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案基本事实及裁判观点
本案系一起离婚纠纷案件，核心争议焦点为婚生女儿的抚养权归属。再审申请人周某（父亲）不服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2）琼97民终1430号民事判决，向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原审判决将婚生女儿判决由被申请人张某（母亲）抚养。周某主张，其与女儿感情深厚，抚养条件优越，且张某未尽母亲职责，原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张某则辩称，周某存在家庭暴力和赌博恶习，其自身具备抚养能力，且作为女性更有利于女儿成长。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原判决认定周某存在赌博和暴力行为并无不当，结合婚生女儿即将进入学龄期及身心发育需要母亲陪伴等因素，判决由张某抚养符合子女最佳利益原则，故裁定驳回周某的再审申请。（案例来源：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3）琼民申1596号民事裁定书）
裁判要旨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裁定中明确指出，原审判决基于以下理由维持婚生女儿由母亲张某抚养：其一，周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存在赌博及家庭暴力行为，有相关保证书和司法鉴定文书为证，该行为对子女成长可能产生不利影响；其二，婚生女儿年岁尚幼，即将步入小学阶段，作为女孩在身心发育过程中更需要母亲的关怀和指导，以保障其身心健康；其三，父母双方均有固定工作和收入，经济条件并非决定性因素，且周某未能充分证明其收入显著优于张某；其四，子女抚养权的判定应以子女身心健康和合法权益为核心，而非单纯比较父母经济条件。法院强调，离婚后子女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直接抚养方应保障另一方探视权，若出现不利于子女成长的情形，另一方可通过法律途径请求变更抚养关系。综上，原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事实认定清楚，周某的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
法理分析
本案的裁判要旨深刻体现了离婚纠纷中子女抚养权判决的核心原则——子女最佳利益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离婚后子女抚养问题，应以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为原则判决。这一原则不仅要求法院考量父母的经济能力、居住环境等物质条件，更需关注子女的身心健康、情感需求及成长环境。在本案中，法院并未简单比较周某与张某的工资收入或居住地距离学校的远近，而是综合评估了周某的家庭暴力、赌博行为对子女的潜在风险，以及女儿作为女孩在生理发育期的特殊需求。家庭暴力和赌博行为属于《民法典》明确列举的恶习，可能直接危害子女的安全感和心理健康，法院据此认定周某存在不利于抚养的因素，是适用法律的具体体现。同时，子女的年龄和性别在抚养权判决中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本案婚生女儿处于幼年阶段，即将进入学龄期，心理和生理变化较为敏感，母亲的陪伴往往能提供更细腻的情感支持。这并非性别歧视，而是基于生活经验的合理推断，符合《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关于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立法精神。此外，法院在裁判中强调，经济优势并非抚养权的决定性因素，这纠正了实践中常见的“唯经济论”误区。周某声称其工资较高且居住地便利，但未能证明该条件能完全覆盖子女的情感需求。反观张某，虽有租房情况，但已为女儿安排入学，表明其具备基本抚养能力。这种综合权衡方式，确保了判决结果更贴近子女的真实需求，而非父母的个人诉求。
从法律适用角度，本案还涉及证据规则和再审审查标准。周某质疑原判决未全面采纳其陈述，但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周某虽主张张某未尽母职，但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张某长期疏于照顾，而张某提交的保证书和鉴定文书则有效证明了周某的过错行为。在再审阶段，海南省高院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仅对原判决是否存在法定错误进行审查，而非重新审理事实。原判决在证据采信和事实认定上无明显不当，故再审申请被驳回。这体现了司法程序中对生效判决稳定性的尊重，避免因个人主观感受而随意动摇裁判结果。本案的启示在于，父母在离婚纠纷中应聚焦于子女的长期福祉，而非争夺“胜利”。法院的判决旨在为子女创造一个稳定、健康的成长环境，父母双方均应履行抚养义务，通过沟通协作降低离婚对子女的伤害。正如裁判文中所言，抚养权判决并非割裂亲子关系，而是对生活安排的重新调整。若直接抚养方出现不尽责情形，法律提供了变更抚养关系的救济途径，这保障了子女利益的动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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