗采，已彻底转化为犯罪载体。即便存在“三无船舶”（无船名、无证书、无船籍港）的权属瑕疵，亦不影响没收。这一规则切断犯罪分子利用“工具投资”牟利的可能，是对“任何人不得从犯罪中获益”法理的刚性实践。
（三）认罪认罚从宽的量刑实质化运用
七名被告人均自愿认罪认罚，法院据此分层给予从宽处罚，体现宽严相济政策。但需注意：从宽幅度与责任基础挂钩。主犯王某章虽主动缴纳罚金获从轻处罚，但因破坏价值巨大（319.5万元），刑期仍达四年；而从犯康某滨因犯罪作用最弱、破坏价值最低（25.2万元），结合认罪认罚获十一个月轻判。这揭示认罪认罚制度的本质——它是量刑调节因子，而非责任豁免凭证。
该案为盗采类共同犯罪提供了责任划分的标杆样本。对组织者、投资者严惩不贷，对受雇者依作用精准量刑，既打击资源犯罪生态链顶端，也避免司法泛化。公众需清醒认知：即使作为“打工者”参与非法采矿，仍面临刑事风险；而对犯罪工具的没收规则，更警示勿以“生产设备”之名行犯罪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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