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万军教授(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教授、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
强奸案件的无罪辩护,历来是刑事辩护中最难做、也最容易做偏的一类。难做,是因为这类案件多发生在封闭空间,直接证据少,被害人陈述居于核心位置,一旦侦查阶段形成稳定的指控,后续翻动的空间很小;容易做偏,是因为一些辩护人把力气用在质疑被害人品格、渲染双方关系上,既伤及被害人,也说服不了法庭。人民法院案例库收录的这批案例,多数虽是有罪判决,但每一份裁判理由都在说明,法院究竟凭什么认定有罪,哪些环节它认为证据已经闭合,哪些环节它认为仍有疑问。把这些入罪理由逐条倒过来读,就是一份现成的辩护清单。
张万军教授,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系教授,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包头市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张万军教授以四十八份案例为样本,讨论三个问题。其一,无罪辩护应当在哪些环节展开。其二,每个环节可以提出什么样的事实与法律主张。其三,这些主张在现有裁判规则下能够走到哪一步。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称无罪辩护,既包括实体上的完全无罪,也包括通过否定加重情节、否定既遂、否定共犯而使被告人获得实质轻判的辩护。后者在强奸案件中更为常见,也更考验辩护人对裁判规则的把握。
案例库中的裁判文书有一个特点,事实叙述简练,说理集中在争议焦点上,很少展开与争点无关的情节。这正好符合辩护工作的需要。辩护人不必从判决书中寻找“无罪”的字样,而应当从法院认定有罪的理由中,找出它赖以成立的前提,再逐一检验这些前提是否有证据支撑、是否符合经验法则、是否存在其他解释。这种读法,比笼统地宣称“证据不足”要有力得多。
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条文看起来简单,落到证明上却包含三个层次。第一,是否发生了性行为。第二,该性行为是否违背妇女意志。第三,行为人对被害人的年龄、精神状态以及不同意这一事实是否明知。三个层次对应三类辩点,辩护人接手案件后,首先应当判断本案的争点落在哪一层,而不是笼统地提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这种分层不是学理上的分类,而是有实在的程序意义。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要求,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三个条件,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辩护人把指控事实拆成上述三层,实际上就是在替法庭检验这三个条件是否满足。哪一层缺少证据,哪一层存在其他解释,哪一层的证据取得程序有瑕疵,都可以直接对应到法条上,形成可被裁判文书采纳的辩护意见。
在精液、DNA、监控、聊天记录等客观证据较为充分的案件中,否认发生过性行为,通常只会削弱辩护人的可信度。此时正确的做法,是把争点从有没有发生转到为什么发生、当时是什么状态。这并非文字游戏,而是证明责任的转移。控方必须进一步证明,该次性行为是在违背意志的情况下完成的。
案例库中席某某强奸案(入库编号:2025-02-1-182-002)提供了一个典型样本。辩护方以被害人处女膜完整为由主张证据不足,法院明确指出,发生性行为是否必然导致处女膜破裂,与性行为本身的程度和个体差异有关,处女膜状况不能证明是否发生性行为,也不能作为认定或者否定强奸罪行的依据。这一裁判规则对辩护人是一个提醒,不要把无罪希望寄托在某个单一的生理征象上,也不要指望以未检出精斑推翻已经得到其他证据印证的性行为事实。真正有价值的,是案发前、案发中、案发后三组行为证据所反映的意思状态。
实践中还有一种情形值得注意,就是被告人承认有亲密接触,但否认插入。此类案件往往涉及强奸未遂与强制猥亵的界限。辩护人应当抓住医学检查、衣物痕迹、被害人陈述中的具体描述,审查控方对性行为程度的证明是否达到了确定性。如果只有被害人概括陈述,被告人始终否认,又无其他证据印证,按照证据裁判原则,不宜认定强奸既遂。
违背妇女意志是强奸罪的关键要素,也是实践中争议最大的地方。传统上,人们习惯以被害人是否反抗、反抗是否激烈作为判断标准。这一标准早已被裁判规则修正。傅某程强奸案(入库编号:2024-02-1-182-021)明确,审查是否同意不能仅以妇女是否有反抗为标准,妇女因各种原因不能反抗、不敢反抗或者不知反抗的,均属于违背妇女意志。甘某祖强奸案(入库编号:2023-02-1-182-016)进一步指出,不能将妇女是否有明显抗拒举动作为判断是否违背意志的唯一标准。
这一修正对辩护而言是双刃的。它固然扩大了入罪范围,但也把争点从有没有反抗还原为当时是否同意,而同意是一个可以通过具体事实检验的心理状态。辩护人要做的,是找出案发前后能够反映真实意愿的客观痕迹,包括事前如何约定、如何进入现场,事中是否有语言交流、有无配合动作,事后如何离开、何时报警、向谁讲述、讲述内容是否前后一致。这些细节比她说不同意与他说她同意之间的对峙更能影响法官。
从证明方法上看,意志违背属于典型的主观事实,无法直接观察,只能通过外部行为推断。推断的可靠性,取决于用来推断的基础事实是否充分、是否具有多种解释。辩护人的任务,不是证明女方当时确实同意,而是指出现有证据不足以排除她同意的可能,或者不足以排除行为人对她同意的合理误认。这两种表述在法庭上的效果不同,前者容易被理解为替被告人开脱,后者则落在证明标准上,更容易被接受。
在涉及幼女、精神发育迟滞或者醉酒被害人的案件中,主观明知往往是最现实的无罪通道。行为人确实不知道对方未满十四周岁,且从对方体貌、衣着、交往方式中亦无从得知的,不能认定为奸淫幼女。行为人不知道对方无性防卫能力,现有证据也不能反映其应当知道的,同样影响定罪。杜某强奸案(入库编号:2025-14-1-182-002)之所以定强奸罪而非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关键就在于杜某明知被害人中度精神发育迟滞、无性防卫能力,仍然多次与其发生性关系。反过来说,明知的证据一旦缺失,案件的定性就会松动。
这一部分是强奸案件辩护的主战场。裁判规则已经把违背意志的判断分解为若干可查证的因素,辩护人要做的,是顺着这些因素逐项检验控方证据,而不是停留在抽象的否定。以下按关系基础、手段行为、被害人状态、未成年人案件四个方面展开。
实践中常见两种相反的误解。一种认为,双方是恋人、情人或者已经订婚,女方就是同意的;另一种认为,只要存在婚外情、金钱往来或者身份从属关系,性行为就当然具有压迫性。裁判规则对两者都不支持。
文某强奸案(入库编号:2023-02-1-182-014)与刘某伟强奸案(入库编号:2024-02-1-182-017)都涉及婚外两性关系。法院的立场是,婚外不正当两性关系违背公序良俗,具有不法性,但不影响关系中妇女的性自主权;在他人欲结束这种关系时,行为人违背意志强行发生性关系的,仍构成强奸罪。席某某强奸案则明确,订婚不等于对性行为存在默示同意,不存在所谓订婚就有性权利。
这些裁判对辩护的启示是,关系基础既不能替控方证明同意,也不能替辩方证明不同意,只能作为理解交往模式、判断意思表示是否真实的背景。真正需要查清的,是具体某一次性行为发生时,女方有无同意或者拒绝的表示,行为人又是如何理解的。只反复强调两人是情人、已经订婚,在法庭上几乎没有说服力;能够证明女方案发前主动邀约、案发中主动配合、案发后正常交往且未及时报警,才可能动摇违背意志的认定。
需要提醒的是,即使存在上述事实,也不能直接得出无罪的结论。吴某某强奸案(入库编号:2024-02-1-182-003)中,已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与十二岁幼女在恋爱过程中自愿发生性关系,法院仍然认定构成强奸罪。这说明在幼女案件中,自愿本身不是辩护理由,辩护重心必须转到年龄明知与情节轻重。
刑法列举的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在具体案件中需要作实质判断。没有殴打、捆绑,不等于没有暴力;没有持刀威胁,不等于没有胁迫;没有明显反抗,也不等于没有违背意志。付某洋强奸案(入库编号:2023-02-1-182-004)是一个常被引用的例子。行为人在发生性关系时未实施殴打、恐吓等典型暴力、胁迫行为,被害人身体未见明显损伤,也未呼救,但法院仍认定构成强奸罪。其依据是四组事实。被害人事前两次借故离开被拒,欲搂抱时被明确拒绝;事中用手推、脚踢反抗并咬伤行为人肩部、手臂,人身检查有对应咬痕;事后离开时气愤哭泣、情绪低落并立即报警;双方存在雇主与在校学生的地位差异,被害人未呼救有可解释的原因。
从辩护角度看,这个案子把控方的证据结构完整展示了一遍。辩护人要逐项检验,咬痕有无其他成因,哭泣是否只能解释为遭受侵害,报警是否及时,雇主地位是否形成心理强制。任何一项被拆掉,证据链都会松动。但四组事实相互印证时,单纯的没有激烈反抗不足以推翻认定。
胁迫的认定同样需要实质判断。孙某钊强奸案(入库编号:2025-02-1-182-003)指出,胁迫是指通过暴力威胁、言语恫吓等对被害女性形成心理强制,使其产生恐惧而不敢反抗;判断是否足以形成心理强制,应综合考虑被害女性的年龄、心智发育、受教育程度、社会经验、家庭状况等因素,被害人系未成年人时,把握标准应与成年妇女有所区别。辩护中常见的争点是,行为人只是说了一些狠话、摆了一些身份,是否达到了心理强制的程度;被害人当时是否仍有求助、离开、报警的现实条件。如果被害人全程可以自由离开、可以正常使用手机而未求助,胁迫的主张就值得质疑。
利用封建迷信实施性侵的案件,则要区分欺骗与胁迫。魏某亮强奸案(入库编号:2025-02-1-182-004)认定,行为人利用被害人的迷信心理,编造与其发生性关系可以破灾、治病等谎言,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的,应以强奸罪论处。其法理在于,行为人利用被害人的认识错误,使其在不知反抗的状态下同意,这种同意不是真实同意。辩护时不能简单地说她是自愿的,而要审查被害人是否真的陷入了对性行为性质的错误认识;行为人是否使用了恐吓、威胁,还是仅仅描述了某种迷信说法;被害人有无独立的判断能力和拒绝机会。如果被害人清楚知道发生的是性行为,只是出于功利考虑而同意,案件性质就可能不同。
醉酒型、精神障碍型案件,是违背意志认定中最容易出现证据争议的地方。
傅某程强奸案(入库编号:2024-02-1-182-021)中,行为人与被害人事前并不相识,被害人聚餐饮酒后处于醉酒状态,行为人假借送其回家将人带至酒店,趁其不知反抗发生性关系。法院综合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监控视频、聊天记录和鉴定意见,认定其构成强奸罪。这个案子提示辩护人,醉酒型案件的核心不是喝了多少,而是当时是否还具有作出性同意的能力。血液酒精含量、饮酒种类与数量、监控中的步态与语言、同行人的观察、酒店前台与电梯监控、事后唤醒过程,都是可以查证的客观材料。如果材料显示被害人虽饮酒但仍能自主行走、清晰表达、主动跟随,那么不知反抗的认定就缺乏基础。
甘某祖强奸案(入库编号:2023-02-1-182-016)与许某海强奸案(入库编号:2023-02-1-182-009)涉及精神疾病与智力发育迟滞。前案明确,经鉴定无性自我防卫能力的被害人,无法正确认识和理解性行为,属于不知反抗,无论其是否表示同意,均应认定为违背意志。后案则指出,智力发育迟滞被害人的陈述是否可信,要结合迟滞的严重程度、是否具备认知、记忆和表达能力、描述是否符合其认知水平、有无混乱矛盾等综合判断;具备一定认知能力、能对亲历事实作出简单陈述的,其陈述具有证明力。
这两类案件给辩护留下的空间,主要在鉴定与明知两个环节。第一,鉴定结论是否针对案发时点。精神状态会波动,事后鉴定不能当然回溯案发当时;鉴定所依据的材料是否完整,有无夸大或者诱导;被害人在案发时的言语、动作、求助行为,是否与鉴定结论相符。第二,行为人是否明知。如果双方素不相识、接触短暂,行为人从外观上无从判断对方精神状况,明知的证据就可能不足。第三,陈述的可靠性。对于智力发育迟滞的被害人,取证时是否使用了适合其认知水平的询问方式,有无反复询问、暗示、指认,笔录是否如实记录了原话,这些都会影响证明力。
在被害人不满十四周岁的案件中,法律推定其不具有性同意能力,是否自愿不再是有效的辩护方向。辩护重心应当转到三个地方,年龄明知、行为性质与加重情节。
年龄明知是第一道关口。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款对奸淫幼女采取从严态度,但并非完全不问主观。行为人确实不知对方是幼女,且根据其体貌、发育、衣着、言行、交往环境等无法知道的,实践中通常不认定为奸淫幼女。辩护时要重点收集被害人的身高体重、外貌发育、就读年级、日常交往场所、双方认识经过、行为人是否曾询问年龄、被害人及其亲属是否告知过虚假年龄。这些材料要尽早固定,不能等到庭审再临时提出。
加重情节是第二道关口,也是实际影响刑期最大的地方。张某某强奸案(入库编号:2024-02-1-182-020)明确,刑法修正案(十一)施行后,奸淫不满十周岁幼女的,应适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贾某某强奸案(入库编号:2024-02-1-182-001)则处理了跨法适用问题。行为人数次奸淫,行为跨越修正案施行前后,被害人在施行前不满十周岁、施行时已满十周岁的,不能适用新增的奸淫不满十周岁幼女规定升档量刑;但综合情节、次数、年龄与后果,认为严重程度与第三款第二项至第六项相当的,可以认定为情节恶劣升档。这个案子对辩护的启示很直接,逐次核对行为时间与被害人年龄,逐项核对加重情节的构成,不能接受笼统的多次、长期表述。
特殊职责是第三道关口。尹某龙强奸案(入库编号:2024-02-1-182-005)认定,共同生活的继父等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多次实施强奸、奸淫的,属于情节恶劣。张某某强奸、猥亵儿童案(入库编号:2023-02-1-182-012)与杜某案(入库编号:2025-14-1-182-002)也都把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多次实施作为升档依据。辩护时要审查行为人是否属于司法解释所称的监护、收养、看护、教育、医疗等特殊职责人员;这种职责关系在案发时是否真实存在、是否持续;次数认定是否有逐次的证据支持,还是仅凭被害人概括陈述。
被害人年龄接近十四周岁的案件,年龄证据本身也可能成为争点。户籍证明、出生医学证明、学籍档案、骨龄鉴定之间不一致的,应当以查证属实的出生证明为准;仅有户籍登记而无法排除错误的,不能直接作为定案依据。实践中曾出现为入学、参军而更改年龄的情形,辩护人应当调取原始出生记录、接生记录、疫苗接种记录予以核对。年龄差一天,适用的法定刑幅度可能完全不同,这一环节不能马虎。
谭某喜强奸、引诱、介绍卖淫、引诱幼女卖淫案(入库编号:2024-02-1-182-008)提示了另一种风险。行为人通过网络寻找未成年少女,以介绍工作、发红包等方式诱骗,继而实施性侵,法院认定其行为构成强奸罪、引诱、介绍卖淫罪、引诱幼女卖淫罪,依法从严惩处。这类案件中,辩护人常常主张被害人从事性交易、属于自愿,但裁判规则明确,奸淫幼女无论采用什么手段、无论幼女是否自愿,均以强奸罪论处并从重处罚。此时唯一可行的辩点,是年龄明知与行为次数的精确性。
主观明知在强奸案件中通常不是独立争点,但在三类案件里会上升为主要矛盾。一是幼女案件中的年龄明知,二是精神障碍案件中的状态明知,三是双方各执一词时的同意认识错误。这三类争点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都属于行为人的内心事实,无法直接证明,只能通过外部情况推断。推断的链条越长,辩护的空间越大。
司法实践对幼女年龄的明知,通常采用应当知道的推定。根据被害人的身体发育、言谈举止、衣着特征、生活作息等,一般人可以判断其为幼女的,就推定行为人明知。这一推定可以反证。反证的方向不是空口说不知道,而是提供足以让推定不成立的客观事实,例如被害人主动自称年龄、使用虚假身份、在网吧或者酒吧等成年人场所活动、有稳定的成年恋爱经历、体貌发育明显超过同龄人。
需要注意,反证必须形成证据,而不是辩解。微信聊天中被害人自称十六岁、介绍人转述的年龄、共同朋友的说法、被害人穿着与就读情况,都比被告人当庭一句看起来不像更有力量。辩护人应当在侦查阶段就提出调取这些证据,避免时过境迁。
杜某案确立的规则是,未成年女性因精神疾病、智力发育迟滞等经鉴定无性防卫能力的,行为人明知其精神状况仍与其发生性关系的,应认定违背意志,以强奸罪论处。这里的关键词是明知。
明知的判断,不能只看行为人的供述,而要从接触过程推断。被害人是否在交流中表现出明显的理解障碍;其家属、老师、同学是否曾告知;行为人与被害人相处时间长短;被害人能否独立完成日常生活事务;行为人事后是否有过异常的反应。如果双方仅短暂接触,被害人外表、言谈并无明显异常,行为人又缺乏得知渠道,明知的证据就可能不足。反之,如果行为人是教师、邻居、长期照护者,明知的推定就很难推翻。
还有一个技术性问题值得重视,就是鉴定意见与案发时间的对应。精神状态鉴定通常在被抓获后进行,鉴定所依据的是鉴定时的状态和既往病史。若被害人案发时处于间歇性精神病的缓解期,或者案发后病情加重,鉴定结论就不能当然回溯。辩护人应当审查鉴定委托时间、鉴定材料、鉴定方法,必要时申请重新鉴定,或者申请鉴定人出庭说明案发时点的判断依据。
李某某强奸案(入库编号:2024-02-1-182-014)对女方自愿的辩解设定了明确门槛。一般必须确有证据或者合理根据,或者在案证据显示行为人已足够审慎但仍产生错误认识,才能采纳。这句话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单纯的口头辩解不够。二是如果行为人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仍然误以为对方同意,可以阻却故意。
辩护中可以用到的情形包括,被害人主动邀约、主动进入私密空间、主动表达亲密意愿,行为人在此背景下误判;被害人事中未作拒绝表示,事后因后悔、被家人发现或者情感纠纷而报案;双方此前有稳定的亲密关系,本次行为发生在同一交往模式中。需要强调的是,这些情形只能支持认识错误的主张,不能直接证明她真的同意。辩护人应当把两者分开表述,避免被法庭认为是在指责被害人。
认识错误的主张,还要经得起合理性检验。法庭通常会追问,行为人当时依据什么判断对方同意,这种判断与一个正常人在相同情境下的反应是否相符,行为人有无采取起码的确认行为。如果行为人自己也承认对方当时哭泣、推拒、明确说不,仍然主张误认,这种辩解不仅不能成立,还会严重损害其供述的可信度。因此,辩护人在提出这一主张前,必须先把事实基础夯实,不能把它当作万能的退路。
强奸案件的证据结构,通常由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人身检查与鉴定意见、现场勘查、电子数据组成。多数案件没有目击证人,物证也只能证明性行为发生,不能证明意志违背。因此,被害人陈述的真实性,往往成为定案的关键。辩护人对证据的攻击,应当围绕这一结构展开,而不是零散地挑毛病。
陈某某强奸案(入库编号:2024-02-1-182-011)在被告人零口供、又缺乏锁定性客观证据的情况下,提出了审查被害人陈述的完整框架。陈述形成的时间与背景;是否稳定、自然;有无非亲历不可知的细节;与其他证据能否相互印证;被告人的辩解有无证据支持、是否合理;双方的身份关系。法院据此认定,被害人陈述可以采信。这个框架同样可以反过来用作辩护工具。
第一,时间与背景。首次陈述距案发多久,在什么场合、由谁陪同、是否已与家人或办案人员反复讨论。首次陈述越晚、形成过程越复杂,被污染的可能越大。第二,稳定性。多次陈述对时间、地点、次数、手段的描述是否一致,细节增减有无合理原因。第三,非亲历不可知的细节。真实经历常带偶然、具体的细节,但细节过于完整、过于符合办案期待,反而要警惕诱证。第四,印证。关键环节是否有其他证据支撑,还是只有被害人反复重复。第五,身份关系与报案动机。是否存在抚养、感情、财产纠纷等影响陈述真实性的因素。
赵某甲强奸案(入库编号:2023-06-1-182-001)针对性侵未成年家庭成员案件指出,此类案件常因时间久远、原始证据灭失而难以证明,应当从案件来源是否真实、侦破过程是否自然、被害人陈述是否符合其年龄和认知水平、被告人辩解是否合理、被害人事后性情与生活习惯有无变化、共同居住的其他家庭成员有无反常等角度审查。对辩护人而言,这份清单几乎就是阅卷提纲。报案是谁提出的,为何现在提出,侦查机关如何得知,首次询问是谁做的,有无暗示引导,家庭成员之间有无事先串通。
未成年被害人的陈述,还要审查询问方式是否适当。按照《关于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意见》(高检发〔2023〕4号)的要求,询问应当由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人员进行,未成年被害人系女性的,应当有女性工作人员参与。询问环境是否合适、是否一次完成、有无监护人在场、有无使用引导性语言、有无重复询问,都会影响陈述的可靠性。如果笔录显示侦查人员以“是不是他”“他是不是脱了你衣服”这类封闭式提问推进,辩方完全有理由质疑陈述的自主性。
王某甲强奸案(入库编号:2023-02-1-182-002)是一对一案件的教科书式样本。被害人陈述被强奸九起,被告人庭前只供述三起,庭审时全面翻供。法院最终只认定三起,理由是这三起有被害人陈述、被告人庭前供述、证人证言相互印证;其余六起,被告人始终未供述,也无其他证据补强,不能形成完整证据链,不予认定。
这份判决对辩护的意义有两层。第一,控方不能用多次、长期的概括陈述替代逐次证明。每一次性侵都是独立的事实单元,都应当有证据支撑;无法逐次证明的,只能就低认定。第二,被告人的庭前供述并非一旦形成就不可动摇。法院审查翻供,看的是翻供有无合理原因、是否与其他证据矛盾、是否符合常理。如果被告人能够说明侦查阶段为何作出不实供述,且其翻供与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之间的矛盾无法排除,原有供述的证明力就会下降。但必须强调,辩护人不能制造翻供理由,更不能诱导被告人改变陈述,这是执业底线。
该案还提示了补强证据的范围。能够补强被害人陈述的,不限于物证。知情亲属的证言、被告人向他人承认的转述、被害人事后异常表现的证人证言、就医记录、聊天记录,都可以。辩护人要逐一审查这些补强证据的来源是否独立。如果所有证言都来自同一个转述链条,实质上仍是一对一,不能视为已经补强。
补强还要看补强的是哪个环节。被害人陈述包含性行为发生、行为人身份、意志违背三个要素,不同证据补强的对象不同。精斑、DNA只能补强性行为,不能补强意志违背;证人听到呼救、看到拉扯,可能补强暴力或者反抗,但不能补强具体的行为人;被告人向他人承认与被害人发生关系,补强的是性行为与身份,仍不能补强意志。控方必须对每个要素都有相应证据,不能以一个证据同时替代三个要素的证明。
李某抢劫、强奸、强制猥亵案(入库编号:2024-18-1-220-001)是一起零口供案件。法院依靠包括电子数据在内的间接证据定罪,并强调运用证据推理应当符合逻辑和经验,证据必须真实、合法、相互印证,不存在无法排除的矛盾和无法解释的疑问。这类案件的辩护,重点在于寻找另一种合理解释。
具体做法是,把控方的每一个间接证据还原成待证事实,再检查事实之间有无跳跃。以投放药物类案件为例,监控只能证明双方进入房间,不能证明发生性行为;聊天记录只能证明邀约,不能证明同意或者拒绝;药物检出只能证明投放,不能证明剂量足以使人失去反抗能力。任何一段断裂,全案就达不到排除合理怀疑。
卢某新故意杀人、强奸案(入库编号:2023-06-1-177-004)是案例库中少见的强奸类无罪判决。该案原判据以定案的关键证据包括锄头柄部检出被告人DNA的鉴定意见、被告人的有罪供述、现场指认录像和指认笔录。二审法院发现,鉴定检材来源不清,办案机关的情况说明存在矛盾,重新鉴定未检出被告人DNA;唯一一次有罪供述的讯问地点、时间和录像存在重大瑕疵,公安机关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现场指认不能排除诱导。排除这些证据后,其余证据不能证明被告人与被害人被强奸、杀害之间存在关联,二审改判无罪。
这份判决把非法证据排除的操作路径展示得很清楚。第一,审查鉴定的检材来源。检材如何提取、保管、送检,有无提取笔录、封存记录、交接链条;来源不清的,鉴定意见不能作为定案根据。第二,审查有罪供述的合法性。讯问地点是否在看守所,讯问时间与提讯记录是否吻合,录音录像是否完整、同步,有无剪接、中断,讯问人员与记录人员是否一致。第三,审查指认、辨认过程。辨认前是否见过照片,辨认对象有无混杂,主持人有无暗示,录像与笔录是否一致。第四,及时申请重新鉴定、调取原始笔录和录像。
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被告人供述,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解释的,应当排除。第五十八条进一步规定,当事人及其辩护人有权申请排除,但应当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第六十条则明确,经法庭审理,确认或者不能排除存在非法取证情形的,有关证据应当排除。
这些条文对辩护的启示是,排非申请不能只写一句“可能存在刑讯逼供”,而要提供可核查的线索。被告人身上的伤痕、同监室人员的证言、提讯记录与讯问笔录的时间冲突、录像中的中断与剪接、讯问地点不在看守所的记录,都是有效线索。辩护人应当在会见时详细询问,在阅卷时逐页核对,必要时申请调取看守所收押登记、提讯登记、医务记录。
非法证据排除一旦成功,效果往往不是削弱而是抽空。但辩护人也要有现实预期。启动排非程序需要提供线索或者材料,不能仅凭怀疑;法庭对侦查机关的情况说明通常会给较高的证明力,辩方必须用客观矛盾去击破,而不是停留在质疑。卢某新案之所以能够翻案,靠的不是一句“可能存在刑讯逼供”,而是检材来源、讯问地点、录像完整性等一系列可以验证的矛盾。
陈某某强奸案(入库编号:2023-16-1-182-001)的经历颇为曲折。原判认定强奸未遂,关键证据是一盒录音磁带。律师调查发现,磁带背景音是案发之后播出的电视节目内容,法院据此再审改判无罪。被害人申诉后,又提交了另外两盘磁带,声纹鉴定倾向认定现场男子说话人为被告人,法院最终撤销无罪判决,改判强奸未遂。
这份判决的裁判要旨是,再审中发现新证据或者原有证据发生变化,应当先判断该证据是否属于关键证据,再对未发生变化的其他证据重新审查、质证;如果其他证据仍能形成证据锁链、得出唯一结论,不应改判。对辩护人的警示在于,不能把全案希望押在打掉一个证据上。打掉证据只是第一步,还必须证明该证据在定案中具有不可替代性,一旦缺失,其他证据就无法闭合。否则,即便证据被排除,法院仍可能依据其余证据维持原判。
电子数据在强奸案件中越来越常见,微信聊天、定位记录、转账凭证、通话记录、监控视频,都可能成为定案或者翻案的关键。审查电子数据,重点在完整性、原始性和关联性。聊天记录是否完整,有无删改;提取过程是否制作笔录,有无见证人;原始存储介质是否封存;账号是否确属本人使用;语音、视频有无剪辑。这些问题看似技术,实则直接决定证据能否采信。
鉴定意见的审查,则要回到三个问题。检材是否真实、来源是否清楚;鉴定方法是否科学、是否符合规范;结论是否明确、是否超出鉴定范围。DNA鉴定只能证明生物物质的存在与归属,不能证明性行为是否违背意志;伤情鉴定只能证明损伤程度,不能证明损伤由谁造成;精神状态鉴定只能证明鉴定时点的状态,不能当然回溯案发当时。辩护人应当把这些界限讲清楚,防止鉴定意见被赋予超出其证明力的意义。
相当一部分强奸案件的辩护,不是追求完全无罪,而是通过犯罪形态、共同犯罪范围和罪数的切割,把刑期从十年以上降到三年左右,或者把轮奸、情节恶劣等加重情节去掉。这类辩护的成功率,往往高于硬碰硬的无罪主张,也更符合案件的实际证据状况。
刑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第二十四条规定,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是犯罪中止。区分的关键,是停止的原因是否具有主动性、自愿性。裁判规则把它概括为两句话,能为而不再为,是中止;欲为而不能为,是未遂。
杨某某强奸案(入库编号:2026-02-1-182-001)认定中止。被告人在身高、体型、力量上占绝对优势,完全有能力继续;被害人只是拒绝、哭喊,属于轻微反抗;案发房屋四周无人居住,没有其他阻碍。法院据此认为停止犯罪具有主动性。周某、邹某强奸案(入库编号:2023-02-1-182-006)同样认定中止,行为人因觉得没意思而放弃,并在随后近四十分钟车程中未再实施,整体以主动性因素为主。
刘某业强奸案(入库编号:2026-02-1-182-002)则认定未遂。行为人正在实施时,被被害人亲属通过客厅监控发现并大声喝止,随即逃离。法院指出,随着智能安防的普及,案外人通过监控远程发现犯罪,可以通知他人赶到现场,客观上起到阻止犯罪的效果;行为人因该情形停止的,属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这个案子提示辩护人,现场是否存在监控、是否有他人可能到场,应当作为判断未遂与中止的重要事实,不能只凭被告人自称主动放弃。
穆某山强奸案(入库编号:2023-02-1-182-013)还处理了另一个问题。以强奸为目的非法侵入住宅,因被害人反抗未得逞的,以强奸罪定性,非法侵入住宅是手段行为,不单独、重复评价。辩护时如果主张只构成非法侵入住宅罪,必须能够说明行为人的目的不是强奸。而该案中,行为人对强奸意图有明确、稳定的供述,与被害人素无矛盾,也未供述其他侵入动机,法院依据常情常理认定其具有强奸故意。这一认定说明,主观目的虽然难以直接证明,但可以通过行为方式、时间、地点、双方关系等客观情况推断,辩护人不能只抓住“没有其他证据”一点。
从辩护操作看,中止与未遂的争点,应当围绕四组事实展开。双方力量对比;现场环境是否封闭、有无他人可及时到场;被害人反抗的程度是否足以使行为人无法继续;行为人在停止后有无继续作案的条件而未再实施。中止的成立还会直接影响处罚。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杨某某案中,被害人被诊断为急性应激反应,法院认定造成了精神心理伤害,因而只能减轻、不能免除。
轮奸是十年以上量刑的最常见加重情节,也是辩护中值得重点争取的环节。成立轮奸,要求两名以上行为人基于共同强奸故意,在同一犯罪活动中均违背被害人意志,强行与同一妇女发生性关系。核心是共同故意与犯意联络。
保某宁、樊某轩强奸案(入库编号:2024-02-1-182-015)认定轮奸成立。关键证据是微信记录。保某宁先强奸了醉酒的被害人,随后微信约樊某轩前来,樊某轩问能一起吗,保某宁回复能,并说那你来;樊某轩到场后,保某宁离开,还发微信询问情况,并在樊某轩意欲中止时怂恿其继续。法院认为,二人互相明知对方有强奸故意,通过微信形成共谋,保某宁还提供房间、钥匙等便利,构成轮奸。这份判决说明,事中共谋也可以成立轮奸,不要求事前预谋。
邓某甲强奸案(入库编号:2024-02-1-182-009)提供了切割思路。邓某甲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法院认定未违背其意志;邓某乙冒充邓某甲发生性关系,违背其意志,构成强奸;邓某甲提议轮流、制造条件,是邓某乙强奸的共犯,但不构成轮奸。裁判要旨明确,其中一人未违背意志的,不构成轮奸,但为他人提供配合、帮助的,构成强奸共犯。
辩护时可以从三个方向切割。第一,本人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是否违背意志。如果本人这一环不成立强奸,轮奸就缺少二人均强奸的前提。第二,有无共同强奸的故意与犯意联络。仅有先后发生性关系、场所相同,不等于轮奸;如果各人独立起意、彼此没有沟通协作,可能只是同时犯。第三,本人是否只起帮助作用。若只是提供房间、钥匙、望风,未实施奸淫,可以争取认定为从犯,并否定轮奸的适用。
张某甲等强奸案(入库编号:2023-02-1-182-015)则提示了不利的一面。轮奸中部分行为人得逞、部分未得逞的,因各人基于共同故意实施共同行为,只要一人既遂,其余共犯均按强奸既遂论处;但量刑时应根据地位、作用区分主从犯,不能仅以是否得逞区分。这意味着,以我没有得逞为由否认既遂,在共同犯罪中通常不会成功;有效的路径是争取从犯认定。
刘某波、刘某平强奸案(入库编号:2023-04-1-182-002)明确,共同犯罪必须具备共同的犯罪故意和共同的犯罪行为;共同的犯罪故意,核心是犯意联络;欠缺意思沟通的,只是同时犯,各人只对自己实施的行为负责。该案中,二人虽有分别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的意图,但犯意不明确,系各自伙同他人、在不同时间空间针对不同对象实施,电话联络只是互相询问进展,不构成意思沟通,故不成立共同犯罪。
这类辩护的要点,是把共同拆成主观与客观两层。主观上有无明确的合意,是事前商定、事中邀约,还是各自心照不宣;客观上有无分工、配合、互相利用。如果只是同案、同场、先后实施,不能当然认定为共犯。共同犯罪一旦被切断,本人就只需对自身行为及结果负责,他人的轮奸、致伤、致死后果不能归责于己。
马某、李某强奸案(入库编号:2024-02-1-182-019)从反面提示了风险。共同犯罪中,行为人要成立犯罪中止,不仅应主动放弃犯罪,还应当有效阻止其他共犯继续实施;未能阻止的,应根据其他共犯的犯罪形态认定处罚。因此,在共同强奸案件中,单纯我先走了、我没有参与不构成中止,辩护人不宜在此处作无罪或者中止的主张。
古某峰、詹某霞、甘某珍强奸案(入库编号:2024-02-1-182-013)还确认,女性不能单独构成强奸罪,但在强奸罪中起教唆、帮助作用的,可以作为共犯。这提醒辩护人,为他人介绍、撮合、提供场所、收取费用的行为,同样可能被评价为强奸共犯,不能以我没有发生性关系作为抗辩。
强奸案件常与故意杀人、故意伤害、强制猥亵、抢劫、非法拘禁等罪名交织。罪数认定直接影响量刑,也是辩护中容易被忽略的部分。
蒋某亮强奸、盗窃案(入库编号:2025-06-1-182-001)与李某国强奸案(入库编号:2023-06-1-182-003)确立了同一规则。基于强奸目的实施暴力,致人重伤、死亡的,暴力行为是强奸的手段行为,以强奸罪一罪论处;在强奸之后,出于报复、灭口等动机杀害、伤害被害人的,分别认定强奸罪与故意杀人罪或者故意伤害罪,数罪并罚。辩护时要审查行为人的暴力发生在什么阶段、出于什么目的,有无事前或者事后的独立犯意。
袁某生强奸、猥亵儿童案(入库编号:2024-02-1-182-002)与周某强奸、强制猥亵、抢劫案(入库编号:2024-18-1-182-001)则处理了强奸与猥亵的关系。前者指出,针对同一幼女多次性侵,在强奸行为之外的时间、空间又实施猥亵的,不属于强奸的一部分,应以强奸罪与猥亵儿童罪并罚;后者指出,强奸后经过较长时间、空间发生变化再实施强制猥亵的,不宜认定为强奸的延续,不成立吸收犯,应当并罚。辩护时可以主张,如果猥亵与强奸在同一时空、紧密连续,属于同一犯罪过程的附随行为,不应重复评价;但若时间、空间明显分离,并罚的可能性较大。
涉及拐卖、收买被拐卖妇女的案件,罪数规则又有所不同。李某莲、戴某树拐卖妇女,唐某义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强奸案(入库编号:2023-02-1-188-001)明确,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并强行发生性关系的,以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与强奸罪数罪并罚;而在拐卖过程中奸淫被拐卖妇女的,属于拐卖妇女罪的加重情节,不另定强奸罪。王某某收买被拐卖的妇女、非法拘禁、强奸案(入库编号:2023-02-1-189-002)同样确认,收买后实施非法拘禁、强奸、伤害、侮辱等行为的,应当数罪并罚。这类案件的辩护,要严格区分行为发生在拐卖环节还是收买之后,不能把加重情节与独立犯罪混为一谈。
强奸案件的无罪辩护,很多时候不是否认事实,而是否认罪名。行为确实发生了,但应当认定为较轻的罪名,或者根本不构成犯罪。这种辩护在实务中往往比完全无罪更有说服力,也更符合证据状况。
强奸与强制猥亵的区别,在于行为方式与主观目的。强奸以发生性关系为目的,强制猥亵以满足性刺激为目的,不以发生性关系为必要。实践中,被告人承认有抚摸、亲吻、搂抱,但否认发生性关系,控方又缺乏插入的证据,就可能落在强制猥亵的范围内。
周某强奸、强制猥亵、抢劫案(入库编号:2024-18-1-182-001)与袁某生案(入库编号:2024-02-1-182-002)从罪数角度处理了两者的关系。强行发生性关系之后的猥亵,时间、空间分离的另行定罪;没有发生性关系、只有猥亵行为的,只能认定强制猥亵。辩护人应仔细审查被害人对行为过程的描述,区分意图发生性关系但未得逞与根本没有发生性关系的意思。前者可能构成强奸未遂,后者可能构成强制猥亵,法定刑差距很大。
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之一规定了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对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女性负有监护、收养、看护、教育、医疗等特殊职责的人员,与该未成年女性发生性关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恶劣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该罪不要求违背意志,只要发生性关系即可构成,法定刑明显轻于强奸。
杜某案(入库编号:2025-14-1-182-002)明确了区分的關鍵。两罪的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违背妇女意志。被害人因精神疾病、智力发育迟滞等经鉴定无性防卫能力,行为人明知其精神状况仍与其发生性关系的,应当认定为违背意志,以强奸罪论处;反之,如果被害人具有正常的性同意能力,行为人没有实施暴力、胁迫,双方形式上自愿,则可能只构成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
这一区分对辩护极为重要。在师生、医患、监护关系中,控方往往直接指控强奸,辩护人应当审查被害人的年龄、精神状态、是否具有性同意能力、行为人有无实施暴力胁迫。如果被害人已满十四周岁、精神正常、明确表示同意,行为人也没有利用职权压迫,那么案件更符合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的构成。把强奸改为该罪,刑期可能从十年以上降到三年以下,辩护效果十分明显。
但要注意,该罪的适用有严格的身份与年龄限制。被害人必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行为人必须负有监护、收养、看护、教育、医疗等特殊职责。如果被害人不满十四周岁,直接适用奸淫幼女的规定;如果被害人已满十六周岁,该罪不适用,只能回到强奸或者不构成犯罪。辩护人不能为了追求轻判而错误适用条文。
性交易与强奸的界限,是实务中争议较大的问题。卖淫嫖娼属于治安违法,不构成犯罪;强奸则是刑事犯罪。两者的区别,在于性行为是否基于自愿,以及行为人是否使用了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
如果双方明确约定以金钱为对价,女方自主决定时间、地点、方式,事后按约收取,行为人没有实施暴力、胁迫,也没有利用女方醉酒、患病等不能反抗的状态,一般应认定为性交易,不能以强奸论处。即使事后女方因价格、态度等问题反悔报警,也不能改变当时的自愿性质。
但如果存在以下情形,仍可能构成强奸。女方在过程中明确拒绝,行为人继续实施;行为人以揭发隐私、伤害亲属、扣留财物相威胁;女方因醉酒、吸毒、患病而失去反抗能力,行为人利用该状态;女方系被拐卖、被强迫卖淫的被害人,其所谓同意不具有真实性。辩护人应当把约定内容、支付凭证、双方交往史、现场情况逐一查清,不能只凭被告人的供述。
强奸案件的报案,绝大多数是真实的。但辩护实务中确实存在诬告或者错告的可能,辩护人不能因为忌讳而完全放弃审查,也不能以此作为主要辩护方向而伤害真实的被害人。正确的态度是,把报案动机作为证据审查的一个方面,用客观事实说话,而不是对被害人进行道德评判。
陈某某案(入库编号:2023-16-1-182-001)的经历说明,报案人可能伪造证据,也可能在多年后补充新的证据。赵某甲案(入库编号:2023-06-1-182-001)则提示,性侵未成年家庭成员的案件,报案可能由其他家庭成员提出,报案时间、报案动机、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都值得审查。
识别诬告或者错告,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报案人与被告人是否存在财产、感情、抚养、债务纠纷;报案前是否有索赔、威胁、谈判的行为;首次陈述与后续陈述之间有无实质性变化;陈述中的细节是否与客观证据矛盾;是否存在他人教唆、代写报案材料的情形;被害人是否有多次类似指控的记录。这些事实必须有证据支撑,不能仅凭推测。
即便发现上述疑点,辩护人也应当保持克制。以被害人品格、性经历、穿着打扮作为攻击点,不仅违背执业伦理,也容易被法庭认定为恶意辩护。真正有效的做法,是指出控方证据之间的矛盾,让证明标准本身发挥作用,而不是把庭审变成对被害人的审判。
强奸案件的辩护,胜负往往在庭审之前就已经决定。阅卷是否细致、会见是否充分、证据是否及时调取,直接影响庭审的质量。以下从操作层面作一些归纳。
接手案件后,第一件事是建立时间轴。从双方相识、交往、案发、报案、抓获、讯问、鉴定,按时间顺序排列,标出每个节点有哪些证据、哪些证据缺失。时间轴能够直观地显示陈述是否稳定、报案是否及时、侦查是否自然,也能暴露证据之间的矛盾。
第二件事是制作证据对照表。把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鉴定意见、电子数据中的关键内容,按要素分列,逐项对照。哪些要素有多份证据支持,哪些只有一份,哪些相互矛盾,一目了然。对照表不必追求形式,手写亦可,关键是让辩点从证据中自然浮现,而不是先有结论再找证据。
第三件事是核对程序性材料。立案决定书、拘留证、逮捕证、提讯登记、看守所收押记录、讯问录音录像、鉴定委托书、现场勘查笔录,这些材料往往不被重视,却可能隐藏排非线索。讯问时间与提讯登记不符、讯问地点不在看守所、录像中途中断、鉴定检材来源不清,都是值得深挖的点。
会见被告人,重点不是让他重复案情,而是核对他所知道的细节与卷宗是否一致。案发时的具体言行、双方的位置、光线、气味、衣物、事后如何离开、有无通讯联系,这些细节能够检验供述的真实性,也能为庭审发问提供素材。
辩护人应向被告人说明虚假供述的法律后果,但不得诱导其改变陈述。被告人有权保持沉默,也有权作出辩解,辩护人应尊重其选择,并把不同选择的利弊讲清楚。对于刑讯逼供、诱供、指供的线索,应详细记录,及时申请排非。
庭审发问的目的,不是让被告人重复辩解,而是把对辩方有利的事实固定在法庭上。发问应当简短、具体、开放式,避免诱导。例如,不问“你是不是没有强迫她”,而问“当时她说了什么”“你做了什么”“她有没有起身离开”“你为什么不继续”。具体的回答比抽象的否认更有说服力。
对被害人的发问,要格外谨慎。辩护人有权对被害人陈述中的矛盾提出质疑,但不得重复询问与案件无关的隐私,不得以羞辱性语言提问。发问应当围绕陈述的时间、地点、细节、前后变化,用事实揭示矛盾,而不是攻击人格。对于未成年被害人,还应当遵守特殊保护规定,避免二次伤害。
质证的重点,是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与关联性。对鉴定意见,审查检材来源、鉴定方法、结论范围;对证人证言,审查证人与案件的关系、感知条件、陈述时间;对电子数据,审查提取过程、完整性、账号归属;对被告人供述,审查讯问录音录像、讯问地点、有无诱供。质证意见应当具体到页码、行数、语句,避免空泛。
席某某强奸案(入库编号:2025-02-1-182-002)在裁判要旨中专门强调,泄露依法不公开审理案件中不应当公开的信息,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泄露的,法院可以训诫或者给予其他处罚。该案中,被告人的母亲作为辩护人之一,多次擅自发布被害人隐私信息,二审法院予以训诫。
这对辩护人是明确的执业提醒。无罪辩护不能以牺牲被害人隐私为代价。对外发声、接受采访、发布案情,都要严格过滤被害人身份信息。否则,不仅可能面临训诫、处罚,还会让法庭对辩护立场产生负面评价,反噬辩护效果。
强奸案件的量刑跨度大,是否认罪认罚,需要非常谨慎地权衡。一般规律是,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争议只在情节与形态的,认罪认罚可以换取明显从轻;事实存在重大争议,尤其是否认违背意志、否认发生性行为的,贸然认罪会彻底关闭无罪辩护的空间。
量刑辩护的重点,是逐项核对法定与酌定情节。自首、坦白、立功、未成年、从犯、未遂、中止、赔偿、谅解、初犯、认罪认罚,每一项都需要证据支持。强奸案件从严把握缓刑,这是量刑指导意见的明确态度,但并非绝对禁止。吴某某案(入库编号:2024-02-1-182-003)中,未成年被告人与幼女在恋爱中自愿发生性关系,未造成严重后果,积极赔偿并取得谅解,认罪认罚,法院宣告缓刑。该案的特殊性在于被告人系未成年人、被害人系幼女、行为发生在日常交往中,三个条件缺一不可。
把这四十八份案例放在一起看,可以发现一个清晰的趋势。裁判规则正在从形式反抗转向实质同意,从单一供述转向全案印证,从结果归责转向主客观相统一。这对辩护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提供了更多的空间。
有效的无罪辩护,通常具备三个特征。第一,争点单一而彻底。不是把所有问题都罗列一遍,而是找到一条一旦成立就足以动摇定罪的路径,把它做到极致。第二,事实先于观点。每一个法律主张背后,都有具体的时间、地点、人物、言行、记录支撑,而不是综上所述、证据不足。第三,尊重被害人。辩护的对象是指控证据,不是被害人的品格与生活。任何以羞辱、窥私、二次伤害为代价的辩护,即使短期有效,也违背执业伦理。
还必须承认无罪辩护的限度。在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中,法律政策是依法从严惩处,证据标准也有其特殊性;在零口供但间接证据闭合的案件中,单纯否认很难奏效;在共同犯罪中,切割范围比否认事实更现实。辩护人可以争取的,往往不是完全清白,而是罚当其罪。把这一点向当事人讲清楚,是律师的责任,也是辩护专业性的体现。
最后要强调的是证据意识的前置。强奸案件的辩护,最好的时机不是庭审,而是第一次讯问之后。尽早会见、尽早固定双方交往记录、尽早申请调取监控与鉴定材料、尽早提出排非线索,远比在法庭上临场发挥有效。案例库里的每一份无罪或者轻判,背后都是对时间线的反复核对、对证据链的逐环拆解。这才是无罪辩护真正的工夫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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