诈骗案件的辩护,最终大多汇于一个问题,即行为人取得财物时是否打算归还。这个问题无法直接观察,只能由外部事实推断。正因如此,它既是最容易被推定的要件,也是最难被推翻的要件。判决书常以“虚构身份、钱款用于还债、事后未退赔”数语推出目的,辩护人若只回应“我没有骗”,等于没有回应。
张万军教授,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系教授,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包头市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张万军教授指出,非法占有目的的判断应当经过三步。第一步界定,明确目的指向的是永久剥夺他人财物并按财物用途加以利用的意思;第二步定时点,把判断锁定在取得财物的那一刻;第三步排除,用可查的客观事实逐项反驳推定。三步之中,界定不清则争点发散,时点错置则事后情节被当作事前故意,排除不力则辩解被视为狡辩。
一、非法占有目的的界定
(一)目的的实质是排除他人支配并加以利用
刑法上的非法占有目的,包含两层意思。一层是排除意思,即行为人打算永久性地剥夺他人对财物的支配,而不是临时借用;另一层是利用意思,即行为人打算按照财物的用途加以使用、处分或者获利,而不是单纯毁损。两层意思具备,目的才完整。
这一界定在实践中常被简化成“想不想还”。想还而无能力还,与不想还而假装能还,外观相似,性质完全不同。前者属于民事上的履行不能,后者才可能进入刑法的评价。判断必须落到“是否打算归还”与“是否打算排除他人支配”这两个具体问题上,而不是笼统地问“有没有非法占有的心”。
(二)目的不以获利为必要,也不以获利数额为尺度
诈骗罪保护的是财产,不是获利秩序。行为人取得财物后未获分文利益,仍可能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反之,行为人获取了利益,但支付了相当对价,也可能不构成诈骗。目的的判断与获利无关,与对价的真实性有关。
这一点在交易型案件中尤为重要。许某委诈骗案(入库编号2023-03-1-222-005)中,涉案财物的鉴定价格为五百余万元,双方约定的交易价格为四百八十四万余元。法院认为,涉案财物在市场上流通,交易价格受供需关系影响,最终由双方基于意思自治确定,在交易价格未违背被害人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应将交易价格而非鉴定价格作为认定犯罪数额的依据。该案说明,价格高低本身不产生目的,虚构标的属性才可能产生目的。
(三)判断时点锁定在取得财物的那一刻
目的的有无,以行为人取得财物时的主观状态为准。取得时打算归还,事后因经营失败无法归还,不成立目的;取得时就不打算归还,事后因害怕追究而归还,不排除目的。这一时点规则,是排除推定最重要的一道闸门。
实践中最常见的错误,是用事后情节反推事前故意。行为人收款后将款项用于还债,被认定为“早有预谋”;行为人收款后失联,被认定为“自始无归还之意”。这些推论未必错误,但必须结合取得时的资力、凭据、约定与沟通状态,不能单凭事后一个动作完成。
(四)目的可以是概括的,不要求精确的计划
目的不要求行为人制定周密的方案。概括地打算不归还,即足以成立;至于何时归还、如何归还、归还多少,不影响目的的认定。反过来,行为人虽有还款计划,但计划明显不能履行且其本人明知,仍可认定目的。
这一层次的区别,决定了辩护不能停留在“他有还款计划”这一层面。还款计划是否可行、行为人对可行性是否知情、计划与实际资力是否匹配,才是需要证明的内容。
二、规范的推定结构与证明责任
(一)立法未给定义,实践依靠推定
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没有界定非法占有目的,司法解释也未给出统一的定义,而是针对具体领域列举了若干可以推定目的的情形。金融领域的会议纪要对金融诈骗列举了几类,包括明知没有归还能力而大量骗取资金、非法获取资金后逃跑、肆意挥霍骗取的资金、使用骗取的资金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抽逃转移资金或者隐匿财产以逃避返还、隐匿销毁账目或者搞假破产假倒闭以逃避返还等。
这些情形在普通诈骗案件中常被参照,但参照不等于直接适用。金融诈骗的推定建立在资金规模、金融监管与风险结构之上,普通诈骗的场域不同,推定的基础也不同。把金融领域的推定原样搬到民间借贷、请托办事、平台交易中,容易出现水土不服。
(二)推定是可反驳的推定,不是法律拟制
推定与拟制的区别,决定了辩护的空间。拟制不容反驳,推定允许反驳。控方依据上述情形推出目的,辩方可以用相反的事实推翻,包括资力证明、履约记录、还款凭证、沟通记录。
正因如此,辩护不应停留在“推定不能成立”的抽象主张,而应提出替代性解释。同一个客观事实,往往可以支持两种解释。款项用于还债,可以解释为挪东补西、逃避返还,也可以解释为维持信用、争取时间。能否站住,取决于周边的证据能否支撑其中一种。
(三)证明责任始终在控方
推定改变的是证明的方式,不是证明的责任。控方仍须就目的的存在举证,辩方提出合理怀疑即足以动摇。实践中出现的倒置,是要求辩方证明“确实打算归还”,辩方举不出还款凭证即认定目的成立。这种做法把举证责任转移给了辩方,与无罪推定不符。
存疑有利于被告在这一要件上体现得最直接。当同一组事实可以支撑两种解释,且已无进一步查证的余地时,应按有利于被告的方向处理。这不是对犯罪的宽容,而是证明标准的要求。目的属于内心事实,其证明本就依赖外部推断,推断存在两种可能时,不能择一而定。
肖某诈骗再审改判无罪案(入库编号2026-16-1-222-001)正是这一规则的体现。该案中,侦查机关未对某餐饮公司市值进行审计,肖某辩称房产抵押后的残值、其他资产及对外债权足以还清借款,侦查机关亦未对资产总体情况进行审计。法院再审认为,其借款时是否具有还款能力的事实不清,故不能认定非法占有目的。事实不清的后果由控方承担,而不是由辩方承担。
三、客观事实群的审查
(一)交付前的资力与经营状态
资力是判断还款可能性的基础。审查应当以交付时点为基准,调取资产负债表、银行流水、对外负债、抵押物残值、应收账款、涉诉情况。企业尚在正常经营、有稳定现金流、负债率可控,与已经资不抵债、被多名债权人追索、项目停工的,判断完全不同。
资力审查最容易流于形式。控方常以“公司有资金缺口”代替“没有还款能力”,以“已经欠债”代替“无力清偿”。这两组概念差别很大。有资金缺口的企业仍可能具备清偿能力,已经欠债的企业仍可能有序偿还。把二者混同,推定就失去了事实基础。
(二)交付时的身份与凭据真实性
行为人以真实身份借款、出具真实借条、提供真实担保,说明其没有隐匿身份、逃避追索的意图。反之,使用虚假姓名、伪造身份证件、提供虚假担保、约定无法查证的联系方式,则指向逃避返还。
这一项的证明力有限,但方向明确。真实身份与真实凭据不能直接证明有归还打算,却能削弱“自始打算逃避”的推定。在一起借贷案件中,若借条真实、担保真实、联系方式真实,仅凭虚构借款理由,通常不足以认定目的。
(三)交付后的资金流向
资金流向是目的认定中最有说服力的事实。用于约定用途、用于生产经营、用于购买设备材料,指向履约;用于个人挥霍、用于赌博、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用于偿还与经营无关的债务且导致履约能力丧失,指向排除他人支配。
审查资金流向,应做到逐笔对应。收款账户进账多少,七日内流出多少,流向何处,有无对应合同、发票、物流。笼统地说“资金被用于还债”,无法回应辩方关于“还债是为了维持经营信用”的说明。反过来,辩方主张资金用于经营,也应当提供采购合同、付款凭证、入库单据。
(四)履约行为与沟通状态
履约行为是最直观的反证。中标后支付部分款项、进场施工、与相对人签约、实际交付货物、按约提供服务,都说明行为人打算通过履行换取对价,而不是单纯占有他人财物。
叶某伟合同诈骗再审改判无罪案(入库编号2025-16-1-167-001)的时间轴具有示范意义。叶某伟以四百六十万元中标某商场资产转让,支付一百二十万零一百元后余款未付;其间由协调小组带至商场与租户见面,公开告知商场已由其购买、以后租金由其收取,并取得收取租金的委托书,只是西区某局未同意加盖商场印章;后与租户签订租赁协议,租金三十万元,租户先付六万元;为促使租户支付余款,他伪造了一张“已收到余款三百四十万元”的收条,租户遂支付二十四万元。
法院再审认为,其已实际支付部分转让款,具有履约意愿与履约行为;伪造收条是为促使租户履行租赁协议,从而增强其履行转让协议的能力,通过收取租金支付转让款符合商业惯例;其与西区某局关于谁有权收取租金的分歧,属履约纠纷,可以通过协商或者民事诉讼解决;协议未解除,租户实际占有使用商铺,未受损失。故其不构成合同诈骗罪。该案最值得记取的一点是,手段的违法性与目的的非占有性可以并存,伪造收条并不当然推出非法占有目的。
(五)事后态度与退赔处理
事后态度包括是否逃匿、是否变更联系方式、是否转移资产、是否拒接沟通、是否实际还款、是否与相对人达成和解。这些情节不能单独决定目的,但可以作为综合判断的材料。
需要注意的是,退赔与从宽不是同一件事。谢某桥诈骗案(入库编号2023-05-1-222-001)指出,行为人在被侦查机关立案前已返还被害人的钱款不应计入诈骗总金额;被害人基于严重不法意图被骗,所处分财物不予返还,依法应予没收。退赔能否换来从宽,取决于财物性质与退赔时点,而不取决于退赔数额的大小。
(六)六项事实的综合判断
资力、凭据、流向、履约、沟通、退赔,六项事实构成一个事实群。任何单项都不足以单独认定或者排除目的,须综合观察其方向是否一致。六项中有五项指向履约,仅一项指向逃避,目的难以成立;反之亦然。
综合判断的方法,可以概括为寻找“主导性解释”。行为人的一系列动作,究竟是围绕履行交易展开,还是围绕占有财物展开。前者会出现付款、进场、签约、催告、协商,后者会出现隐匿、转移、失联、虚构、拒退。两种轨迹并存时,应看哪一条更完整、更持续、更符合行为人的利益格局。
四、借款型案件的三项反证
(一)案件的基本结构
借款型诈骗的指控逻辑通常是,行为人虚构借款理由或者隐瞒真实用途,使出借人陷入错误认识而交付,收款后不还或者无力归还,因而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这一逻辑的薄弱处在于,它把“理由不实”与“不打算归还”直接连在一起,跳过了资力与还款意愿的证明。
肖某案提供了完整的反驳样本。肖某系某餐饮公司董事长,以公司上新项目需要资金为由借款三百万元,期限一个月,利息二成。收款后,其将二百六十五万五千元用于偿还其他债务,三十四万五千元自留。案发前,被害人已就同一笔款项提起民间借贷诉讼并获胜诉,法院执行了肖某及其妻名下财产三十三万余元。案发后,肖某转让其在一家公司的全部出资八十八万二千元用于还款。
法院再审给出的结论是三点。其一,借款时公司确有资金缺口并虚构了理由,但其以真实身份出具借条;其二,借款时的资产状况未经审计,其是否具有履约能力的事实不清;其三,借款后仍从事经营活动,未携款潜逃,且转让出资用于还款。据此不认定非法占有目的,改判无罪。
(二)第一项反证是身份与凭据的真实
真实身份与真实凭据的作用,是切断“逃避追索”的推定。行为人以本人名义借款、出具借条、提供担保、留下可查证的联系方式,即便理由不实,也难以推出其打算永久排除他人支配。反之,冒用他人名义、伪造身份、提供虚假抵押,则加强了逃避的指向。
这一项在实务中最容易被忽视。辩护人往往把全部力气放在“理由是真的”上,却不去整理身份与凭据的真实性。而后者恰恰是不需要争辩、只需举证的部分。
(三)第二项反证是还款能力的事实状态
还款能力是一个时点性事实,必须以取得时的资产负债状况为基准。辩护应当申请调取或者自行组织资产负债表、银行流水、抵押物评估、对外债权凭证、涉诉与执行信息。控方未做审计的,应当明确指出事实不清,而不是替控方补足。
肖某案中,侦查机关未对公司市值与资产总体情况进行审计,这一取证缺失成了再审改判的关键。它说明,事实不清的后果由控方承担。辩方不必证明“有能力还”,只需指出“有无能力还不清”。
(四)第三项反证是事后未逃匿且有还款行为
事后未逃匿、继续经营、实际还款、以物抵债、转让资产筹款,都指向行为人仍希望通过履行了结债务。这类事实与目的在时点上并不重合,不能直接证明取得时的心态,但可以作为反向印证。
需要提醒的是,事后还款不能单独排除目的。若行为人取得财物时已打算不还,事后因被追索而部分归还,目的依然存在。反之,事后未还款也不能单独认定目的,因为经营失败、资金链断裂都可能导致无力履行。
五、经营型案件中的履约轨迹
(一)以时间轴还原交易过程
经营型案件的辩护,最有效的方法是把交易还原为一条时间轴,从接触、磋商、签约、付款、进场、施工、交付、验收,逐段填入客观证据。时间轴完整,履约轨迹就成立;时间轴断裂,辩解的可靠性就下降。
时间轴的作用,是让“是否打算履行”从主观判断变成可视过程。行为人每一步都在推进交易,即便中间有虚假陈述,其整体方向仍指向履行;行为人签约后不再推进,收款后即失去联系,即便口头承诺再多,方向仍指向占有。
时间轴的另一端是沟通记录。微信、短信、邮件、会议纪要可以显示行为人在关键节点如何表述、如何回应催告、如何安排后续。同样是“项目马上开工”这句话,出现在付款前,是骗取;出现在付款后并伴随实际进场,是安抚。同一句话的性质,取决于它出现的位置。
(二)把违法手段与交易目的分开评价
经营活动中,违规与欺诈常常并存。使用虚假合同申请贷款、伪造单据通过审批、夸大资质争取项目,这些手段本身违法,但不等于目的就是占有他人财物。评价时必须回答一个问题,即违法手段服务于什么目的。
张某甲诈骗、单位行贿、挪用资金再审改判无罪案(入库编号2023-16-1-222-001)对此作了说明。公司为便捷而以他人下属企业名义申报国债技改贴息,取得三千一百九十万元;项目因疫情与土地用途调整未在原址实施,后异地实施;以虚假合同申请贷款,资金用于偿还其他贷款,但账目一直列为“应付人民政府款项”,未隐瞒、侵吞,且具有随时归还的能力。法院再审认为,以他人名义申报没有隐瞒企业的民营性质,未使审批人员对企业性质产生错误认识;项目并非虚构;虚假合同虽属违规,但并非为骗取贴息而实施。故其行为违规,但不构成诈骗罪。
(三)履约纠纷与刑事诈骗的分界
履约纠纷的特征是,双方对权利义务的理解存在分歧,一方认为对方未按约履行,另一方认为自己的履行方式符合约定。这类分歧可以通过协商、调解、诉讼解决,不需要刑法的介入。
叶某伟案中,其与西区某局关于谁有权收取租金的分歧,被法院明确认定为履约纠纷。这一表述的意义在于,它把“权属争议”从“虚构事实”中剥离出来。争议的存在恰恰说明,行为人有主张权利的事实基础,而不是凭空捏造。
六、政策性资金案件中的五项判断
(一)资格、项目、用途、账务、归还能力
政策性资金案件的目的是否成立,可以拆成五项。申报主体是否具备关键资质;申报项目是否真实存在并实际实施;资金是否用于项目;账务是否如实列示、有无隐匿转移;行为人对资金是否具有归还能力与归还安排。五项具备,目的难以成立;五项缺失,推定容易成立。
刘某甲、刘某乙等诈骗案(入库编号2024-02-1-222-001)的要旨指出,伪造材料申报国家专项补贴是否构成诈骗罪,要审慎判断被告人是否具备申报的关键资质、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避免只要材料造假即一律入罪。该案三起事实构成一张尺度表。第一起,公司伪造了环评、资金筹措等材料,但项目真实,备案、土地、规划等关键条件具备,已实际开工,资金下拨后购买了设备,故认定诈骗七百九十八万元的事实不清。第二起,公司为获取贷款伪造了申请资料,但无证据证明其有骗取贴息的故意,且提供了经公证的财产担保,故认定诈骗十二万余元的事实不清。第三起,公司系空壳,项目并非真实项目,明知不具备条件仍伪造全套材料申报,构成诈骗罪。
(二)违规不等于占有
行政违规评价的是行为是否符合管理规范,非法占有评价的是行为人是否打算永久剥夺他人财物。二者的证明对象不同,证明标准也不同。行政违规的事实清楚,不等于目的的证明充分。
把违规直接等同于占有,会产生一个后果,即所有申报材料有瑕疵的企业都面临刑事风险。这不仅违背罪刑法定,也会使正常的政策申报陷入不确定。裁判要旨在“避免只要材料造假即一律入罪”一句上,正是对这一倾向的纠正。
(三)关键材料与非关键材料
判断材料造假是否指向目的,须看造假的对象是否属于决定拨款的关键条件。资格不具备而谎称具备,是决定性的造假;项目虚构而谎称存在,是决定性的造假;环评材料瑕疵、可研报告夸大、申报名义选择,只要不改变审批机关的判断基础,就属于非关键事实。
这一区分在辩护中可以直接使用。逐项列出申报条件,标明哪些是关键条件、哪些是一般条件,再说明被指控造假的部分落在哪一类。清单摆出来,目的的推定就失去支点。
七、经营性欺诈与目的分离
(一)整体计划不等于整体占有
廖某春等诈骗案(入库编号2026-05-1-222-001)处理的是“套路运”。行为人设立空壳物流公司,以招聘司机、帮助偿还购车贷款为诱饵,诱使被害人贷款购车入职,再以入职意向金、车辆差价、协助转让贷款等名目以及虚报车辆价格骗取钱款,并通过故意派发长途单、超载单使被害人陷入单方违约,以此拒退钱款。法院认为,这类行为有一个完整的行骗计划,系列行为在同一犯意支配下推进,环环相扣,构成不可分割的整体,故各环节骗取的钱款均应计入犯罪数额。
该案对辩护的提示是,整体评价的前提是同一犯意与预设计划。若能证明各环节系独立的商业决策、部分收费有真实服务对价、部分价格争议属于民事纠纷,就可以主张分环节评价,把商业夸大与诈骗剥离,把有对价的收费从数额中剔除。
(二)“套路”的认定边界
周某飞等诈骗案(入库编号2024-05-1-222-001)归纳了“套路贷”的常见方式,通过签订虚高借款协议、制造资金走账流水、肆意认定违约、转单平账等手段,采用欺骗、胁迫、滋扰、敲诈勒索、虚假诉讼等方式非法占有公私财物。定性上一般以侵财类犯罪认定,未采用明显暴力或者威胁手段的,一般可以认定为诈骗罪。
王某某、林某甲等人诈骗案(入库编号2024-04-1-222-009)则强调,各被告人既没有明显的首要分子,也没有较为固定的组织架构和组织形式,不具备犯罪集团的基本特征,应认定为一般共同犯罪。这一区分直接影响数额承担与量刑档次,也间接影响目的的认定,因为集团的首要分子对全案负责,其目的推定更为宽泛。
(三)有对价的收费应当剔除
经营性欺诈中,部分收费具有真实对价。提供了实际服务、交付了实际货物、承担了实际成本,这部分收费不属于骗取,应当从犯罪数额中剔除。剔除之后,剩余部分的性质才需要单独判断。
这一操作看似是数额问题,实质是目的问题。若全部收费都有对价,行为人的整体目的就指向经营获利,而非占有他人财物;若部分收费无对价且以虚假承诺维系,则该部分可能成立诈骗。
八、特定类型中的目的判断
(一)平台与打赏中的对价判断
刘某燕等诈骗、非法经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入库编号2023-05-1-222-004)指出,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他人财产为目的,通过搭建虚假交易平台,隐瞒事实真相,诱骗客户入金参与交易,入金进入平台后即被控制,客户并无盈利可能,相关被告人实质上是以让客户亏损的形式占有客户财产,应认定构成诈骗罪。区别对赌与诈骗,关键要看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是否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财物。
郑某等诈骗案(入库编号2025-05-1-222-001)与袁某某等诈骗案(入库编号2024-05-1-222-002)把同一原理用于直播打赏。前者利用网络主播虚构的身份、职业、情感经历,诱使以恋爱为目的的被害人对主播虚构的性别、已婚状况产生认识错误,进而打赏;后者由公司为主播设定人设、提供话术,推广人员冒用主播身份与男性用户保持虚假暧昧关系,将用户引入直播间,再虚构人气挑战比赛,由内部人员假冒用户烘托气氛,使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而充值打赏。法院均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辩护空间在于对价。若打赏对应真实的表演、内容或者情绪服务,被害人知道自己购买的是什么,则属于消费;若打赏对应的是一种并不存在的关系或者并不存在的比赛,则属于骗取。判断的关键,是被害人支付的对价在客观上是否存在。
(二)诈赌中剥夺射幸即排除合法对价
倪某晶等人诈骗案(入库编号2024-03-1-222-008)中,被告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设置虚假赌局控制输赢结果,让被害人产生正在参与真实赌博、存在赢钱可能的错误认知,诱骗其不断付出赌资,涉案一百八十八万余元。法院认为,设局诈赌不具有赌博射幸行为的偶然性特征,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史某其诈骗案(入库编号2023-05-1-222-003)同理。行为人利用自己准备的特定赌具控制赌博输赢,单方面确定胜败结果,使被害人误认为自己运气不佳而“自愿”交付四万八千元,法院认定属于以赌博之名行诈骗之实。
两案的共同逻辑是,赌资的对价是射幸机会。射幸被剥夺,对价即不存在,行为人取得财物就没有合法基础,目的随之成立。辩护若要退守,应争“是否具有控制力”,而不是争“是否说过假话”。
(三)请托型案件中的能力与不法给付
张某巍诈骗案(入库编号2026-05-1-222-002)中,行为人谎称能够办理相关事项,收取请托人六万余元。法院并未停留在“说了大话”的层面,而是审查其是否具有办理能力、是否实际着手、款项去向如何。要旨另指出,请托人为避免受到行政处罚,向受托人给付财物用于行贿的,该非法利益不受法律保护,对受托人退缴的相关财物应依照刑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予以没收。
王某诈骗案(入库编号2023-03-1-222-001)处理的是相近的罪名选择。被告人系交警支队民警,得知他人为亲属刑事案件寻求从轻处罚后,表示可以帮忙但需要六万元打点关系,后骗取该款。法院认为,受贿罪需要以利用职务之便为前提,利用职务之便与利用工作之便是两个范畴,公职人员利用工作之便索取财物不属于受贿,应以诈骗罪论处。
(四)帮助行为中的明知与配合程度
帮助行为的目的是否及于诈骗结果,取决于明知程度与配合的稳定性。庞某彪、关某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入库编号2024-04-1-257-004)确立了下限,行为人不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具体犯罪性质,无事先通谋、事中勾连,亦未形成长期稳定配合关系,为他人提供技术支持或者其他帮助,情节严重的,不宜认定为诈骗罪共犯,应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论处。
朱某仲诈骗案(入库编号2026-04-1-222-002)则确立上限,行为人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活动,通过设立“水房”窝点等方式帮助诈骗犯罪团伙接收、转移赃款,与其形成较为稳定配合关系的,应依法以诈骗罪的共犯论处。两案之间是程度问题,明知越具体、配合越稳定、获利与诈骗结果越挂钩,越容易认定共同的非法占有目的。
由此可以提炼一条规则,帮助者的目的不能由正犯的目的直接推定。何某候等诈骗案(入库编号2025-03-1-222-004)按地位认定集团成员的犯罪数额,于某某等人诈骗案(入库编号2023-04-1-222-009)区分主犯与从犯,说明同一犯罪中不同参与者的责任范围并不相同。责任范围不同,目的的评价范围也应随之限缩。
九、目的的排除路径
(一)事实不清型排除
事实不清是目的排除中最有力的一条。控方未审计资力、未查清资金流向、未核实陈述来源、未排除合理怀疑,目的即无法认定。这类辩护不需要提出相反事实,只需指出控方证明不足。
肖某案、叶某伟案、刘某甲刘某乙案的部分事实,都属于这一类型。它们的共同点不是“行为人确实想还”,而是“是否想还无法查清”。在证明标准上,无法查清即等于不成立。
(二)目的与手段分离型排除
手段违法、目的正当,是经营型案件中最常见的排除路径。张某甲案承认虚假合同、承认违规,但否定骗取贴息的目的;叶某伟案承认伪造收条,但否定占有租金的意图。两案的共同结构是,把手段抽出来单独评价,再把目的放回交易的整体脉络中判断。
这一路径要求辩方能够完整说明交易的商业逻辑,包括为什么采用该手段、该手段服务于什么目的、目的实现后如何分配利益。商业逻辑讲不通,分离就无从成立。
(三)事后补救型排除的限度
事后还款、退赔、和解,可以作为目的的反对事实,但作用有限。它证明行为人在事后愿意了结债务,不能直接证明取得时打算归还。若控方已就取得时的资力、凭据、流向完成举证,事后补救难以单独推翻。
因此,事后补救应当与前三类反证配合使用,而不是作为唯一支点。实务中常见一种错误,辩方只提交还款凭证,不解释取得时的资力与用途,结果是法院承认还款情节,仍认定目的成立。
(四)单位行为与个人目的的分离
单位实施的诈骗,目的归属须单独判断。苗某某诈骗、单位行贿案(入库编号2023-03-1-222-007)的要旨指出,为骗取国家补助金,虚构事实同时又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贿,两行为虽有一定牵连,但行贿不是诈骗犯罪构成中的必要手段,能得到受贿人的关照而得以骗取补助金也不是行贿后的必然结果,诈骗与行贿两个行为具有独立性,应实行双重评价。
杨某诈骗案(入库编号2023-05-1-222-010)则处理单位职员虚构业务骗取客户钱款的问题。要旨指出,行为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在民事法律关系中直接影响各方的民事权利义务,但并不影响诈骗罪与职务侵占罪的甄别定性;判断行为人占有、处分被害人财物的行为性质,必须看该财产是否处于行为人所在单位占有和控制下。该案中,涉案九人、一千零一十一万元,法院最终以诈骗罪论处。
十、证明方法与辩护技术
(一)把目的还原为六项可查事实
目的不能靠形容词证明。辩护应当把辩论拉回事实层面,即取得时的资力、身份与凭据、资金流向、履约行为、沟通状态、事后处理。每一项都对应可以调取的证据,每一项都可以形成争点。
这一转换的意义在于,它把“他有没有骗人的心”变成“这笔钱去了哪里、这个人做过什么”。前者无法举证,后者可以举证。法官也更愿意在具体事实上形成判断。
(二)申请鉴定与审计
资力与资金流向的证明,往往需要专业支持。辩护可以申请对涉案企业的资产、负债、现金流进行审计,对抵押物、设备、存货进行评估,对资金流水进行比对。控方未做审计的,应当在质证阶段明确指出。
需要注意的是,申请审计不等于承认举证责任在辩方。它只是提供反驳推定的材料,最终是否达到证明标准,仍由控方承担。
(三)反驳推定的三步
第一步指出推定的基础事实不成立,比如“款项用于还债”实际是“用于支付供应商货款”;第二步指出基础事实虽成立但存在其他合理解释,比如“用新贷还旧贷是为了维持信用、争取重整时间”;第三步指出推定与在案其他证据冲突,比如行为人在同期有多笔正常履约记录。
三步走完,推定即被削弱。若控方不能进一步举证,目的不能成立。
(四)辩护常见的四处失守
第一处是以“愿意还钱”代替事实。反复强调还款意愿,却不提供资力与履约材料,说服力有限。第二处是以部分还款代替全部反驳,忽视取得时点的证明。第三处是把民事纠纷当作万能抗辩,忽视自始无履行意愿的客观事实,反而促使法院认定辩解不成立。第四处是回避资金流向,对款项的去处不作解释,使法院只能接受控方的解释。
四处失守的共同原因,是把目的当成一个可以靠态度解决的问题。它实际上是一个证据问题。
结语
非法占有目的的界定,落在两句话上,即是否打算永久排除他人对财物的支配,是否打算按财物的用途加以利用。它的判断时点在取得财物的一刻,它的证明责任在控方,它的推定允许反驳。
案例库中的判决给出的不是抽象标准,而是一组可用的对照。以真实身份借款、资力不清、事后还款,目的不成立;支付部分价款、进场履约、伪造收条服务于履约,目的不成立;项目真实、资金用于项目、账务未隐瞒,目的不成立;收费有真实对价、环节可独立评价,目的不成立。反过来,空壳公司申报补贴、平台控制盈亏、赌局被单方操控、明知诈骗仍稳定配合,目的成立。
辩护人的工作,是把这些对照逐个落到证据上。该举证的举证,该指出事实不清的指出事实不清,把力气用在时点、资力与资金流向三处,比反复陈述“他没有非法占有目的”更有可能改变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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