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头律师张万军教授：蒋某超、林某等盗窃案刑事法理分析

一、本案基本事实及裁判观点

2016年11月至12月期间，被告人林某、蒋某超等人分别驾驶两辆轿车（车牌号陕A8Lxxx、陕AZ2xxx）作为接应工具，伙同他人在西安市多家网吧实施盗窃手机行为，涉案金额总计2万余元。一审法院认定两辆轿车为“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判决予以没收。林某、蒋某超不服上诉，二审法院撤销了涉案车辆的没收决定，改判仅没收铁丝钩、手套等直接作案工具，维持其他判项。

二审法院认为，涉案车辆虽在犯罪中起到接应作用，但车辆系通过银行贷款购买，主要用于家庭日常生活和工作，且购车资金来源于家庭共同财产。车辆并非专门用于犯罪，与盗窃行为的关联程度较低，没收车辆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缺乏相当性。法院强调，“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需同时满足“直接促进犯罪实施”和“专门用于犯罪”的核心要件，若财物兼具合法用途且非犯罪专用，则没收可能超出必要限度，损害公民合法财产权。（人民法院案例库：蒋某超、林某等盗窃案—“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的认定，入库编号：2024-03-1-221-002）

二、刑事法理分析：犯罪工具的“直接且专门性”认定标准

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如何界定“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根据刑法第64条，此类财物需与犯罪存在直接、密切关联，并对犯罪实施起决定性或重要作用。然而，司法实践中常因标准模糊导致裁判尺度不一。

有法理观点指出，犯罪工具的本质特征是“直接且专门用于犯罪”。所谓“直接”，是指财物对犯罪实施起到关键推动作用，如盗窃中用于破坏门锁的工具；而“专门性”则要求财物主要或频繁用于犯罪，缺乏合法用途。例如，专为走私改装的船舶、制造毒品的设备等，因用途单一且与犯罪高度绑定，符合没收条件。但若财物同时服务于合法生活需求，如家庭用车、日常通讯手机，即便偶然被用于犯罪，也不宜认定为“专门”工具。

本案中，涉案轿车在三次盗窃中仅承担接应功能，未直接参与窃取财物，其作用类似于普通交通工具。车辆购买后长期用于家庭出行和工作，犯罪使用系临时性、偶然性行为。根据实质解释理论，只有当财物与犯罪形成“功能专属关系”时，才能认定其“专门性”。若仅因财物客观上为犯罪提供便利就一概没收，将不当扩大没收范围，违背刑法保障财产权的初衷。

三、刑事法理分析：比例原则对没收裁量的约束

二审改判的核心逻辑体现了比例原则的适用。比例原则要求公权力对公民权利的限制必须适当、必要且均衡，具体到犯罪工具没收中，需综合考量以下因素：

适当性：没收手段是否有助于预防再犯。本案车辆并非犯罪必需品，犯罪人完全可租赁或借用其他车辆实施同类犯罪，没收特定车辆难以实现特殊预防目的；必要性：是否存在更轻缓的替代措施。例如，对非专用犯罪工具，可通过暂扣、限制过户等手段防范再犯风险，而非直接剥夺所有权；均衡性：没收结果与犯罪危害是否相当。涉案车辆价值数万元，而盗窃金额仅2万余元，若没收车辆，可能导致“没收重于犯罪”的失衡后果，违反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类型化分析理论进一步提出，犯罪工具应根据“对法益侵害的促进力”分为不同层级：核心层：直接决定犯罪结果的工具，如凶器、伪造证件设备等，一律没收；中间层：对犯罪起辅助作用的工具，如运输赃物的车辆，需结合使用频率、专用性判断；边缘层：偶然使用的日常物品，如作案时穿戴的普通衣物等，原则上不没收。

本案车辆显然属于中间层工具。尽管其客观上为犯罪提供了便利，但既未直接实施盗窃，也未高频次、专门化服务于犯罪活动。从社会危害性看，盗窃手机与没收家庭用车之间亦无相当性。二审改判正是通过利益衡量，在打击犯罪与保护财产权之间实现了平衡，避免“一刀切”没收导致的司法不公。

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律师、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教授张万军认为，蒋某超案为司法实践中犯罪工具没收的认定提供了重要参考。刑事没收绝非简单的“涉案即没收”，而应严格遵循“直接且专门性”标准，并通过比例原则检验没收的正当性。唯有兼顾犯罪预防与权利保障，才能让刑事裁判既彰显正义，又传递法治温度。

包头律师张万军教授，江苏连云港东海县人，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现任教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系，法学教授，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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