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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律师张万军教授讲解诈骗案件无罪辩护策略——以人民法院案例库收录案例为分析样本

2026-11-18 12:15 次阅读

张万军教授(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教授   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

诈骗罪是刑法分则中发案数量最多、形态变化最快的财产犯罪。从电话购物到虚假平台、网络交友、直播打赏,再到“套路贷”“套路运”、吸粉引流、境外“水房”,骗术在变,构成要件未变。辩护人面对的真正困难,往往不是法律不明,而是事实被概括、数额被汇总、目的被推定。一份起诉书写清几十名被害人的损失,却很少有哪一笔交付能够被单独证明。

在这样的证明结构下,无罪辩护很容易走向两个极端。一种是态度型辩护,把民事纠纷、商业冒险、履约不能一概说成“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声音很大,落点很虚;另一种是技术型辩护,只在程序细节上打转,回避要件本身,最后连法官都听不出案件究竟缺了哪一环。两种做法都不能真正帮助被告人。

张万军教授,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系教授,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包头市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张万军教授指出,以人民法院案例库收录的这一批诈骗类案例,提供了一条更可靠的路。本文所引案例均出自该库,首次引用时标注入库编号。库中既有再审改判无罪的肖某案、叶某伟案、伍某案、张某甲案,也有大量维持有罪判决的裁判。两类案例放在一起看,可以发现无罪判决并非来自辩方的雄辩,而是来自控方证明链条上的具体断点:有的断在欺骗行为,有的断在错误认识,有的断在财产损失,有的断在非法占有目的。辩护的任务,就是把这些断点找出来,并且用证据把它们固定下来。

本文即以这批案例为样本,讨论诈骗案件无罪辩护的策略构造。文章主张两个方法。一是“四问”,依次追问陈述与交易基础是否背离、交付是否因错误认识而发生、有无对待给付与实际损失、非法占有目的能否被客观事实反证。二是“分层”,在要件、罪名、数额、共犯地位、程序五个层面依次设防,能推翻构成的争无罪,不能推翻的争轻罪,不能争轻罪的争数额与情节。

一、无罪辩护的规范起点与现实约束

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只有五十七个字,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规范越简洁,适用越依赖解释。诈骗罪的解释体系由三部分构成:构成要件的学理构造、司法解释的数额与情节标准、以及案例库所确认的类型化裁判规则。

第一层约束来自犯罪属性。诈骗罪是目的犯,要求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结果犯,要求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还是数额犯,要求达到司法解释规定的起点。三个属性对应三个基本辩点:有无非法占有目的、有无实际财产损失、数额是否达到追诉标准。任何一个属性不具备,诈骗罪即不成立。很多辩护之所以无效,是因为把三个属性混在一起谈,用“没有骗”去回应“有损失”,或者用“会还钱”去回应“虚构了身份”,答非所问。

第二层约束来自证据结构。诈骗案件通常呈现为“多被害人、多笔资金、少量直接证据”的形态。被害人陈述往往详细而情绪化,银行流水清楚而缺乏原因说明,被告人供述又常常是否认与辩解并存。控方为求效率,倾向于用“手法相同”“话术一致”“资金汇总”来打通全案。这种证明方式在事实清楚的案件中并无不当,但在边缘案件中极易掩盖单笔交付的证明缺口。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案例库的价值不只是“类案同判”。它公开了裁判者的说理过程,使辩护人可以照着说理的关节去找案件的断点。肖某案说理中“侦查机关未对资产进行审计”一句,叶某伟案说理中“租户实际占有使用商场商铺”一句,都是可以被复制到其他案件中的辩点。辩护不是背法条,而是学会在别人的说理里认出自己案件的缺口。

二、诈骗罪的证明构造与辩护的四道关口

诈骗罪的构造可以概括为一条因果链。行为人实施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行为,被害人因此陷入错误认识,基于该错误认识处分财产,行为人或者第三人取得财产,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这条链上的每一环都必须由控方证明,且环与环之间必须存在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则贯穿于行为之时,需要以行为前后的客观事实证明。

这条因果链并非学理上的想象。指导案例27号臧进泉等盗窃、诈骗案(入库编号2014-18-1-221-001)把它讲得很清楚。被告人向被害人发送标注为1元、实际植入支付305000元程序的虚假链接,谎称点击即可查看付款记录,被害人点击后款项被划走,法院认定构成盗窃;另一部分,被告人开设无货可供的店铺,将预置充值程序的虚假链接发给买家,买家误认为在向担保账户付款而点击,法院认定构成诈骗。裁判要点因此确立,诱骗他人点击虚假链接而通过预置程序窃取财物的,以盗窃论;虚构可供交易的商品或者服务,欺骗他人点击付款链接而骗取财物的,以诈骗论。

这一区分的方法论意义在于,它把“骗”从日常语言中的“说谎”剥离出来,落到两个可证明的要素上,一是取得财物时起决定性作用的手段是秘密窃取还是欺骗,二是被害人有无处分财物的意识。被害人点开链接时并不知道自己正在处分30.5万元,点击只是被程序利用的操作,因此没有处分;买家点击付款链接时,知道自己是在支付货款,只是对收款去向发生错误认识,因此有处分。

由此可以提炼出无罪辩护的四道关口。

第一问,陈述与交易基础是否背离。并非所有不实陈述都是刑法上的欺骗,只有当虚构触及交易的基础事实,使被害人关于“自己在为什么付款、能获得什么”的判断发生根本偏差时,才进入构成要件。

第二问,交付是否因错误认识而发生。被害人必须是因为相信了假象才交付。如果他明知真相仍然交付,或者因为怜悯、恐惧、情感、履约压力等与错误认识无关的原因交付,因果链即断。

第三问,有无对待给付与实际损失。诈骗罪要求整体财产的减少。被害人取得了真实、相当的对价,就难言损失;损失尚未发生,就只能是未遂;损失已经回复,就不应计入数额。

第四问,非法占有目的能否被反证。目的藏在心里,只能靠事前的履约能力、事中的资金用途、事后的态度与行为来推定。推定的每一项事实,都可以用相反的证据去推翻;推翻到使待证事实真伪不明,就应当按有利于被告人的方向认定。

四问的顺序不能颠倒。先问欺骗,是因为没有欺骗就没有后续;再问因果,是因为有欺骗而未被相信,仍不成立;再问损失,是因为有错误认识而没有损失,同样不成立;最后问目的,是因为前三问都成立时,目的往往成为唯一的战场。

三、欺骗行为的实质判断

(一)生活领域的不实陈述与刑法上的欺骗

商业活动中的夸大宣传、对履约能力的适度包装、对交易前景的乐观描述,只要没有触及交易的基础事实,就不属于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意义上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这个界限看似抽象,其实可以用一个检验来落实:如果被害人知道真相,是否仍会作出同样的决定。若答案是完全可能,那么被隐瞒的事实就不是交易的基礎,欺骗与交付之间也就没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叶某伟合同诈骗再审改判无罪案(入库编号2025-16-1-167-001)是理解这一界限的样本。叶某伟以460万元中标某商场资产转让,支付120.01万元后余款未付。其间他由协调小组带至商场与租户见面,公开告知商场已由其购买、以后租金由其收取,并取得协调小组关于收取租金的委托书,只是西区某局未同意加盖商场印章。后与租户签订租赁协议,租金30万元,租户先付6万元,约定余款待其取得正式授权或者产权后支付。为促使租户支付余款,叶某伟伪造了一张“已收到余款340万元”的收条,租户遂支付24万元,检察机关指控其骗取该24万元。

法院再审认为,从资产转让协议看,叶某伟已实际支付部分转让款,具有履约意愿和履约行为;伪造收条是为促使租户履行租赁协议、支付租金,从而增强其履行转让协议的能力,通过收取租金支付转让款符合商业惯例;其与西区某局关于谁有权收取租金的分歧,本质上是履约纠纷,可以通过协商或者民事诉讼解决。从租赁协议看,其收取租金并非没有事实基础,协议未解除,租户实际占有使用商铺,未受损失。故其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这个判决的处理方式值得注意。法院没有停留在“伪造收条是不是骗”这一层,而是追问伪造收条在整个交易关系中起了什么作用、造成了什么后果。伪造是手段上的不实,租赁关系是真实的,对待给付是真实的,损失是不存在的。手段不实而交易真实,正是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的常见分界。

(二)关键事实与非关键事实的分野

在政策性资金申报案件中,这一分野最为清楚。刘某甲、刘某乙等诈骗案(入库编号2024-02-1-222-001)的要旨指出,伪造材料申报国家专项补贴是否构成诈骗罪,要审慎判断被告人是否具备申报的关键资质、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避免只要材料造假即一律入罪。不具备关键资质、不符合项目基本条件和必备条件,通过虚构事实骗取补贴,致使有关部门基于错误认识批准、下拨款项的,可以追究刑事责任;项目符合政策基本条件,只是个别夸大,伪造或者提供非关键性材料的,一般不宜定罪。

该案三起事实构成一张尺度表。第一起,公司为通过审批伪造了环评、资金筹措、个别林权证等材料,但项目真实,备案、土地、规划等关键条件具备,已实际开工,资金下拨后购买了设备,无证据证明伪造的是关键材料,也无证据证明资金被用于个人消费或者挥霍,故认定诈骗798万元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第二起,公司为获取贷款伪造了申请资料,但无证据证明其有骗取贴息的故意,且提供了经过公证的财产担保,故认定诈骗124366.65元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第三起,公司系空壳,项目并非其真实项目,明知不具备条件仍伪造全套材料申报,故认定构成诈骗罪。

三起事实的差别不在于“有没有造假”,而在于造的是什么假、假到什么程度、假的东西是不是决定拨款的关键。第一起造的是形式性材料,项目本身真实;第三起造的是整个项目,公司本身是空的。辩护操作上,应当把申报条件逐项列出,区分资格性条件与形式性材料,再逐项比对在案证据。凡是控方无法证明“有关部门因该项伪造而批准拨款”的环节,因果链即断裂;断裂的部分,不能计入犯罪数额。

(三)被欺骗的被害人与虚假的欺骗者

诈骗案通常被想象为“行为人—被害人”两端,现实中却常常存在第三方。名义借款人、实际用款人、放贷人;名义申报人、实际控制人、审批机关;名义主播、运营公司、打赏用户。三方结构中,谁在骗、谁被骗、谁获利,必须一一对应,不能因为名义人签了字,就把诈骗责任加在他身上。

伍某合同诈骗案(入库编号2023-16-1-167-005)是这类辩护的典型。黄某等人以虚增借款金额、提起虚假诉讼等手段从事“套路贷”。伍某的朋友陈某因不符合借款人须为佛山或者广州户籍的条件,请求伍某以其名义借款,并提供了通过互联网购买的、产权人为伍某的虚假房地产权证。黄某等人明知资料系伪造,仍同意放款。合同约定借款37.5万元,实际本金仅7.8万元;黄某等人为制造全额交付的流水,将37.5万元转入伍某账户后,又在其监视下将高出实际借款的部分提现返还。后因未能还款,黄某指使员工报警,声称伍某以伪造房产证诈骗34万元。伍某因此被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黄某等人涉黑案发后,检察机关抗诉,法院再审改判无罪。

再审说理抓住了两点。主观上,伍某系帮助朋友借款,其并无非法占有贷款资金的故意;客观上,其未实施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虚假资料由陈某制作购买,黄某等人对此知情,并不存在错误认识,更非基于错误认识将款项转入伍某账户。没有欺骗行为,没有被骗的人,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整体欠缺。

这个案子提示辩护人,遇到三方结构的案件,第一件事是把“谁知道什么”画成一张表:虚假材料由谁制作、由谁提交、谁知道是假、谁因假而付款、钱最终到了谁手里。若行为人所处的只是“被利用的通道”位置,其不构成诈骗;若放贷人、平台方、审批方本身明知,则不存在刑法意义上的被害人,案件的定性应当整体重审。

(四)手段违法与目的诈骗的分离

手段违法与目的诈骗,是两个不同的评价对象。行为人可能违反行政法规、财务制度、申报纪律,甚至使用了伪造的证明文件,但只要其未以虚假的交易基础骗取财物,就不能用手段违法反推诈骗故意。张某甲诈骗、单位行贿、挪用资金再审改判无罪案(入库编号2023-16-1-222-001)把这一层讲得最透。

该案中,张某甲系某甲公司董事长。2002年获悉国债贴息政策后,公司决定申报,为方便快捷,以某乙公司下属企业名义申报,并征得某乙公司董事长同意。项目获批后取得3190万元贴息资金,因“非典”疫情及物流园区土地由租改卖等原因,项目未在原址实施,后异地实施。公司以签订虚假合同等手段申请信息化项目贷款,资金到账后用于偿还其他贷款,但账目一直列为“应付人民政府款项”,未隐瞒、侵吞,且公司具有随时归还的能力。

法院认为,国家政策并未禁止民营企业申报,申报时已明确对各种所有制企业实行同等待遇,所申报项目属于重点支持范围;以某乙公司下属企业名义申报,没有隐瞒某甲公司的民营企业性质,未使审批人员对企业性质产生错误认识;项目并非虚构,可行性研究报告虽有不实,但不足以否定项目的真实性;采用虚假合同申请贷款虽然违规,但并非为骗取贴息资金而实施,也不能据此得出项目虚构的结论。故其行为属于违规,但不构成诈骗罪。

这个判决确立了一个审查顺序:先看项目与资格是否真实,再看资金去向与账务处理,最后看有无归还能力与意愿。三者均指向“没有非法占有目的”时,手段上的违规不足以支撑诈骗罪的认定。叶某伟案用的是同一逻辑:伪造收条是为了促成租赁协议履行,进而增强履约能力,符合商业惯例,不能反推非法占有目的。反过来,若资金进入个人账户、账目隐匿、无归还能力,则违规就会转化为诈骗的证据。

四、错误认识与财产处分的因果检验

(一)处分意识是诈骗与盗窃的分界

指导案例27号已经说明,被害人有无处分财物的意识,是区分盗窃与诈骗的关键。这个标准在辩护中有两种用法。

一种是“出罪”的用法。若被害人对财产移转全无认识,财产由程序、系统、他人操作而移转,则行为不符合诈骗罪的构造。此时应进一步审查是否构成盗窃等其他犯罪;若连秘密窃取的要件也不具备,例如被害人自行交付且明知真相,则可能无罪。

另一种是“定性纠偏”的用法。实践中有不少案件,控方以诈骗罪起诉,证据却显示被害人对交付本身并无认识,财产是被后台程序划扣的。辩护人指出这一点,未必能让被告人获得无罪,因为盗窃罪的法定刑通常更重。但指出构造错误,可以迫使控方重新选择罪名,避免出现“以诈骗罪之名掩盖证据不足”的结果。这一点必须向当事人讲清楚,不能为了争“无罪”二字而把案件推向更重的罪名。

(二)三角诈骗中的处分权限

当受骗人与被害人不是同一主体时,成立诈骗需要受骗人具有处分被害人财产的权限或者处于可以处分该财产的地位。这一要件在案例库中反复出现。

周某林诈骗案(入库编号2026-03-1-222-002)中,被告人在电商平台购买一张特定版别的五十元面值人民币,收货后用另一张调包,向平台谎称收到物品不符并申请退货,平台基于交易规则将本应支付给卖家的货款1.2万元退还给被告人。法院认定符合三角诈骗特征:平台有权在认定满足退货条件时处分买家已支付的货款,处分数额即货款。

杨某诚等诈骗案(入库编号2025-03-1-222-001)中,被告人伪造材料骗取不动产登记中心信任,将他人房产登记在自己或者指定的人名下,法院认定构成诈骗,理由是登记中心具有处分登记事项的职权,被告人的行为实现了对房产的非法占有和控制。

朱某春、李某乐诈骗案(入库编号2023-05-1-222-008)则把这一结构讲得更直接。行为人捏造事实提起民事诉讼,被骗的是人民法院,法院在受蒙蔽的情况下处分的是民事被告的财产,遭受损失的是民事被告,受骗人与被害人分离,理论上称为三角诈骗,可以诈骗罪论处。

辩护上的用法是追问处分权限的来源。平台基于规则有权处分货款,登记中心基于职权有权处分登记,法院基于裁判权有权处分被执行人的财产,这些都是“权限”。若受骗人只是被利用的工具,对被害人的财产没有任何处分权,例如被冒充身份去传话的第三人、被欺骗而提供账号的亲友,则不符合三角诈骗,行为可能构成其他犯罪或者不构成犯罪。这个追问在“冒充熟人诈骗”“伪造材料骗取第三方配合”类案件中尤其有用。

(三)明知真相的交付与因果中断

被害人必须因为错误认识而交付。这个要件看似当然,实践中却常被忽略。

刘某燕等诈骗、非法经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入库编号2023-05-1-222-004)对“对赌”与诈骗的区分,正好说明这一环的重要性。该案被告人搭建虚假交易平台,平台内所谓外汇、黄金、原油、恒生指数等品种均为内部运作的虚拟交易,并未对接真实市场;客户入金后即被控制,平台通过讲师团队、代理商团队发布虚假盈利截图、冒充客户烘托气氛,诱导客户多次交易,以客户亏损的形式占有其财产。法院据此认定构成诈骗,理由是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使客户在并无盈利可能的情况下入金。

反过来看,若平台真实对接交易市场,客户盈亏由市场决定,客户知道交易规则与风险,则属于对赌或者投资,盈亏是商业风险,不能因为平台收费高、客户亏损多就认定诈骗。裁判要旨说得很清楚,区别对赌与诈骗,关键要看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是否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财物。辩护因此应集中在四个事实,平台是否对接真实市场、出入金是否受控、盈亏曲线是否人为生成、代理商是否按客户亏损分成。

另一种因果中断的情形,是被害人明知真相仍然交付。伍某案已经展示了这一点:放贷人明知房产资料虚假,仍同意放款,其放款不是基于错误认识,而是基于自身的“套路”安排。此时行为人没有引起错误认识,因果链自然断开。

(四)交易型交付中的对待给付

交易型诈骗中,被害人交付财物是为了取得对价。若对价真实存在且价值相当,被害人的认识错误就没有造成财产损失,诈骗罪的結果要件不具备。叶某伟案的租户实际占有、使用了商场商铺,是“无损失”的直接证据,法院也正是据此认定其行为未造成租户损失。

许某委诈骗案(入库编号2023-03-1-222-005)从数额角度印证了同一道理。该案被告人在手机购销中骗取12名被害人的手机和钱款,与被害人约定的提货价格低于鉴定价格,检察机关按鉴定价格指控500余万元,法院认为,涉案财物在市场上流通,实际交易价格受供需关系、批发零售等因素影响,最终由买卖双方基于意思自治确定;约定价格未违背被害人真实意思,也无明显不合理,属于有效价格证明,在低于鉴定价格时,应以交易价格认定犯罪数额,最终认定为484.8935万元。

五、财产损失的实质判断

诈骗罪的结果是被害人整体财产的减少。形式上的交付不等于实质损失,账面上的支出也不等于刑法上的损失。判断损失,要确定三件事:损失发生的时点、损失的计算口径、有无对待给付。

时点决定数额基准。杨某诚案中,被告人伪造材料骗取不动产登记,将10套安置房登记在自己或者指定的人名下,经鉴定市场价值1769万余元,后将房产抵押借款824万余元。法院认为,骗取产权登记后犯罪已经既遂,犯罪数额应按被诈骗房产的市场价值计算,之后实施的抵押贷款等处分赃物行为,不影响数额认定。这个结论对辩护的启示是双向的:若登记尚未完成,则行为只能评价为未遂;若登记已完成,则不能用被告人实际获得的抵押款来替代房产价值,也不能反过来用房产价值去叠加抵押款重复计算。

返还使损失回复。谢某桥诈骗案(入库编号2023-05-1-222-001)明确,行为人在被侦查机关立案前已返还被害人的钱款,不应计入诈骗总金额。这一规则的法理在于,诈骗罪以被害人损失为结果,立案前返还使损失在刑法评价的时点之前已经回复,不能把已经回复的部分再算作犯罪所得。辩护中应当逐笔核对返还的时间、对象、金额,把返还部分从总额中剔除;返还发生在立案后的,虽不影响数额,但应作为退赔情节争取从宽。

缺乏市场定价时,以真实交易价格为准。周某林案中,被调包的五十元面值人民币属于绝版藏品,缺乏统一市场定价,难以通过司法鉴定确定价值,法院认为交易价格系商家与行为人的真实意思,未明显违背同类藏品交易规律,能够客观反映商家实际损失,可以以该价格认定数额。这一处理避免了以鉴定价虚增损失,也提醒辩护人对“鉴定结论”保持审慎:鉴定价高于真实交易价时,应主张以交易价为准;鉴定方法不科学时,应申请重新鉴定。

六、非法占有目的的证明与反证

(一)目的认定依赖客观事实群

非法占有目的是主观要素,不能靠口供证明,只能靠客观事实群推定。肖某诈骗再审改判无罪案(入库编号2026-16-1-222-001)的裁判理由把这一方法讲得很完整:非法占有目的属于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司法实践中通常通过行为人的欺骗行为、钱款流向、事后态度等客观事实,结合被告人供述综合判断;具体到借款类诈骗,则需要综合虚构或者隐瞒事实的重要程度、借款的用途与去向、实际还款能力与还款行为、事后态度与逃避行为等情况作出判断。

必须强调,这是事实推定,不是法律推定。事实推定的特点是允许反证,反证不需要证明“绝无可能”,只需要使待证事实陷入真伪不明。这一点在辩护中极其重要。很多公诉人会说“如果没有非法占有目的,为什么虚构理由、为什么把钱用于还债”,这是把推定当成了结论。辩护人要做的,是把这个推定拆成若干具体事实,再逐项提出相反证据,使每一项都不足以支撑结论。

(二)借款型案件的三项反证

肖某案的案情值得复述。肖某系某餐饮公司董事长,2014年12月以公司上新项目需要资金为由,向被害人借款300万元,期限1个月,利息20%。收款后,其将265.5万元用于偿还其他债务,34.5万元自留。案发前,被害人已就同一笔款项提起民间借贷诉讼并获胜诉,法院执行了肖某及其妻名下财产33万余元。侦查中,侦查机关未对某餐饮公司市值进行审计,肖某辩称房产抵押后的残值、其他资产及对外债权足以还清借款,侦查机关亦未对资产总体情况进行审计。案发后,肖某转让其在一家公司的全部出资88.2万元用于还款。

法院的结论是三点:其一,借款时公司确有资金缺口并虚构了理由,但其以真实身份出具借条;其二,借款时的资产状况未经审计,其是否具有履约能力的事实不清;其三,借款后仍从事经营活动,未携款潜逃,且转让出资用于还款。据此不认定非法占有目的,改判无罪。

这三项反证可以标准化为借款型案件的辩护模板。第一项是身份与凭据的真实性,以真实身份借款、出具真实借条、有真实担保,说明没有隐匿身份、逃避追索的意图。第二项是履约能力的事实状态,不能以公司有资金缺口代替没有还款能力,也不能以部分款项用于还债代替全部挥霍,应申请调取借款时点的资产负债表、抵押物残值、对外债权、经营流水。第三项是事后行为,是否逃匿、变更联系方式、转移资产,有无实际还款或者以物抵债。

这里有一个容易混淆的地方,即虚构借款理由与虚构借款能力。前者属于动机层面的不实,借款人为了借到钱而把用途说得好听,这在民间借贷中极为常见;后者才直接指向骗取,即明知自己没有还款能力、没有还款来源,仍以借款为名占有他人财物。若借款人身份真实、借据真实、担保真实,仅用途表述不实,通常不足以认定诈骗。肖某案正是把两者分开处理的典范。

(三)经营型案件中的履约轨迹

经营型诈骗的辩护,应当把履约轨迹画成一条时间轴。签约、付款、进场、收款、争议、协商,每一个节点都对应履约意愿与能力的证据。控方往往只截取其中一个伪造环节,辩护人的任务是把时间轴完整呈现,让法官看到行为人在整个交易中的实际投入。

叶某伟案的时间轴是完整的,中标、支付120.01万元、带租户见面并公开告知、取得收取租金的委托书、与租户签约、租户进场使用、为促使余款支付而伪造收条。法院正是沿这条时间轴判断其具有履约意愿、履约能力和履约行为。反之,若签约后未付款、未进场、未取得授权,收款后失联,则履约轨迹不存在。

需要注意的是,履约行为不必是完整的、成功的。部分履行、分期支付、以物抵债、协商延期,都可以构成履约意愿的证据。叶某伟只支付了120.01万元,剩余款项长期未付,法院仍认定其具有履约意愿,原因就在于其支付行为、进场行为、收款行为的连贯性。辩护人要善于把“未完成”解释为“正在进行”,而不是“从未打算”。

(四)政策性资金案件中的违规与诈骗

政策性资金案件的辩护,核心是把“违规”与“诈骗”分开。张某甲案的三个审查层次已经说明这一点:项目与资格是否真实、资金去向与账务处理是否隐瞒、有无归还能力与意愿。刘某甲、刘某乙等案则补充了第四层:伪造的是关键材料还是非关键材料。

把两案合并,可以得出一个判断表。项目真实、资格具备、资金用于项目、账务未隐瞒、有归还能力,五项具备,不宜认定非法占有目的。项目虚构、资格不具备、资金转入个人账户或者用于挥霍、账务隐匿、无归还能力,五项具备,推定成立。介于两者之间的,要看伪造的材料是否属于决定拨款的关键条件,以及资金的实际用途。刘某甲案第一起事实是项目真实、资金用于项目、伪造非关键材料,故事实不清;第三起是公司空壳、项目虚构、不具备申报条件,故有罪。

(五)事实不清时的归责方向

肖某案中最有力的一句,是“侦查机关未对资产进行审计”。这句话之所以有力,不在于它指出了侦查机关的疏漏,而在于它确定了归责方向:非法占有目的由控方证明,控方证明不能,就应当认定事实不清,作有利于被告人的处理。辩护人不需要证明“被告人没有非法占有目的”,只需要指出控方的推定缺少哪一项关键事实。

但这一招不能被泛化。若控方已经证明被告人使用虚假身份、虚构项目、资金用于挥霍、收款后逃匿,那么“事实不清”的抗辩就难以成立,因为推定的事实基础已经具备。此时正确的策略不是继续争无罪,而是转向罪名降格与数额削减。这一点在后文“分层辩护”中还会展开。

七、类型化案件的辩护着力点

(一)合同诈骗与民事违约的界分

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列举了五种情形,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没有实际履行能力而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收受对方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以及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财物。五种情形都以非法占有目的为统领,也都要求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财物。

合同诈骗的辩护可以归纳为五问:主体是否真实、担保是否虚假、有无履约能力与履约行为、收款后是否逃匿、纠纷是否可以通过民事途径解决。叶某伟案与伍某案分别在这五问上给出了否定答案。叶某伟主体真实、担保不涉及、有履约行为、未逃匿、纠纷本可通过民事诉讼解决;伍某主体虽为名义借款人,但其未实施欺骗、放贷人明知真相、款项非因错误认识而交付。

需要强调的是,合同纠纷中违约与诈骗的分界,不在于谁先违约,也不在于违约造成了多大损失,而在于行为人自始有无履行意思与履行能力。先履行一部分、后因客观原因无法继续履行,是违约;自始没有履行打算,以部分履行诱使对方继续投入,才是诈骗。判断“自始”,要看签约时的资产状况、项目的真实性、资金的准备情况,而不是看违约后的态度。

(二)套路贷案件中被套路者与参与者的不同地位

“套路贷”是诈骗罪适用中最容易扩张的领域。周某飞等诈骗案(入库编号2024-05-1-222-001)归纳了行为方式,通过签订虚高借款协议、制造资金走账流水、肆意认定违约、转单平账等方式,采用欺骗、胁迫、滋扰、敲诈勒索、虚假诉讼等手段非法占有公私财物。定性上一般以侵财类犯罪认定,未采用明显暴力或者威胁手段的,一般认定为诈骗罪;采用了暴力、威胁、虚假诉讼等手段的,应当数罪并罚或者按照处罚较重的罪名定罪处罚;以犯罪集团形式实施的,首要分子对集团所犯全部罪行负责。

这段归纳对辩护的意义在于,它把“套路贷”从一个标签还原为若干具体行为。标签不能定罪,行为才能定罪。辩护人要做的,是逐项核对本案到底实施了哪些行为:有没有虚增债务、有没有制造流水、有没有肆意认定违约、有没有暴力或者威胁、有没有虚假诉讼。缺少的行为,不能用来加重责任;存在的行为,则要判断其属于诈骗、敲诈勒索还是虚假诉讼。

王某某、林某甲等人诈骗案(入库编号2024-04-1-222-009)进一步指出,实施套路贷过程中未采用明显暴力或者威胁手段,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财物的,一般以诈骗罪定罪;各被告人既没有明显的首要分子,也没有较为固定的组织架构和组织形式,不具备犯罪集团的基本特征,应当按照一般共同犯罪处理。这一认定为辩护提供了两个切入点:一是争集团性质,避免按集团总额归责;二是争行为手段,避免把滋扰、催收计入诈骗数额。

庞某某、徐某某诈骗案(入库编号2023-04-1-222-008)处理的是竞合。行为人通过伪造证据垒高债务,又借助虚假诉讼达到非法占有目的,同时构成诈骗罪、虚假诉讼罪、帮助伪造证据罪的,择一重以诈骗罪处罚。辩护人可以主张以轻罪评价,但必须正视“择一重”的规则,把力气放在数额与共犯地位上,而不是徒劳地否认诈骗。

伍某案则展示了“被套路者”的无罪路径。名义借款人是套路贷的被害人,不是共犯。区分二者,要看其是否参与虚构、是否知情、是否获利、是否处于被利用的位置。这一区分在“名义法定代表人”“名义股东”“名义借款人”“名义持卡人”类案件中具有普遍适用性。

廖某春等诈骗案(入库编号2026-05-1-222-001)处理的是“套路运”。行为人设立空壳物流公司,以招聘司机、帮助偿还购车贷款为诱饵,诱使被害人贷款购车入职,再以入职意向金、车辆差价、协助转让贷款等名目以及虚报车价骗取钱款,并通过故意派发长途单、超载单使被害人陷入“单方违约”,以此拒退钱款。法院认为,这类行为的典型特征是有一个完整的行骗计划,系列行为均在同一犯意支配下推进,环环相扣,构成不可分割的整体,故各环节骗取的钱款均应计入犯罪数额。

这个结论对辩方不利,但也指出了反驳的方向,整体评价的前提是同一犯意与预设计划。若能证明各环节系独立的商业决策、部分收费有真实服务对价、部分价格争议属于民事纠纷,则可以主张分环节评价,把商业夸大与诈骗剥离,把有对价的收费从数额中剔除。

(三)平台交易与直播打赏中的认识错误

平台类案件的辩护,要区分“交易规则的不透明”与“交易基础的虚构”。刘某燕案中,平台是虚拟交易,未对接真实市场,入金被控制,客户无盈利可能,这是交易基础的虚构,故构成诈骗。若平台真实对接市场,只是手续费高、滑点大、宣传夸张,则属于交易规则问题,不能认定诈骗。

直播打赏类案件,案例库给出了两个有罪样本。郑某等诈骗案(入库编号2025-05-1-222-001)中,行为人组织女主播与前端业务员,虚构主播的身份、职业、情感经历,诱使以恋爱为目的的被害人对主播虚构的性别、已婚状况产生认识错误,进而打赏。袁某某等诈骗案(入库编号2024-05-1-222-002)中,公司为主播打造固定人设、提供话术,推广人员冒用主播身份与男性用户保持虚假暧昧关系,将用户引入直播间,再虚构人气PK赛、由内部人员假冒用户“哄托”气氛,使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而充值打赏。法院均认定构成诈骗。

两案的共同点,是虚构触及了“身份真实性”与“交往目的”这两个核心。辩护空间则在于,单纯的人设包装、美颜滤镜、情感陪伴,属于直播行业的商业形态;被害人打赏可能是为内容付费、为情绪价值付费,而非为恋爱关系付费。要把案件从诈骗中拉出来,必须证明被害人的交付目的与主播虚构的核心身份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或者证明打赏存在真实对价。

(四)赌博型诈骗与赌博罪的退守

倪某晶等人诈骗案(入库编号2024-03-1-222-008)与史某其诈骗案(入库编号2023-05-1-222-003)确立了同一规则: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设置虚假赌局、使用特定赌具控制输赢结果,使被害人误认为自己参与真实赌博、存在赢钱可能而不断交付财物的,不属于赌博的射幸行为,符合诈骗罪构成要件。倪某晶案中,被害人一个多小时“输掉”约200万元,实际转账188.7万元;史某其案中,被告人使用透视扑克牌与隐形眼镜,赢得4.8万元。

辩护的退守路径是赌博罪。若欺诈只是作弊,输赢仍具偶然性;或者参赌者知道赌具异常、仍愿意参与;或者行为人未控制输赢,只是提供了作弊工具,则案件可能构成赌博罪而非诈骗罪。两罪法定刑差异明显,这一退守在量刑上有实际意义。当然,退守的前提是承认基本事实,不能一边主张“没有作弊”,一边主张“只是赌博”,两个论点互相矛盾,会削弱可信度。

(五)请托型诈骗中的不法原因给付

请托型诈骗的特殊性,在于被害人自身往往存在违法意图。张某巍诈骗案(入库编号2026-05-1-222-002)中,被告人谎称能够为被害人减免因酒后驾驶将受到的行政处罚,通过虚假承诺、伪造国家机关公文骗取信任,以定金、业务费、加急费等名义骗取6万余元。案发后被告人退缴违法所得,被害人到庭请求发还。法院认为,请托人为避免受到行政处罚,向受托人给付财物用于行贿的,该非法利益不受法律保护,对退缴的财物应当依照刑法第六十四条予以没收。

谢某桥案同样涉及不法原因给付。被害人为了给涉嫌犯罪的亲友办理取保候审,筹钱交给被告人“疏通关关系”,法院明确,被害人基于严重不法意图被骗,所处分的财物不予返还,依法应予没收;同时,立案前已返还的部分不计入诈骗总金额。

这两个案子对辩护的启示是:请托事项的违法性不影响诈骗罪的成立,但影响财物的处理与量刑。辩护人不应把“被害人自己也不干净”当作无罪理由,那既不符合法理,也容易引起反感;正确的做法是把违法性用于两个具体问题,一是主张部分款项属于真实办事支出、具有对价,应从数额中剔除,二是主张退缴财物的处理应依法没收而非发还,避免当事人重复损失。

王某诈骗案(入库编号2023-03-1-222-001)处理的是罪名选择。被告人系交警支队民警,得知他人为亲属刑事案件寻求从轻处罚后,表示可以帮忙但需要6万元打点关系,后骗取该款。法院认为,受贿罪需要以利用职务之便为前提,利用职务之便与利用工作之便是两个范畴,公职人员利用工作之便索取财物不属于受贿,应以诈骗罪论处;被告人被抓获时身处公安机关,主观上没有自动投案的意愿,不成立自首。这提示辩护人,公职身份只影响罪名选择,不影响是否构罪,争受贿未必有利,应根据数额与情节选择最有利的方向。

(六)帮助行为与共犯责任的层级压缩

电信网络诈骗的辩护,最重要的技术是“层级压缩”,即把被告人从诈骗共犯的位置,降到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非法经营罪,或者降至无罪。案例库提供了三个层次的样本。

庞某彪、关某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入库编号2024-04-1-257-004)确立了下限,行为人不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具体犯罪性质,无事先通谋、事中勾连,亦未形成长期稳定配合关系,为他人提供技术支持或者其他帮助,情节严重的,不宜认定为诈骗罪共犯,应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论处。该案中,二被告人明知上线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租用房屋、安装设备、办理多个固定电话提供给上线,诈骗人员使用这些号码拨打诈骗电话,涉及七起案件,法院仍以帮信罪定罪,原因在于明知是概括的、配合是短期的。

王某等诈骗案(入库编号2024-05-1-222-010)确立上限:吸粉引流团伙与上游诈骗分子联系密切,引流名单和话术均由上家提供,事先通谋或者形成长期稳定配合关系的,应以诈骗罪共犯论处。

朱某仲诈骗案(入库编号2026-04-1-222-002)确立中间形态的边界:行为人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通过设立“水房”窝点帮助接收、转移赃款,与诈骗团伙形成较为稳定配合关系的,应以诈骗罪共犯论处。

三个案件划出了三个变量,明知的具体程度、联系的紧密度与稳定度、获利是否与诈骗结果挂钩。明知是概括的还是具体的,要看被告人是否知道上游是诈骗,还是只知道违法犯罪,是否知道话术、对象、金额;联系的紧密度,要看合作时间、是否有固定分工、是否听从上游指挥、是否使用上游提供的名单;获利方式,要看是按固定报酬收费,还是按诈骗金额分成。固定报酬、短期合作、概括明知,指向帮信;按比例分成、长期合作、具体明知,指向诈骗共犯。

刘某燕案还提供了另一种压缩路径,未直接参与诈骗,但为涉案资金提供流转渠道和协助转移的人员,以非法经营罪论处;提供银行账户并实施窝藏、转移行为的人员,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论处。这两个罪名通常轻于诈骗共犯。

(七)共同犯罪中的地位认定与数额切割

共同犯罪的辩护,应当按四步走:先争集团性质,再争层级作用,再争数额归属,最后争从犯、胁从犯、自首、退赔。

于某某等人诈骗案(入库编号2023-04-1-222-009)给出了两个标准。其一,犯罪集团是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认定时应着重审查公司发展情况与成员聚合方式。公司成立目的不是犯罪,只是在正常经营中为追求利润实施电话诈骗的,应与专门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集团相区分;成员经公开招聘、介绍入职并签订劳动合同的,纠集方式与犯罪集团有显著区别。其二,主从犯不能简单以是否系实行犯划分,要考察是否系犯意发起者、是否主要获利者、是否参与关键环节。起意者、指挥者、实际控制人、按较高比例分利的出资人、上传下达的业务负责人,一般为主犯;底层话务员、业务员一般为从犯;中层小组长、门店负责人对小组金额负责,但作用次要,一般也认定为从犯。

何某候等诈骗案(入库编号2025-03-1-222-004)解决了数额归属:对电信网络诈骗集团中的犯罪分子,应当按照其在犯罪集团中的地位认定犯罪数额;首要分子以外的主犯,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认定。这一规则意味着,从犯只对自己参与的数额负责,不承担集团总额。辩护中应当逐人核对参与时间、所在窝点、经手被害人、分成记录,把“集团总额”还原为“个人参与额”。

张某闵等诈骗案(入库编号2024-18-1-222-005)处理了三个争点。其一,核心成员稳定、分工固定、组织性明显的,即便一线话务员有一定流动性,也不影响集团认定。其二,一线话务员明知二线、三线话务员冒充公安、检察人员,仍诱骗、引导被害人与之联系,亦具有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从重情节。其三,受高薪诱惑到境外,明知是诈骗集团,在有退出自由的情况下仍参与的,不认定为胁从犯。这三点对辩方都不利,但也划出了边界。

徐某诈骗案(入库编号2023-05-1-222-007)处理的是间接正犯的过限。徐某向学生张某谎称认识学院财务处工作人员,可以代交并减免一半学费,每吸纳一名学生给提成500元。张某信以为真,组织同学收取38名学生学费313780元;其间张某等人为额外获利,对学生称六折收取、五折交给徐某,加收一折共89980元并私分。徐某收到223800元,支付提成17500元,出具伪造收据。法院认为,徐某构成间接正犯,但实行行为人超出授意范围的获利部分,不应计入其犯罪数额。

四步辩护的次序不能乱。集团性质决定归责基础,层级作用决定主从犯,数额归属决定量刑档位,最后才是从宽情节。实践中常见的问题是,一上来就争从犯,承认了集团和总额,结果从犯认定下来,数额仍然巨大,量刑并没有实质下降。

八、数额辩护

数额是诈骗罪的入罪门槛与量刑基准,也是辩护中最容易被忽视的战场。很多辩护人在要件上耗尽力气,却在数额上照单全收,最后即使争到从犯,仍然落在十年以上。数额辩护应当独立成一个环节,与要件辩护并行推进。

案例库提供了五条可直接援引的规则。

其一,立案前返还的部分不计入总额。谢某桥案(入库编号2023-05-1-222-001)。

其二,市场交易价格优先于鉴定价格。许某委案(入库编号2023-03-1-222-005)。

其三,缺乏市场定价时,以真实交易价格认定。周某林案(入库编号2026-03-1-222-002)。

其四,实行行为人超出授意范围的获利不计入间接正犯数额。徐某案(入库编号2023-05-1-222-007)。

其五,共同犯罪按地位认定数额,从犯只对参与部分负责。何某候案(入库编号2025-03-1-222-004)。

叶某权、叶某君等诈骗案(入库编号2023-04-1-222-004)从反面说明了数额规则的重要性。被告人以赠送产品、收取诚意金并立即返还的方式取得村民信任,最后以400元至500元不等的价格“赠送”所谓具有治疗功效的金龙枕,收款后携款逃离。法院认为,诈骗数额接近“数额巨大”标准并具有诈骗老年人情节的,应认定为“其他严重情节”;普通诈骗与电信网络诈骗的“接近”标准应一致,即达到相应标准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诈骗老年人的数额超过总金额百分之五十的,可整体评价为“以诈骗老年人为主”,升格法定刑。

这个案子提醒辩护人,加重情节也有比例要求。控方若主张升档,必须证明“接近”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且与加重情节对应的数额占比不能过低。辩护应逐项核对:总数额是否达到接近标准、老年人被害人的数额占比是否超过一半、是否属于“以诈骗老年人为主”。比例不够,升档就不能成立,量刑档次随之下降。

廖某春案的整体评价规则,则提醒我们数额汇总的前提是“同一犯意、连续行为”。若各环节独立、各有对价,就应分别评价,不能把民事收费、商业差价一概计入诈骗数额。这一主张在“套路运”“套路贷”“平台服务费”类案件中有现实意义:手续费、服务费、违约金中,有多少是真实服务或者真实违约的对价,有多少是虚构名目,必须逐笔审查。

数额辩护的方法可以概括为四句话。以一名被害人、一次交付、一份对价为最小单位重建数额表。对汇总性证据要求原始凭证,平台流水要能对应到具体订单,账本要能对应到具体被害人,审计报告要能说明计算方法。对鉴定结论申请重新鉴定,重点审查鉴定方法、价值基准日、是否考虑折旧与市场波动。既遂与未遂分别计算,不能把未遂部分按既遂计入总额。

九、证据辩护

(一)零口供案件的印证结构

诈骗案件中的零口供并不少见。被告人否认,被害人众多,资金流水庞杂,控方往往依靠“手法相同”来串联全案。田某生诈骗案(入库编号2023-03-1-222-008)确认了这一做法的边界:被告人采取相同手段先后或者同时对多名被害人实施诈骗,应坚持对每起事实单独审查和全案印证相结合的原则;在被告人拒不供认、单起事实证据链不完整的情况下,可以根据多起事实中被害人陈述、辨认笔录、转账记录和作案细节的相互印证情况,认定被告人实施了诈骗犯罪。

这条规则对辩方是双刃剑。控方可以“以多补少”,辩方则应逐起拆解。拆解的重点是:各起事实之间究竟印证了什么。如果只是“手法相同”“话术一致”,那只能证明行为人可能实施了同类行为,不能证明某一笔交付确实发生、确实由其取得。要真正形成印证,必须有具体的连接点:同一账号、同一联系方式、同一时间段的资金流、被害人能够辨认的细节、被告人无法解释的入账。缺少连接点,手法的相似就不能替代事实的同一。

刘某春诈骗案(入库编号2023-03-1-222-004)处理的是现金交付的证明。被告人冒充执法民警,以办理入学、户口、推销设备、办理取保候审或者减刑等名义骗取515.5万元,其中现金骗取陈某298万元。被告人否认现金部分,且无第三人在场。法院认为,可结合被害人提供的取现记录、陈述交付现金的时间地点,以及被告人控制账户的开户、存现情况和辩称资金来源的查证情况综合认定。这提示辩护人,现金交付并非不可质疑,应逐笔追问时间是否吻合、金额是否匹配、账户有无同期存现、有无第三人或者监控。

(二)电子数据的真实性与完整性

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证据核心是电子数据。朱某某等人诈骗案(入库编号2024-04-1-222-011)明确了审查规则:应当通过审查原始存储介质的扣押或者查封状态、数据的收集提取过程、比对电子数据的完整性校验值、冻结后的访问操作日志,确定电子数据的真实性及完整性。

这四项审查对辩护是可直接操作的工具。要求出示原始存储介质,不能只提供截图或者打印件;核对提取笔录与提取过程,看是否由两名以上侦查人员进行、是否有见证人、是否全程录像;比对完整性校验值,看哈希值是否一致、有无被修改的可能;审查冻结后的访问日志,看数据在冻结后有无被读取、导出、修改。对于远程取证、云取证,还要审查取证环境的同一性,即取证时登录的账号、IP、设备是否与被告人供述或者证人证言吻合。

电子数据一旦被排除,依赖其建立的被害人名单、诈骗金额、话术脚本、组织架构都可能随之崩塌。这是跨境案件中最有价值的辩点之一,也是最需要专业技术的辩点。

(三)庭前会议不能替代庭审质证

王某男诈骗案(入库编号2023-04-1-222-010)确认了一条程序规则:经庭前会议展示且双方没有异议的证据,仍需进行庭审举证、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人民法院在庭前会议中可以依法处理可能导致庭审中断的程序性事项、组织展示证据、归纳争议焦点,但不得以此替代正式的庭审;证据未经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这条规则在实务中被违反的情形并不罕见。有的法院在庭前会议中让双方确认证据,庭审时只宣读“庭前会议已出示、双方无异议”,不再逐份质证。辩护人遇到这种情况,应当当庭提出异议,要求逐份质证,并记录在案。程序违法可以作为上诉、申诉的理由,也可以成为发回重审的契机。程序辩点往往比实体辩点更容易被采纳,因为它不涉及对事实的重新判断,只涉及对程序的核对。

十、无罪辩护的程序出口

并非所有案件都能走到无罪。辩护的诚实,在于知道什么时候该退,退到哪里。

第一层出口是存疑不起诉。经过补充侦查仍然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检察机关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单笔交付无法证明、被害人陈述互相矛盾、电子数据被排除,都可能形成存疑不起诉的基础。辩护人应在审查起诉阶段就把证据缺口整理成书面意见。

第二层出口是撤回起诉与免予刑事处罚。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可以不起诉;诈骗财物虽已达数额较大标准,但具有法定从宽情节、一审宣判前全部退赃退赔、没有参与分赃或者获赃较少且不是主犯、被害人谅解等情形,且认罪悔罪的,可以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这一条出自诈骗司法解释第三条,是轻罪案件最实用的出口。

第三层出口是认罪认罚下的量刑协商。认罪认罚不等于放弃辩护。即便认罪,仍可就数额、地位、情节提出异议,把认罪限定在可证明的范围内。辩护人应避免两种错误,一是为争取从宽而替当事人承认无法证明的数额,二是为坚持无罪而放弃可以争取的从轻情节。正确的做法是把认罪认罚与数额辩护结合,在承认基本事实的同时,把总额压到可证明的范围。

第四层是退赔与追缴的处理。谢某桥案与张某巍案说明,不法原因给付的财物可能被没收而非发还,退赔并不必然带来从宽。设计退赔方案时,应先判断财物的性质,再判断退赔的对象与效果。

诈骗案件的无罪辩护,本质上不是口才的较量,而是把“故事”还原为“证明”的过程。控方的故事通常完整而顺畅:一个人虚构了身份,骗了很多人,钱被挥霍,人还跑了。辩护人要做的,是在这个故事里找出没有证据支撑的句子,然后一句一句地拆。

四问的顺序,就是拆解的次序。先问欺骗,看虚构是否触及交易基础;再问因果,看交付是否因错误认识;再问损失,看有无对价与返还;最后问目的,看推定能否被反证。

案例库中的四起无罪判决,没有一起是靠辩解赢得的。肖某赢在侦查机关未审计资产,叶某伟赢在租户实际使用商铺,伍某赢在放贷人明知材料虚假,张某甲赢在项目真实、资金列账、有偿付能力。无罪辩护的胜负手在证据,不在态度。

最后需要说一句可能不太受欢迎的话。辩护人不能替当事人虚构事实,也不能替控方承担证明责任。该争的争到底,该认的认得清楚,这既是职业伦理,也是对当事人真正的负责。诈骗案件的无罪辩护,做到这一步,才算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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