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万军，江苏连云港东海县人，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现任教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系，法学教授，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本案基本事实及裁判观点
原告陆某甲（中国籍）与被告房某（荷兰籍）于2007年登记结婚，育有一子陆某乙（8岁）一女陆某丙（5岁），两子女均持荷兰国籍。因房某长期海外创业致感情破裂，双方自2014年分居。2016年1月，陆某甲起诉离婚并要求子女抚养权，房某同意离婚但以“外籍子女更适应海外生活”为由争夺抚养权。
上海市普陀区法院审理中发现：法官上门征询意见时，兄妹明确表示“不愿分开”；双方经济能力、教育规划均具可行性；若判归一方，将割裂亲子关系与同胞情感。
该调解书（（2016）沪0107民初1289号）通过柔性方案化解争夺僵局，成为家事审判中儿童利益优先的典范，离婚后实行共同抚养，子女按周轮流随父母生活；生活费用由当期照顾方承担，教育医疗费由双方均摊至子女成年；交接细节由父母协商，法院赋予履行弹性空间。
（案例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陆某甲诉房某离婚纠纷案”，编号：2025-14-6-014-001）
二、法理逻辑透视：共同抚养的规则创新
（一）儿童利益最大化：从抽象原则到具体裁量
《民法典》第1084条将“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列为抚养权裁判核心标准，但实践中常简化为经济条件对比。本案的突破性在于将“情感完整性”纳入量化范畴。正如我们在家事法研究中强调的：儿童利益不仅是物质供给，更包含心理安全体系的维护。兄妹拒绝分离的意愿，实质是人格权中“情感依恋免受剥夺”的正当诉求。法院通过上门征询，将幼童模糊表达转化为法律事实，正是对《未成年人保护法》第4条“听取未成年人意见”程序的创造性落实。
（二）共同抚养的制度适配：破解传统二元困境
传统抚养权归属常陷入“非父即母”的零和博弈。本案引入“共同监护”理念具有三重法理基础：
父母对子女的监护权不因婚姻解除自然消亡，除非存在法定剥夺情形（《民法典》第1084条）；双方常住上海（虽房某为外籍但长期在华），地理条件支持高频轮流抚养；生活费用“当期承担”避免追索纠纷，教育医疗费均摊则体现共同责任本质。
值得关注的是，调解书允许“自行协商交接细则”，这契合了家事审判的协商治理特征——法院提供框架性规则，细节由当事人基于儿童需求动态调整。
（三）外籍子女抚养：国籍因素的去标签化裁判
被告曾以子女荷兰籍为由主张海外抚养更优，法院未采纳该逻辑具有深意。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25条，抚养权适用子女经常居所地法律。两子女自幼在中国生活，中文为母语，国籍仅为身份登记事项，不改变其实际生存环境依赖性。裁判对国籍因素的弱化，体现了实质平等原则——避免以“国际化”名义架空儿童现实生活网络。
本案看似未判决抚养权归属，实则作出更复杂的制度安排。其核心价值在于揭示：家事审判的目标不是宣告胜负，而是帮助当事人重建为人父母的责任坐标。当法律看见儿童的情感需求，判决书便有了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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