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女婚后买房时父母支付一定款项，除有充分证据证明构成赠与外，应认定为民间借贷 原创： 省法院研究室  民事司法评论  今天

本期案例经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

2018年第41次会议讨论后发布

      余某、毛某为余某莎的父母，余某莎与黄某于2009年9月登记结婚。2013年3月9日起，余某、毛某以其积蓄和毛某向银行的贷款，先后支付70万元给黄某和余某莎用于购房，所购房屋登记为黄某、余某莎共同共有。后因家庭矛盾等原因，余某、毛某要求余某莎、黄某归还借款。2016年6月,余某莎应余某、毛某要求补写了借条。2016年8月，余某、毛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余某莎、黄某共同偿还借款70万元。黄某对于收到余某、毛某的70万元用于购买房屋没有异议,但主张对余某莎向其父母出具借条不知情，该70万元是父母对子女的赠予，并非借贷。本案诉讼期间，黄某向法院起诉，要求与余某莎解除婚姻关系。

      一审：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月18日作出（2016）川0191民初10102号民事判决：被告黄某、余某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余某、毛某借款本金700000元。

      二审：黄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28日作出（2017）川01民终479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再审：黄某仍不服，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0月13日作出（2017）川民申4120号民事再审申请裁定：驳回黄某的再审申请。

      法院裁判认为：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属于单务合同，应谨慎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表明对赠与事实的认定高于一般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的”的证明标准。

      本案中，余某、毛某所举证据，能够证明款项交付真实存在，且余某莎认可借款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之规定，黄某主张该款项系赠与，应承担相应举证责任。黄某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余某、毛某对其和余某莎有赠与的意思表示，结合支付款项中有60万元系贷款，及黄某、余某莎与余某、毛某家庭关系、矛盾纠纷等情况，认定存在赠与事实不能排除合理怀疑。

      黄某主张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二条第二款“当事人结婚后，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一方的除外”的规定。法院认为，该条规定系基于父母有赠与意思表示的前提下，赠与对象不明确时的认定依据，并不适用于本案的情况。

      在当前高房价背景下，部分子女经济条件有限，父母在其购房时给予资助属于常态，但不能将此视为理所当然，也绝非法律所倡导。子女成年后，父母已尽到抚养义务，并无义务再为其出资购买房屋。子女买房时父母支付一定款项，除明确表示赠与的以外，应视为以帮助为目的的临时性资金出借，目的在于帮助子女渡过经济困窘期，子女负有偿还义务。至于父母是否要求子女偿还，系父母行使自己债权或放弃债权的范畴，与债权本身的客观存在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