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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律师张万军教授讲解敲诈勒索案件无罪辩护策略—基于人民法院案例库相关案例的分析

2026-11-19 16:25 次阅读

敲诈勒索罪是刑法分则中条文最短、构成看似最清楚的罪名之一。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只规定,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的,即构成犯罪。正因条文简短,实践中对“威胁、要挟”“强行索取”“非法占有目的”的理解,往往被办案机关以生活经验代替规范判断,导致大量处于民事纠纷、权利主张、舆论监督与商业谈判交界地带的行为被纳入刑事程序。近年来随着自媒体运营、网络维权、职业索赔、房屋租赁中介、网络借贷催收等业态的出现,这一问题更加突出。行为人手中握有他人的负面信息,或者掌握对方违法违规的线索,一旦提出财物要求,就极易被认定为敲诈勒索。辩护人如果只围绕数额和情节展开,往往无功而返;真正有效的辩护,必须回到构成要件本身,逐层拆解指控的逻辑链条。

张万军教授,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系教授,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张万军教授指出。人民法院案例库收录的这批案例,为辩护提供了难得的规范样本。其中既有明确宣告无罪的判决,如何某毅敲诈勒索案(入库编号:2024-05-1-229-001)、沈某敲诈勒索案(入库编号:2023-05-1-229-002)、夏某理等人敲诈勒索案(入库编号:2023-05-1-229-007);也有厘清罪与非罪界限的判决,如周某宝敲诈勒索案(入库编号:2023-05-1-229-004)、岳某敲诈勒索案(入库编号:2023-03-1-229-001);还有大量涉及罪名辨析、共同犯罪责任范围、犯罪数额与未遂认定的案例。本文即以这些案例为中心,结合辩护实务,讨论敲诈勒索案件无罪辩护的切入点与操作方法。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称无罪辩护,既包括实体上不构成犯罪,也包括改变定性、削减数额、限缩责任范围等足以使指控不能成立的实质性辩护。

一、规范构造与无罪辩护的基本结构

(一)构成要件的规范梳理

敲诈勒索罪的既遂形态,通说概括为一条完整的因果链。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他人实施威胁或者要挟,使他人产生恐惧心理;他人基于该恐惧心理作出财产处分;行为人或者第三人取得财物;被害人由此遭受财产损失。这条链条上的每一个环节,都是控方必须证明的事实,也都是辩护人可以攻击的节点。

从客观行为看,威胁、要挟的内容不限,可以是对人身、财产、名誉的加害,也可以是以举报、曝光、投诉、诉讼相通告;手段不限,可以是言语、文字、图像,也可以是动作或者利用网络实施。但无论形式如何,其本质是对被害人形成精神强制,使其在意志自由受到压制的情况下交付财物。从主观方面看,行为人须有勒索的故意,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所谓非法占有目的,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对涉案财物没有合法的请求权基础,仍然意图永久性地排除权利人而将财物据为己有。这一目的的有无,是此类案件最具决定意义的争点。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敲诈勒索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3〕10号)规定了数额标准与“多次”的认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3〕21号)第六条将“以在信息网络上发布、删除等方式处理网络信息为由,威胁、要挟他人,索取公私财物”纳入敲诈勒索罪的规制范围。这两个规范性文件,是当前办理此类案件最主要的规范依据,也是辩护必须逐条对照的文本。

(二)实践中三种值得警惕的认定倾向

从案例库反映的情况看,指控与裁判中容易出现三种倾向,辩护应当有针对性地予以纠正。

其一是唯数额倾向。只要行为人提出了一个数额,被害人实际支付了款项,就推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这种推定忽略了请求权基础的存在。沈某案中,沈某向公司主张的是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加班费、年休假工资、社保费用,其提出的十三万五千元与后来仲裁申请主张的十四万三千余元大体相当,法院正是据此认定其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倘若只看“要钱”这一外观,任何维权行为都可以被犯罪化。

其二是唯举报倾向。只要行为人以举报、投诉、曝光相通告,就认定为威胁、要挟。夏某理案中,被告人确实说过“不满足我们的要求,要举报这个项目不合法”,但法院认为其索赔基于房屋拆迁、坟墓迁移中享有的民事权利,索取的又是有争议、带有不确定性的利益,属于行使民事权利的方式,不构成敲诈勒索。可见,通告的内容本身不等于刑法意义上的威胁,关键在于该通告是否被用于压制他人的正当权利,以及所索取的财物是否超出其权利范围。

其三是唯协议倾向。只要双方签有合同、协议,就认定存在真实交易,从而否定敲诈勒索;或者反过来,只要存在协议,就认为只是民事纠纷而不能构成犯罪。这两种极端都不正确。安某、胡某、李某某敲诈勒索案(入库编号:2023-05-1-229-005)中,行为人与被害单位之间谈的是“年度公关合作”,但会谈内容围绕曝光负面新闻,行为人隐瞒真实身份,法院认定协议只是伪装。黄某洪、吕某婷敲诈勒索案(入库编号:2025-04-1-229-001)中,行为人专门成立文化传媒公司,与部分企业签订“商务合作协议”,法院同样认定协议是掩饰犯罪行为的幌子。反过来,金某某、江某某、李某、蒋某某敲诈勒索案(入库编号:2023-05-1-229-006)中,行为人确实提供了带路、填表、借用证书等“服务”,法院仍然认为服务与高额收费并不对等,所谓服务只是勒索财物的幌子。协议与服务是否真实、对价是否合理,必须实质审查。

(三)无罪辩护的六层结构

综合上述规范与案例,笔者认为,敲诈勒索案件的无罪辩护可以按六个层次展开,由内而外,逐层推进。

第一层是目的之辩,审查行为人有无非法占有目的,是否存在真实的请求权基础,索取的数额是否明显超出合理范围。第二层是权利之辩,审查行为人所主张的权利是否真实存在、是否具有确定性,行使权利的方式是否必要、相当。第三层是手段之辩,审查行为人是否实施了刑法意义上的威胁、要挟,其强度是否足以形成精神强制。第四层是因果之辩,审查被害人的交付是否基于恐惧,是否存在自愿、主动或者其它原因介入,以致因果链条中断。第五层是罪名之辩,审查行为是否更符合强迫交易、抢劫、绑架、非法拘禁、诈骗、破坏生产经营等其它罪名,从而排除敲诈勒索罪的适用。第六层是责任与数额之辩,审查共同犯罪的责任范围、犯罪数额的扣减、未遂与罪数的认定。

这六层并非并列关系,而是递进关系。目的与权利之辩属于出罪的根本,一旦成立,可以直接主张无罪;手段与因果之辩属于构成要件内部的拆解,适用于行为确有不当但尚未达到犯罪程度的情形;罪名与责任之辩则属于退守性辩护,虽然不能宣告无罪,却可以改变定性、降低数额、减轻责任。辩护人应当根据案件事实,选择主攻方向,避免面面俱到却处处无力。

二、非法占有目的的审查

(一)请求权基础是判断的起点

敲诈勒索罪保护的财产,限于他人合法占有或者享有的财产。如果行为人对涉案财物本有请求权,哪怕该请求权在范围、数额上存在争议,也不能直接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夏某理案的裁判要旨明确指出,对于财物归属确实存有争议的情形应当慎重,要通过行为人是否属于行使正当权利、签订协议的目的、事后处分行为等因素综合判断;只有行为人明知财物不属于自己,而故意以刑法禁止的方式将该物占为己有的,才能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对于有争议的、带有不确定性的利益,行为人予以索取,实际上是行使民事权利的一种方式,不属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这一表述为辩护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规范支撑。实践中大量案件的权利基础并不清晰,例如拆迁补偿的范围、坟墓迁移的补偿标准、土地征用的附属物补偿、工伤与劳动报酬的计算、消费欺诈的惩罚性赔偿、合同违约金的数额。只要行为人的主张存在事实与法律上的依据,哪怕数额偏高、方式激烈,也应当先在民事层面判断其请求是否成立,而不能径直以刑事手段处理。辩护人在此类案件中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把请求权基础整理成一份可以核对的清单,包括权利来源、计算依据、同类标准、协商过程,并尽可能取得书面凭证。

(二)数额的合理限度

请求权基础存在,并不意味着可以任意索要。沈某案提供了一个可操作的判断标准。法院认为,劳动者追索劳动报酬过程中的不当行为不宜被定性为犯罪行为,对于以举报用人单位违反劳动法律法规相要挟索取劳动报酬的行为,应当审慎对待;如果劳动者提出的赔偿数额有一定的计算依据,只要未明显过分高于其实际应得,具有合理性,就不宜认定其构成敲诈勒索。该案中,沈某主张的十三万五千元与仲裁申请的十四万三千余元基本吻合,法院据此否定其非法占有目的。

何某毅案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合理限度。何某毅因妻子与王某春发生婚外情,追踪到对方店面,为泄愤殴打对方,后质问如何解决,王某春主动提出赔钱,并在何的要求下写下赔偿八万元的保证书。法院认为,何某毅因家庭生活受到影响,产生实际经济损失和费用,同时精神遭受损害,其索财动机不限于赔偿损失,还包括要求对方承认过错、承诺不再犯;八万元与对方的过错责任大小相比,并未超出合理限度,难以体现索赔的非法性;数额从“一两万”“五六万”到最终“八万”,是双方商议的结果,并无预谋。据此认定其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宣告无罪。

两案共同说明,数额合理性的判断不是简单的数字比较,而要结合权利性质、损害大小、过错程度、协商过程综合衡量。辩护时应当注意三点。第一,找出可计算的项目,把精神损害、误工损失、维权成本、律师费、鉴定费等逐项列明,形成计算表,避免数额成为没有任何依据的“随口要价”。第二,找出协商的过程性证据,包括微信记录、通话录音、会谈纪要、中间人证言,证明数额是双方反复商议形成的,而非单方强定。第三,找出同类案件的赔偿标准或者行业惯例,说明索要数额处于可接受的区间。上述三点做得扎实,非法占有目的的指控就会出现明显裂缝。

(三)动机的复合性与索财的被动性

何某毅案还有两个细节值得注意。其一,法院认定何某毅殴打王某春与索要八万元两个行为动机不尽相同,不具有手段和目的的牵连关系,不应在刑法上作为一个犯罪行为整体评价。其二,保证书签订后直至案发,何某毅未再向王某春索要钱款,王某春也未实际支付,何某毅主动将保证书丢弃,这与其供称的行为动机相互印证,进一步证明其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这两个细节提示辩护人,应当重视动机的复合性与索财的被动性。现实中,行为人索财的动机常常是混合的,既有赔偿损失的考虑,也有要求道歉、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断绝关系的诉求。动机越复杂,越说明行为人并非单纯以获取财物为目的。同样,索财的主动性也值得仔细甄别。如果财物要求是被害人先提出、先承诺,或者双方在协商中逐步形成,行为人的主动性就大打折扣;如果行为人在达成某种安排后并未实际追索,甚至主动放弃,更足以反证其并无非法占有目的。

需要强调的是,动机复合并不当然出罪。若行为人以某一轻微事由为借口,索要远超合理范围的巨额财物,仍然可以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辩护的任务不是证明行为人动机纯正,而是证明在案证据不足以排除其权利主张的真实性,从而不足以认定非法占有目的。这是刑事证明责任的必然要求。## 三、权利行使与权利滥用的界限

(一)网络维权的三项判断标准

周某宝案的裁判要旨提出了区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敲诈勒索与利用网络维权的三项因素。一是是否有正当的权利,即行为人索取财物是否具有法律上的依据;二是是否在正当权利的范围内行使;三是行使权利的手段是否具有必要性和相当性。该案中,周某宝在多个景区以存在假和尚、假道士欺骗游客消费为由,向多个政府部门投诉举报施压,再以帮助正面宣传、消除影响为名向景区索要钱财,先后在广西、浙江、江苏作案,索得四万元、六万八千元,另有一笔八万元未得逞。法院认为,其短时间内针对类似主体以类似手法多次收取或者索取明显超过其消费金额的钱款,已明显超出民事维权的范围,构成敲诈勒索罪。

这一案例对辩护的启示是双向的。对于确实存在消费纠纷、人身损害、财产损失的维权人,辩护应当紧扣三项标准,证明其权利真实、范围适当、手段必要。具体而言,应当收集消费凭证、合同、鉴定意见、投诉记录,证明权利基础;应当比较索赔金额与实际损失、法定赔偿标准,证明未明显超出范围;应当说明其选择投诉、曝光、协商的原因,证明在正常的救济渠道受阻或者成本过高的情况下,舆论监督具有手段上的必要性与相当性。对于职业索赔、以维权为业的情形,则应当承认三项标准难以满足,转而从数额、次数、共同犯罪、既未遂等层面寻求从轻。

(二)举报、投诉作为谈判筹码的边界

岳某案给出了一个较为严格的界限。该案中,岳某以向多个政府部门投诉、举报餐饮店违建、一照多用为手段,以不给钱就继续投诉相威胁,先后索得三万元、五万元。岳某辩称其与餐饮店存在劳资纠纷,但证人证言与收据证明,其已于2018年2月收到餐饮店支付的六万元,双方的劳动争议问题已通过协商解决。法院据此认为,即便餐饮店存在违法违规经营行为,岳某也应当依法依规行使投诉、举报权利,而不应借行使权利之名行敲诈勒索之实。

将岳某案与沈某案对照,可以看出界限所在。沈某的劳动争议尚未解决,其举报的内容真实,索赔金额与应得数额相当,且在公司已经报案、公安已经立案之后,仍是公司主动要求支付三万元,法院因此认定其不构成犯罪。岳某的劳动争议已经通过六万元协商解决,其再次以举报相要挟索要钱财,权利基础已经消灭,索财就失去了正当性。可见,判断举报型案件,关键不在于举报本身是否合法,而在于举报所依附的权利是否仍然存在、索赔是否针对该权利、数额是否与权利相当。

辩护时应当重点核查三类事实。第一,权利是否已经实现或者消灭,包括此前的和解协议、收款凭证、劳动仲裁裁决、民事判决。第二,举报内容与索赔请求之间是否具有关联,如果举报针对的是与索赔无关的第三方事项,或者举报只是为了增加谈判筹码,就容易被认定为要挟。第三,是否存在权利实现的正常渠道,如果行为人已经启动仲裁、诉讼、行政投诉,同时又以举报相要挟,其行为的正当性就会被削弱;反之,如果正常渠道长期失效,行为人被迫借助舆论压力,则手段的必要性更强。

(三)删帖型案件的辩护空间

以发布、删除网络信息为由索取财物,是近年最常见的敲诈勒索类型。此类案件的辩护空间相对有限,但并非没有。

陈某案(入库编号:2023-05-1-229-003)明确了两项规则。其一,行为人在其运营的微信公众号发布幼儿园负面报道,在被害人请求删帖时索要钱财,属于“删除型”敲诈勒索。其二,《网络诽谤解释》第六条规定的“网络信息”包括真实信息和虚假信息,无论信息是否真实,只要使被害人产生恐惧心理,就可以认定敲诈勒索;被害人经营的幼儿园即使有违规行为,也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过错行为。这一认定意味着,以“信息真实”“对方确有违规”作为无罪辩护理由,通常不能成立。

宋某案(入库编号:2026-04-1-229-001)进一步封堵了“未主动联系”的辩护路径。宋某在其运营的微信公众号发布从网络获取的企业负面信息,在被害企业主动联系删除时予以拒绝,并以签订“公关服务合同”、支付“服务费”才能删帖为条件,索取一百七十二万元,实际得款一百五十三万元。宋某上诉提出其没有主动联系被害企业索取钱财,不构成敲诈勒索。法院认为,行为人先行给被害人造成某种不利状况,被害人主动请求消除该不利状况,行为人以不交付相应财物则不予消除相威胁、要挟的,本质亦属敲诈勒索;以自己没有主动联系为由辩解,不予采纳。

黄某洪、吕某婷案与孙某媛案则分别从“商务合作”与“造谣诽谤”两个方向扩展了此类犯罪的认定范围。黄某洪等人利用“打传防骗”微信公众号发布、转载二十一家民营企业的负面信息,主动联系企业索财,或者在企业联系删帖时以不支付指定费用则拒绝删帖并进一步炒作相威胁,索得五十五万六千元,并与部分企业签订“商务合作协议”。法院认定,协议只是掩饰犯罪行为的幌子,“合作费”“公关费”均应计入犯罪数额;行为人为实施犯罪而设立公司,且公司设立后以实施敲诈勒索为主要活动,不以单位犯罪论处。

孙某媛案(入库编号:2025-05-1-229-001)的裁判理由中,有一段对辩护极为重要的表述。法院指出,行为人主动索要财物,是敲诈勒索罪成立的前提条件;如果行为人发帖时没有索要钱财的目的,也没有主动索要钱款,而是被害人联系请求删帖或者请求停止人身攻击时主动给付一定数额财物的,不宜认定为敲诈勒索罪;如果被害人主动联系请求删帖或者停止人身攻击,行为人提出给付财物条件,被害人拒绝,而行为人以不支付钱款就不删帖甚至继续编造更多不实或者负面信息进一步炒作,威胁、要挟被害人,进而索取数额较大财物的,则应认定为敲诈勒索罪。

这段表述实际上划出了三条辩护线索。第一,审查索财意思表示是谁先发出的。如果帖子发布时并无索财目的,是被害人主动提出给钱换取删帖,而行为人只是接受,原则上不宜认定。第二,审查被害人拒绝之后行为人的反应。如果被害人拒绝给钱,行为人只是不予删帖,并未进一步编造、扩散信息,其行为的压迫性就相对有限;反之,如果行为人以继续炒作、编造更多信息相威胁,则构成要件较为完备。第三,审查数额与所谓服务之间的关系。如果确有真实的公关服务、危机处置、内容更正,且收费与市场价大体相当,可以主张缺乏非法占有目的;如果收费明显偏离服务价值,或者服务根本没有实际履行,则难以成立。

需要坦率指出的是,在宋某、黄某洪这类“坐等上门”型的案件中,上述辩护往往难以奏效。法院已经把“先行制造不利状况、再以消除不利状况为条件索财”纳入敲诈勒索的行为类型,辩护人不宜在此纠缠,而应尽早转向数额核算、共同犯罪范围、既未遂、退赔谅解等量刑层面,争取实质性的从轻结果。

(四)媒体人与危机公关的定性

安某、胡某、李某某案是媒体人借危机公关之名索财的典型。安某系某电视台工作人员,完成了一篇关于A公司的负面报道,因故未被采用,心生不满,遂与胡某商议,由胡某以年度公关合作的名义要求A公司支付二百万服务费,李某某具体操作,向A公司相关人员转发“A公司税务黑洞”“3·15期间要播放”等谈判要点,并要求在3月15日前答复,后进一步发送暗访片段施压。法院认定三人均构成敲诈勒索罪。

该案裁判理由指出,强迫交易罪与敲诈勒索罪在形式上有相似之处,都使用一定的威胁手段使他人畏惧,主观上都表现出对财产的需求。但强迫交易罪以暴力、胁迫手段强迫他人买卖商品、提供或者接受服务,情节严重,侵害的是自愿、平等交易的市场秩序,存在交易的基础事实;敲诈勒索罪则是行为人实行加害行为,迫使被害人感到畏惧,基于恐惧心理处分财产,行为人无需付出任何对价即可获取利益。该案中,李某某隐瞒真实身份,会谈内容围绕曝光负面新闻,目的并非真实交易,故构成敲诈勒索。

这一区分对辩护具有直接价值。对于确实提供了真实服务、收取合理对价的媒体合作、公关服务、咨询顾问类案件,可以主张不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至多属于不正当经营或者强迫交易;对于服务虚假、对价明显失衡的案件,则应承认定性难以推翻,转而论证服务成本应当在数额中扣除。辩护人应当重点核查服务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包括服务内容、交付成果、工作量、市场价格、费用支付方式,而不能仅凭一纸合同就主张存在真实交易。

四、威胁要挟与被害人意思自由

(一)威胁的具体性与强度

敲诈勒索罪的威胁,必须足以使被害人产生恐惧,并基于恐惧处分财产。威胁是否具体、是否指向确定的恶害、是否具有实现的现实可能性,直接影响构成要件的成立。

安某案中,行为人的威胁内容是明确的,即在“3·15”期间曝光A公司的负面报道,时间节点确定,后果可预期,且行为人确实掌握暗访材料,威胁具有现实性。金某某案中,行为人利用船民惧怕因船舶配员、证书缺陷被海事部门查处的心理,以向海事部门举报、通过码头调度人员扣留船舶货物运单和过磅单等方式,使船舶无法顺利办出签证相威胁,迫使船民接受其“服务”并交纳高额“签证费”,索得八十余万元。法院认定,船民并非自愿交付财物,而是因内心恐惧被迫交付,构成敲诈勒索罪。

这两个案例说明,威胁的具体性越强、实现可能性越大,构成要件越容易成立。反过来,如果行为人只是泛泛而谈、含糊其辞,或者所宣称的恶害根本不可能实现,威胁的强度就不足以形成精神强制。陈某涛案(入库编号:2026-05-1-231-001)即从反面说明了这一点。该案中,陈某涛因虚构理由申请“仅退款”被商家拒绝,为泄愤报复,在网络店铺大量恶意下单,待商家发货后即申请退货退款,三年多时间内针对九百余家店铺恶意下单二千七百余次,造成技术服务费等损失六万余元,部分商家为避免更大损失主动支付“和解费”六千四百元。法院认定其构成破坏生产经营罪,并明确指出不宜认定为敲诈勒索罪。理由是,陈某涛并未主动联系商家扬言“不给钱就如何”,其持续、批量下单行为不足以让商家形成恐惧心理,商家支付“和解费”更多是出于息事宁人、避免滋扰的考虑,而非恐惧心理;对于“和解费”的数额,陈某涛亦不讨价还价,不符合敲诈勒索的惯常表现。

该案的论证结构对辩护极有参考价值。辩护人可以从四个角度检验威胁要件。第一,行为人是否向被害人作出了明确的索财表示,还是仅实施了某种施压行为而未提出要求。第二,行为人所宣称的恶害是否具有现实可能性,是否具体到时间、方式、后果。第三,被害人的支付是否出于恐惧,还是出于息事宁人、维护关系、避免麻烦等其它考虑。第四,行为人对数额是否有讨价还价、反复加码的表现,还是一口价、被动接受。这四点中任何一点出现明显缺陷,都可以动摇指控。

(二)被害人意思自由的保留

敲诈勒索罪与抢劫罪的关键区别,在于被害人的意思自由是否被完全压制。抢劫罪中,行为人的暴力足以压制被害人的反抗,使其不能反抗、不敢反抗,被害人丧失处分财产的意志自由;敲诈勒索罪中,被害人虽然受到精神强制,但仍然保有选择空间,是通过自己的处分行为将财物交付给行为人。

祝某飞、祝某镡故意伤害、敲诈勒索案(入库编号:2024-04-1-179-013)对这一区别作了精细分析。该案中,祝某飞因其妻被丁某微信骚扰,约丁某至公园,与祝某镡持棒球棍、砍刀将丁某砍伤,致轻伤一级。之后祝某飞要求丁某道歉,并谎称专门从浙江回来处理此事,质问如何解决,丁某提出经济补偿,祝某镡通过手机查询往返机票价格并在一旁持刀威胁。双方协商补偿五千元。其间祝某飞看到丁某微信账户中有八千元,但未提出额外要求。丁某分三次转账五千元。法院认为,祝某飞在提出如何处理该事件时,给出了开放性选择,并未直接将补偿方式限定于交出财物;被害人的选择虽然夹杂着对后续可能遭受暴力的恐惧,但通过钱财表达歉意是当时环境下最直接满足被告人内心需求并免遭进一步身体伤害的方式;从选择的唯一性、心理的强制性、数额多少等角度分析,与抢劫罪中被害人在暴力压制下完全丧失处分财产的意志自由有所不同。祝某飞看到被害人微信中有八千元,仍以“机票损失”为借口要求被害人自己看着办,接受被害人提出的五千元建议,也体现了被害人在暴力行为下并未完全丧失财物处分自由。据此,以敲诈勒索罪而非抢劫罪定罪处罚。

对辩护而言,这一分析提供了两个方向的着力点。如果指控罪名是抢劫,而案件中存在被害人主动提出解决方案、主动提出数额、行为人事后接受该数额、未进一步加害等情节,就可以主张被害人的意思自由并未完全丧失,应认定为敲诈勒索罪,从而大幅度降低刑罚。如果指控罪名是敲诈勒索,而案件中存在行为人单方定价、被害人在暴力或者限制人身自由的状态下当场交付、毫无选择余地等情节,则构成要件较为完备,辩护应转向其它方向。换言之,意思自由的程度既是出罪与入罪的界限,也是重罪与轻罪的界限,辩护人应当把协商过程的每一个细节都固定下来。## 五、因果关系的切断

(一)主动交付与被动支付

敲诈勒索罪的因果链条要求被害人的财产处分由行为人的威胁所引起。如果被害人的交付另有原因,或者交付的决定权始终掌握在被害人手中,因果链条就可能中断。

沈某案是因果关系辩护的成功范例。该案中,沈某与公司发生劳动争议,公司以“严重失职、营私舞弊”为由解除劳动合同,沈某认为解除理由不实,要求支付赔偿金及加班费,遭拒后向相关部门举报公司未缴纳社保、项目存在违章搭建等问题。公司董事长王某得知举报后,主动约谈沈某,并在私下录音中直接提出“撤回举报需要多少钱”,表明撤回违章搭建举报支付六万五千元、撤回社保举报支付七万元,共计十三万五千元。沈某手写承诺书后,王某对付款事由提出异议,几次商谈未成。沈某随后准备劳动仲裁申请。王某以沈某敲诈为由报案。在公安立案之后,王某仍主动提出先支付部分钱款,经协商确定金额后以公司转账方式支付三万元,收据事由为“撤销对公司投诉的费用”。

法院认定沈某不构成敲诈勒索,理由有二。其一,沈某与公司之间确实存在劳动争议,其在商谈中始终要求支付解除合同赔偿金、加班费、年假费等劳动争议款项,未在劳动争议款项之外另行索要撤回举报的钱款,故不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其二,沈某的举报有事实依据,不属于敲诈勒索罪中的威胁、要挟手段,而是其争取民事权利的一种方法,事后证明举报内容属实;沈某讨要钱款不具有胁迫性,从商谈金额到出具承诺书到支付三万元,每次均系公司主动,尤其是公司已报案并由公安机关立案后仍主动要求先支付三万元,不符合被害人受胁迫、不得不为之的情形。

该案最值得辩护人学习之处,在于把“谁主动”这一事实细节放大为因果关系的核心。敲诈勒索罪的被害人,是在恐惧支配下“不得不给”;如果财物是被害人为了某种目的“主动给”,因果链条就发生了转向。辩护时应当按时间顺序梳理每一次接触,标明谁发起、谁提出数额、谁最终决定、款项以何名义支付,形成一份完整的交互表。只要其中关键节点由被害人或其代理人主导,就足以对“基于恐惧而交付”的认定提出合理怀疑。

(二)未遂与交付的完成

敲诈勒索罪以行为人实际取得财物为既遂。行为人已经着手实施威胁、要挟,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取得财物的,是犯罪未遂。孙某媛案中,其索要一百万元,被害人拒绝并报案,法院认定犯罪未遂,依法减轻处罚。卢某洪案中,行为人盗掘骨灰后向死者家属勒索,因被害方报警而未实际交付,法院认定未遂,比照既遂犯减轻处罚。田某兵案(入库编号:2023-04-1-229-001)中,敲诈勒索部分未遂,法院依法减轻处罚。

未遂辩护在实践中常被忽视,但其价值不容低估。敲诈勒索数额往往被累计计算,动辄达到“数额巨大”甚至“数额特别巨大”的档位,一旦认定未遂,就可以减轻处罚,甚至降档。辩护人应当逐一核对每一起事实的款项是否实际交付、交付给谁、是否已经退还、是否属于同一犯罪事实的组成部分。对于仅有索要行为而无实际取得的,坚决主张未遂;对于已经交付但事后全额退还的,主张在量刑时从轻,但不能主张未遂。

六、罪名边界与替代定性

(一)强迫交易与敲诈勒索

强迫交易与敲诈勒索的界限,是此类案件最常见的争点。两者的共同点在于都使用威胁手段,都涉及财产转移;区别在于是否存在真实的交易基础、是否有合理对价、行为人是否付出对价。

安某案的裁判要旨指出,强迫交易罪侵害的是自愿、平等交易的市场秩序,是正常交易的异化,但存在交易的基础事实;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的,不能构成强迫交易罪;强迫交易罪获取的“暴利”一定是在“合理差价”的限度内,如果超出该限度,性质就发生变化。敲诈勒索罪中,行为人获取非法利益仅仅因为其威胁行为使被害人恐惧,行为人不用付出任何对价即可获取利益,这是两罪最本质的区别。

金某某案则从“服务”的虚假性入手。行为人自称提供代理签证服务,实际只是帮忙填写资料、带船民往返签证点,其无权进入海事部门签证大厅代办业务,船民仍须自行办理手续并缴纳港务费;所提供的服务与收取的高额费用并不对等,所谓服务只是勒索财物的幌子,不存在交易事实,故不构成强迫交易。刘某等敲诈勒索案(入库编号:2023-03-1-229-002)中,“黑中介”以低价房源吸引租客,签订租赁合同收取押金、房租后,以语言威胁、辱骂、骚扰等方式强迫租客交纳物业费、供暖费、中介费等额外费用,不交就认定“违约”、限期搬离,被迫搬离后应退的剩余款项又被强行扣除。法院认定构成敲诈勒索罪,并指出被害人放弃的虽然是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仍然是处分自己的财产并造成财产损失。

对辩护而言,如果案件中存在真实的商品买卖、服务提供,且价格虽有虚高但未明显脱离市场,应当优先主张构成强迫交易罪而非敲诈勒索罪。这一主张虽然不能无罪,但可以显著降低刑罚,因为强迫交易罪的法定刑明显轻于敲诈勒索罪。判断的关键在于三点,即交易标的是否真实存在、行为人是否实际履行、价格是否处于合理区间。辩护人应当调取服务记录、交付凭证、成本核算、市场价格,尽可能把“服务”落到实处。反之,如果指控的是强迫交易而事实更符合敲诈勒索,则应谨慎,因为改变定性可能加重刑罚,此时应坚持证据不足或者情节显著轻微。

(二)抢劫与敲诈勒索

抢劫与敲诈勒索的区别,传统上以“两个当场”为标准,即是否当场使用暴力、是否当场取得财物。祝某飞案明确指出,这一标准适用于常态情况,对于事出有因而实施的暴力行为,且暴力与取财相对独立的情形,则需要重点考量被害人丧失财物时的意志状态。抢劫罪的暴力旨在确保被害人彻底放弃反抗或者完全不能反抗,以便更为快捷地获取财物;敲诈勒索罪的暴力或者暴力威胁,旨在使被害人产生畏惧心理,或者对财物损失与身体伤害间产生选择困境,使得被害人基于压力处分财产。一般来说,敲诈勒索罪中被害人交出财物的意思自由受限程度相对轻微,行为人要通过被害人的必要配合方能实现财产占有。

金某某案的裁判要旨也指出,抢劫罪在暴力程度上要达到足以压制被害人反抗,即使之不能反抗;敲诈勒索罪只是使被害人产生恐惧心理;被害人基于心理、精神强制而产生恐惧从而交付财物,并非行为人使用暴力或者当场实施暴力相威胁,或者以其它方法使被害人不敢反抗、不能反抗,违反被害人的意愿取得财物。

在辩护实务中,如果公诉机关以抢劫罪起诉,而案件存在熟人关系、事出有因、被害人主动提出补偿、行为人接受被害人提出的数额、未搜身未劫取全部财物等情节,应当坚决主张构成敲诈勒索罪。祝某飞案中,行为人看到被害人微信中有八千元却只要五千元,这一细节成为法院认定被害人未完全丧失处分自由的重要依据。反之,如果公诉机关以敲诈勒索罪起诉,而案件存在持械控制、捆绑、搜身、当场劫取全部随身财物等情节,辩护人不宜轻易主张改变定性,因为一旦改为抢劫,量刑可能更重。

(三)绑架、非法拘禁与敲诈勒索

以控制被害人人身的方式向第三人索财,可能构成绑架,也可能构成敲诈勒索或者非法拘禁,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实际控制被害人、是否严重剥夺其人身自由、是否危及人身安全。

张某娟案(入库编号:2023-04-1-229-002)中,张某娟将十二岁的中学生戴某哄骗至南京,安排其住酒店,当晚打电话要求戴某家人支付八万元,否则戴某将有危险。法院认为,张某娟能够将戴某带走,主要利用了戴某年龄较小、社会经验不足的特点,其实施的手段中欺骗成分大于威胁成分;除使用威吓性语言外,未实施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未对戴某人身实施实质性限制,出门时只是将其一人留在房间,戴某可以自行与家人联系并离开酒店求助;张某娟完全有条件采取强制手段而未采取,说明其并非真正要控制被害人。据此认定不构成绑架罪,也不构成非法拘禁罪,而以敲诈勒索罪定罪。裁判要旨进一步指出,勒索型绑架罪的实质是实际控制被害人作为人质,被害人处于行为人的实力控制之下,失去人身自由,人身安全处于随时可能被侵犯的危险状态;如果行为既不足以对被害人形成实际控制,也没有进一步加害的故意,就不能认定为绑架罪。

李某卫案(入库编号:2023-06-1-186-002)则涉及非法拘禁与敲诈勒索的罪数。李某卫因怀疑被害人对某亲属有性侵行为,将被害人打倒在地、捆绑扔于皮卡车车斗,后又带至酒店卧室内殴打、捆绑、侮辱,扒掉衣服拍照,用被害人手机伪造微信聊天记录、虚构债务,迫使被害人转账三万五千元。法院认定其分别构成非法拘禁罪与敲诈勒索罪,理由是其非法拘禁的目的是泄愤、报复,后在拘禁过程中另起犯意勒索财物,并非为了勒索钱财实施拘禁,两行为并非出于一个犯罪目的、侵害同一法益,不具有方法与目的或者原因与结果的牵连关系,不构成牵连犯,应数罪并罚。

该案对辩护的启示是,罪数辩护必须抓住“犯意何时产生”这一时间点。如果行为人自始即以勒索为目的控制被害人,拘禁只是手段,可以主张牵连犯或者想象竞合,从一重处罚;如果行为人先因其它原因实施拘禁,事中才起意索财,则数罪并罚难以避免。辩护人应当通过供述、被害人陈述、通话记录、转账时间等证据,尽可能确定犯意产生的时间,避免办案机关笼统地把全部行为评价为一个整体或者简单拆分为数罪。

(四)诈骗、套路贷与敲诈勒索

“套路贷”案件往往同时涉及诈骗、敲诈勒索、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等多个罪名。陈某展等十七人案(入库编号:2024-05-1-222-009)的裁判要旨指出,实施“套路贷”过程中,未采用明显暴力或者威胁手段,行为整体表现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被害人财物的,一般以诈骗罪定罪处罚;多种手段并用,构成诈骗、敲诈勒索、非法拘禁、虚假诉讼、寻衅滋事、强迫交易、抢劫、绑架等多种犯罪的,应当根据具体事实,区分不同情况,数罪并罚或者择一重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软暴力手段强行索取公私财物,同时符合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的其它犯罪构成要件的,应当以敲诈勒索罪定罪处罚。

该案在共犯认定上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辩护支点。法院认为,财务人员将逾期借款人名单移交给催收人员,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共犯,应当综合考虑被告人的具体犯意内容、收益情况、参与共同犯罪的意思联络等情节;财务人员与催收人员职责截然不同,属于流水线作业的上下游,双方认识因素不一致,犯罪目标不一致,犯意联络不明显,犯罪所得利益没有共享,财务人员亦缺乏希望或者放任催收人员通过名单完成催收的意志因素,故不应认定为共犯。

这一论证对“业务链条型”案件的辩护极具价值。在这类案件中,被告人往往只是负责审核、放款、记账、客服、技术维护等某一环节,与实施威胁、要挟的催收人员并无直接的意思联络。辩护人应当从职责分工、薪酬结构、是否参与分成、是否知晓催收手段、是否参与策划等角度,论证其缺乏共同犯罪的故意,从而把被告人从敲诈勒索的共犯中剥离出来,或者至少降格为诈骗罪的共犯。

(五)破坏生产经营与敲诈勒索

陈某涛案是2025年作出的新类型案例,其价值在于明确了“恶意下单—退货退款—收取和解费”这一行为链条的定性。法院认定该行为构成破坏生产经营罪,并专门论述了不宜认定为敲诈勒索罪的理由。这一论述对辩护的意义在于,当行为人的施压方式并非直接威胁、要挟,而是通过持续、批量、规模化的交易行为制造经营损失时,应当主张适用破坏生产经营罪而非敲诈勒索罪。两者的构成要件、量刑档次均有明显差异,改变定性可以直接降低刑罚。## 七、共同犯罪与责任范围的限缩

(一)超出共同故意的数额不承担责任

共同犯罪的责任范围以共同故意为限。卢某洪案(入库编号:2024-02-1-229-001)提供了清晰的规则。卢某洪与欧某水共谋盗掘骨灰后向死者家属勒索钱财,二人商定索要十万元,后欧某水单独联系被害方,声称最少五十万元才归还骨灰。法院认定,卢某洪对欧某水私自提高至五十万元并不知情,超出部分已超出二人的共同故意,不应计入卢某洪的犯罪数额,故对卢某洪认定为“数额较大”,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另案对欧某水认定为“数额特别巨大”。裁判要旨指出,共同犯罪中,部分参与人实施了共同故意以外的犯罪行为,其他参与人对超出共同故意的行为不知情且没有共同实施的,不应承担刑事责任,后果由具体行为人承担。

这一规则在辩护中可以直接援用。对于多人参与的勒索案件,应当逐一还原共谋的时间、地点、内容、约定的数额与分工,查明每一名被告人何时知情、知情到什么程度、是否参与实施、是否分得赃款。只要能够证明行为人对超出部分不知情、未参与、未分赃,就应当主张按共同故意的范围计算数额。实践中,办案机关常以“共同犯罪整体负责”为由,把全部数额加于每一名被告人,这是对共同犯罪原理的误读。

(二)恶势力与犯罪集团的定性抗辩

恶势力、恶势力犯罪集团的认定,直接决定管辖、强制措施、量刑幅度乃至财产处置,是此类案件中最具现实意义的辩护事项之一。

指导案例187号吴强等敲诈勒索、抢劫、故意伤害案(入库编号:2022-18-1-229-001)确立了重要标准。该案中,吴强等人为牟取不法利益,商定通过约熟人吃饭时“劝酒”,诱使被害人酒后驾驶机动车,再制造交通事故,以被害人酒后驾驶欲报警相要挟,索要钱财,先后五次实施敲诈勒索,后又持气手枪、管制刀具、电棍对赌场人员实施抢劫。公诉机关追加认定本案为带有恶势力性质的犯罪集团。法院认为,吴强等人实施的犯罪活动明显是为了牟取不法经济利益,但缺乏“形成非法影响、谋求强势地位”、进而造成较为恶劣社会影响的意图;在敲诈勒索犯罪中,主要手段是约熟人吃饭、设局劝酒、制造事故,再以报警相要挟,通过所谓的“协商”实现非法占有;在单纯“谋财”意图支配下实施犯罪,“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的特征尚不明显,犯罪手段、行为方式与典型的恶势力犯罪集团存在明显差异,实际侵犯的法益也基本集中在公民财产权利方面。故不能认定为恶势力犯罪集团,应按一般犯罪集团处理。

裁判要点进一步指出,恶势力犯罪集团应当具备“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特征,其行为“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因而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必然具有一定的公然性,且手段应具有较严重的强迫性、压制性;普通犯罪集团实施犯罪活动如仅为牟取不法经济利益,缺乏造成较为恶劣社会影响的意图,在行为方式的公然性、犯罪手段的强迫压制程度等方面与恶势力犯罪集团存在区别,可按犯罪集团处理,但不应认定为恶势力犯罪集团。

刘某等案则从正面认定了“黑中介”的恶势力属性。法院从组织特征、行为方式、危害结果三个方面分析,认为被告人纠集多人、分工明确、组织紧密,在房屋租赁行业多次通过滋扰、威胁等软暴力手段强迫被害人交纳额外费用,为非作恶、欺压百姓,严重扰乱房屋租赁市场秩序,但尚未达到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程度,符合恶势力犯罪的认定标准。

两案对照,辩护的着力点十分清楚。第一,审查行为人是否具有“形成非法影响、谋求强势地位”的目的,还是单纯谋财。第二,审查行为是否具有公然性,即是否在不特定或者多数人可见的场合、以公开的方式实施,还是限于一对一的私下交易。第三,审查手段是否具有较严重的强迫性、压制性,还是主要依靠交易规则、合同条款、信息优势。第四,审查危害后果是否溢出被害人本人,是否对一定区域或者行业的秩序造成实质影响。上述四点只要有一项明显不足,就应当主张不构成恶势力犯罪集团,避免因定性拔高而导致量刑整体上浮。

八、数额、未遂与量刑情节

(一)犯罪数额以被害人实际损失为基准

李某等敲诈勒索案(入库编号:2023-05-1-229-001)确立了数额认定的两项规则。其一,敲诈勒索罪侵害的是被害人的财产权利,被害人的实际损失是认定犯罪数额的根本,以非法方式索要的款项属于被害人的实际损失,应认定为犯罪数额。其二,对犯罪数额的扣减应严格证据标准,无据证实被告人存在合理扣减的损失时,不予扣减。

该案中,被告人以船只误入养殖筏区造成高额损失为借口,采取扣留、看押船只,不满足要求就不放船的手段,多次强行索取“赔偿款”,共五十万五千元。各辩护人提出应扣除被害人造成的实际损失,但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均证实损失预估较小,被告人及辩护人均未提供证据证实该损失客观存在且属合理,法院因此不予扣减。

这一判决对辩护人是一个提醒。希图以“存在实际损失”为由要求扣减数额的,不能停留在口头主张,必须提供证据,包括养殖日志、投苗记录、损失评估、修复费用、船期损失证明等。如果确实无法举证,应当及时调整策略,转而在退赔、谅解、认罪认罚等层面争取从轻,避免因纠缠数额而丧失从宽机会。

(二)未遂与自首的准确适用

未遂的认定前已述及。此处补充自首的两个边界案例,以免辩护人提出无效主张。

张某案(入库编号:2023-03-1-229-003)中,被告人作案后以被害人身份报案,法院认为,这一行为既不是基于接受处罚的主动性和自愿性,也无助于案件及时侦破,不构成自动投案;在报案后接受询问过程中,被告人未在司法机关掌握犯罪事实前及时改变态度、主动如实供述,也不应视为自动投案,不构成自首。辩护人遇到此类情形,不应勉强主张自首,而应转向坦白、认罪认罚、退赔谅解等情节。

蒋某正案(入库编号:2023-02-1-015-001)则涉及“余罪自首”中同种罪行的判断。蒋某正归案时,公安机关已经掌握其为敲诈勒索而实施爆炸的罪行,其归案后主动供述的另外两起敲诈勒索,与已掌握的部分罪行都构成敲诈勒索罪,属于同种罪行,故不能认定为自首,仅能认定为坦白。裁判要旨指出,“罪名”不限于法院判决确定的罪名,认定罪名的法律标准是犯罪构成,数行为符合同一犯罪构成的,就是同一罪名;符合不同犯罪构成的,就是不同罪名。这一规则提示辩护人,在主张余罪自首时,必须论证所供述的罪行与已掌握罪行在犯罪构成上存在实质差异,而不能仅以起诉书或者判决书使用的罪名不同为依据。

田某兵案(入库编号:2023-04-1-229-001)涉及暂予监外执行期间犯新罪的处理。法院认为,暂予监外执行虽然改变了服刑场所,但本质上仍是刑罚的一种执行方式,只要暂予监外执行没有终止,其期间就应计入刑罚执行期;刑法第七十一条要求犯新罪的时间、发现新罪的时间均在前罪刑罚执行完毕之前,对于在暂予监外执行期间犯新罪、但在期满后才发现的,因新罪判决时前罪已经执行完毕,不应当数罪并罚,只是在量刑时酌情从重。这一规则对涉及前罪的案件具有直接意义,辩护人应当核对前罪的执行状态与发现时间,避免办案机关错误适用数罪并罚。

九、证据审查与程序辩护

(一)被害人陈述的印证

敲诈勒索案件中,被害人的陈述往往是核心证据,但被害人具有明显的利害关系,其陈述容易受情绪、利益、事后协商的影响。辩护人应当重点审查陈述的形成时间、形成环境、前后一致性,以及是否与书证、电子数据、证人证言相互印证。对于关键情节,如威胁的具体内容、交付的时间地点、数额的确定过程,应当逐项比对,找出矛盾点。沈某案中,辩护人正是通过录音、承诺书被撕毁的行为、仲裁申请等证据,证明沈某始终将十三万五千元视为劳动争议款,从而推翻了被害人的指控叙事。

(二)电子数据的完整性与真实性

微信记录、通话录音、短信、邮件、公众号后台数据,是此类案件最常见的证据类型。审查时应关注三点。第一,原始载体是否随案移送,提取过程是否规范,是否记录了提取时间、提取人、哈希值。第二,记录是否完整,有无截取、删改、拼接,尤其是聊天记录的上下文是否连贯。第三,录音是否完整,有无剪辑,录制是否经对方同意,录制环境是否自然。对于被害人事后录制的“商谈”录音,还应审查其是否具有诱导性,是否由被害人一方主导设计。沈某案中的录音由公司私下录制,内容显示公司主动提出“撤回举报需要多少钱”,这一证据反而成为辩护的有力支撑。

十、辩护实务的展开

(一)会见与事实固定

首次会见应当围绕五个问题展开,即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是否存在民事关系、行为人提出了什么要求、要求是如何表达的、被害人如何反应、款项是否实际交付。要特别追问“谁先提出”“谁定的数额”“有没有第三人在场”“有没有录音或者书面材料”。这些细节往往决定案件的走向。会见中还应当提醒当事人保存原始载体,不要删除聊天记录、不要更换手机、不要与被害人私下接触。

(二)阅卷与证据清单

阅卷应当制作三张表。第一张是时间表,按时间顺序排列双方的每一次接触。第二张是数额表,列明每一笔款项的金额、名目、支付方式、支付人、收款人、是否退还。第三张是证据对照表,把指控事实与相应证据一一对应,标出有证据支持、证据不足、证据矛盾的部分。三张表完成后,案件的辩护主线自然浮现。

(三)法律意见与庭审发问

法律意见书应当先立后破,先阐明涉案行为的民事性质与权利基础,再逐项指出指控在目的、手段、因果、数额上的证据缺口,最后提出具体的处理建议。庭审发问应当围绕辩护主线设计,避免漫无边际。对被害人的发问,重点在于交付时的真实心态、数额的确定过程、是否存在其它原因;对侦查人员的发问,重点在于取证过程、录音的提取与固定、数额的核算依据。

敲诈勒索罪的辩护,难点不在法条的记忆,而在事实的还原与规范的对接。大量案件的真相并不在于“有没有要钱”,而在于“凭什么要钱”“怎么要钱”“钱最后怎么处理”。何某毅、沈某、夏某理三案之所以能够无罪,共同点在于行为人的索取有权利基础、数额在合理范围、手段未超出必要限度;周某宝、岳某、陈某、宋某、黄某洪诸案之所以入罪,共同点在于权利基础缺失或者已经消灭、索财明显超出合理范围、以制造或者扩大不利后果相要挟。这条界限看似模糊,实则可以逐项检验。

对辩护人而言,最重要的工作不是堆砌法条,而是把每一次接触、每一笔款项、每一句威胁还原成可以验证的事实,再把这些事实放进构成要件的框架中,看它究竟落在罪的这边,还是那边。做到这一步,无罪辩护才不是一种姿态,而是一种可以被法庭接受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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