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万军，江苏连云港东海县人，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现任教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系，法学教授，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本案基本事实及裁判观点
罗某祖父罗某材夫妇于1999年将成都某房屋公证赠与儿子罗某华（罗某父亲），但未过户。罗某材夫妇及罗某华等人相继去世后，罗某（罗某华之女）主张继承该房屋。罗某华的兄弟姐妹（罗某源等五人）及侄女王某抗辩称：赠与未过户故无效，且DNA检测显示罗某非罗某华亲生，房屋应作为罗某材遗产由众人继承。
法院经审理认为：公证赠与合法有效，房屋属罗某华遗产；罗某提交的户口簿、离婚协议等足以证明其与罗某华的法定父女关系；罗某源等五人非适格主体，无权申请以亲子鉴定否定亲子关系；血缘非亲子关系唯一标准，法律更保护身份关系稳定性，避免对未成年人造成心理伤害。最终判决房屋由罗某继承。（案例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罗某诉罗某源等及第三人王某继承纠纷案》，入库编号：2025-07-2-476-001）
二、法理分析：为何亲属无权挑战"法律上的父亲"？
（一）亲子关系否认之诉的主体严格法定化
本案核心争议在于，当父母死亡后，其他亲属能否通过亲子鉴定否定子女的继承资格？法院的否定态度源于法律对亲子关系稳定性的优先保护。根据《民法典》第1073条（原《婚姻法解释三》第2条），唯有父母本人有权提起亲子关系确认或否认之诉。立法逻辑在于，亲子关系本质上属于父母子女间的身份权，具有人身专属性。如同配偶关系不能由第三方主张解除，亲子关系的存否亦不应由旁系亲属越位质疑。父母需提供"必要证据"（如婚外情证据、血型矛盾等）方可启动鉴定程序。而本案中罗某源等人仅以"DNA图谱可能存在"为由要求鉴定，既无初步证据支撑，亦无请求权基础。法律将亲子关系否认权"锁"在父母手中，如同将家门的钥匙仅交给家庭成员。叔叔姑姑纵然心存疑虑，也无权撬开这份法律认定的亲情之门。
（二）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高于血缘的"法律亲情"
法院特别强调"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其内涵远超继承权本身，罗某自幼由罗某华抚养并登记为父女，其自我认知、社会关系均构建于此。若允许旁系亲属以DNA检测颠覆法律身份，等同于将未成年人置于"亲情地震带"——即便获得继承权，其心理创伤与身份迷失亦难以弥补。《继承法》早已明确："子女"包括养子女、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现《民法典》第1127条）。本案中，即便罗某与罗某华无血缘（法院未予认定），但户口登记、共同生活、社区证明等已构成完整的法律亲子关系证据链。法律保护的是社会家庭秩序，而非纯粹的生物学关联。
罗某华死于自然灾害，灾后DNA比对材料本用于遗体识别，却被亲属转化为继承争夺工具。法院拒绝将此材料用于否定亲子关系，彰显司法态度：灾难不应成为亲情瓦解的催化剂，而应是家庭纽带弥合的契机。亲属欲以"非亲生"挑战继承权时需清醒认知，若父母在世，唯有父母可起诉；若父母离世，法律默认既有身份关系有效，异议方须承担更高举证责任；"血缘真相"不能凌驾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之上，这是司法不可逾越的红线。
本案终审于2014年，但裁判要旨被《民法典》第1073条吸收并升华，成为处理类似纠纷的圭臬：当科技手段如DNA鉴定可能撕裂家庭认同时，法律必须扮演"稳定器"角色。家庭是社会的最小细胞，而孩子是细胞的核。核的稳定，决定了整个生命体的存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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