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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律师张万军教授讲解诈骗案件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 ——基于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案例的考察

2026-11-12 15:40 次阅读

诈骗罪的成立,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这一要件在纸面上只有六个字,在办案中却常常成为控辩双方争夺的焦点。控方倾向于从损失结果出发,认为钱被骗走了、要不回来了,目的自然存在;辩方则倾向于从行为外观出发,认为签了合同、出了收据、退了部分款项,目的便不存在。两种思路都把目的当成了一个可以凭感觉判断的东西,而不是一个需要证据支撑的事实。

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存在于行为人的内心,却不是不可查证的主观玄谈。它总要投射到行为时的履约能力、对价安排、款物流向、事后态度等外部事实之上,由这些事实相互印证而形成合理推论。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的诈骗类案例,反复展示了同一条方法:先查清行为时的客观条件,再判断行为人对这些条件是否知情、如何利用,最后才得出结论。本文结合这些案例,讨论这一要件的认定边界与证明方法。

一、非法占有目的是对行为时事实的综合判断

目的的时间属性最容易被忽略。刑法评价的是行为时的意思,而不是行为后的结果。一个人签约时有履约能力和履约意愿,事后因市场变化而无法履行,这是经营风险;签约时已无履约能力、无履约意愿,仍以虚假条件骗取对方交付财物,这是诈骗。区分二者的关键,不是最终有没有还钱,而是行为当时的意思与条件。案例库中的无罪判决,多半是因为控方把事后结果当成了行为时意思的证据。

(一)目的依附于行为时的履约基础

叶某伟合同诈骗再审改判无罪案(入库编号2025-16-1-167-001)的裁判要旨指出,行为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虽然实施了虚构事实、伪造凭据等行为,但签订、履行合同具有一定的事实基础,且有履约意愿、履约能力,实施了履约行为的,不应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该案涉及相互关联的资产转让协议与房屋租赁协议,法院要求分别考察两份合同的签订与履行,不能以其中一份的不实之处概括全案。

伍某合同诈骗案(入库编号2023-16-1-167-005)从反面印证同一标准。被告人被他人以“套路贷”方式,与第三方签订远高于实际借款金额的合同,合同所需虚假材料由他人准备,放贷方明知实际借款人身份、明知房产资料虚假、明知大部分款项取现后返还,仍签订合同并放款。法院认为,被告人主观上无非法占有贷款资金的故意,客观上未实施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第三方亦非基于错误认识转款,不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二)目的与故意、动机处于不同层次

实践中常把“知道自己在骗人”等同于“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这是层次上的混淆。故意回答的是行为人是否认识到自己在实施欺骗并希望或者放任结果发生;非法占有目的回答的是行为人是否有永久性排除他人占有、将财物据为己有的意思。有欺骗的故意,未必有占有的目的;为他人利益或者为维持经营而实施的欺骗,同样可能缺乏这一目的。

史某其诈骗案(入库编号2023-05-1-222-003)说明目的的独立意义。该案中,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欺诈手段弄虚作假,支配、控制赌局输赢,单方面确定赌博胜败结果,使被害人误认自己运气不佳而“自愿”交付财物。法院认为,此种行为以赌博之名行诈骗之实,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赌局本身的虚假只是手段,真正决定定性的是行为人从一开始就不打算让输赢由偶然性决定,其对赌资具有确定的占有意思。

倪某晶等人诈骗案(入库编号2024-03-1-222-008)作出相同判断。被告人设置虚假赌局、控制输赢结果,让被害人产生正在参与真实赌博、存在赢钱可能的错误认知,诱骗其不断付出赌资。裁判要旨指出,设局诈赌不具有赌博射幸行为的偶然性特征,而是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两案共同表明,非法占有目的不是从“设局”这一动作推定出来的,而是从行为人对结果的控制程度、对财物的处置安排中查明的。

(三)民事救济与刑事追责的分界

并非所有不履行都构成诈骗,也并非所有欺诈都进入刑法。周某飞等诈骗案(入库编号2024-05-1-222-001)的裁判要旨指出,“套路贷”是通过签订虚高借款协议、制造资金走账流水、肆意认定违约、转单平账等方式,采用欺骗、胁迫、滋扰、敲诈勒索、虚假诉讼等手段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犯罪;此类案件一般应以侵财类犯罪认定,其中未采用明显暴力或者威胁手段的,一般可以认定为诈骗罪,采用暴力、威胁、虚假诉讼等手段的,应当数罪并罚或者按照处罚较重的罪名定罪处罚。该案确立的界限是,手段的强度决定罪名与罪数,而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则要看行为人是否自始无意通过正常履行实现交易目的。

孙某、张某等诈骗案(入库编号2024-03-1-222-007)则说明,非法占有目的可以指向财产性利益。被告人运输普通货物,采取套用绿通车辆牌照的方式偷逃高速公路通行费。法院认为,该行为侵害了公路营运方的财产所有权,符合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以诈骗罪论处。行为人没有取得有形财物,而是使自己本应支出的费用免于支出,这种“应当支出而不支出”的利益,同样可以成为非法占有的对象。

二、审查非法占有目的的四个事实维度

目的既然要由外部事实推知,就要明确查哪些事实。案例库中的裁判文书大体围绕四个方面展开:行为时的履约能力与经营基础,取得财物所付出的对价与款物流向,行为后的还款、退赔与应对方式,以及行为人对风险的认知与告知。四个方面互为印证,任何单一维度都不足以定论。

(一)履约能力与经营基础

肖某诈骗再审改判无罪案(入库编号2026-16-1-222-001)的裁判要旨指出,在借款类诈骗案件中,行为人虽有虚构借款理由等欺骗行为,但其以真实身份借款,借款时是否具有还款能力的事实不清,借款后未携款潜逃、客观上具有还款行为的,一般不应当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该案的被告人虚构了借款用途,但身份真实、未逃避、有实际还款,法院据此否定了目的要件。虚构理由与非法占有之间,并不存在自动的推论关系。

审查履约能力,不宜停留在“有无资产”的笼统判断,而应落到与合同义务相对应的具体条件:是否持有合同标的的处分权,是否具备相应的资质或者许可,是否有稳定的货源、产能与人员,是否存在尚未清偿的大额债务,是否为履约做过实际准备。能力不足本身不构成诈骗,只有在行为人隐瞒能力不足、以虚构条件诱使对方交付,且收款后无真实履约安排时,能力问题才转化为目的的证明。

张某甲诈骗、单位行贿、挪用资金再审改判无罪案(入库编号2023-16-1-222-001)把审查重心放在经营基础与政策语境。被告人在申报国债技改贴息资金过程中存在违规行为,但法院认为其未实施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以骗取贴息资金的行为,也无非法占有贴息资金的主观故意;申报所依据的政策文件并未禁止民营企业申报,国家政策在案发期间处于调整之中,不能以事后的政策口径否定当时的申报资格。行为时的经营需要、申报资格与资金用途,共同构成了否定目的要件的依据。

(二)对价结构与款物流向

朱某琴、朱某明诈骗案(入库编号2024-05-1-222-007)中,被告人明知自己无能力办理一次性补缴职工养老保险费,却对外宣称能够办理,通过虚构用工关系、伪造资料为部分被害人交纳数月普通养老保险,使被害人相信其确有渠道,后以伪造的参保缴费凭证继续欺骗,收取上百名被害人巨额钱款供个人使用、挥霍。此案的对价结构是彻底虚空的:被害人支付的是“办成事”的对价,而行为人提供的只是维持信任的道具;款项流向个人消费,进一步印证了占有意思。

廖某春等诈骗案(入库编号2026-05-1-222-001)展示了多环节收款的对价判断。被告人以设立空壳物流公司招聘司机、帮助司机偿还购车贷款为诱饵,诱使被害人贷款购车“入职”,在入职中及入职后以缴纳入职意向金、支付车辆贷款差价、协助转让贷款等名目以及虚报车辆价格等手段,在诸多环节骗取钱款,并通过故意派发“长途单”“超载单”使被害人陷入“单方违约”状态,以此拒绝退款。裁判要旨指出,“套路运”的典型特征在于有一个完整的行骗计划,系列行为在同一诈骗犯意和非法占有目的支配下按预设计划推进,环环相扣,构成不可分割的整体,各环节骗取的钱款均应计入犯罪数额。此案说明,判断对价不能只看某一环节是否交付了东西,而要看整体安排是否以骗取为目的。

于某某等人诈骗案(入库编号2023-04-1-222-009)从对价悬殊的角度提供了判断样本。被告人以公司周年庆、抽奖赠送“收藏品”为名,肆意夸大玉玺、收藏版人民币等物品的价值和升值空间,再以保证金、物流保价费、税费、过户费、会员费等名义收取钱款。裁判理由指出,被害人支付款项并非等价有偿的交易行为,推送的财物虽有自身价值,但与被害人交付的数千甚至上万元难成对价,支出与所得相差悬殊,与正常商品交易有本质区别。对价的显著失衡,使“交易”的外壳难以维持,占有意思由此显露。

王某、董某勇诈骗案(入库编号2023-03-1-222-009)中,债权人在债务人无法偿还到期债务的情况下,伙同债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向第三方虚构事实,通过骗取第三方资金实现自身不良债权,向第三方转嫁损失。法院认定构成诈骗罪,理由是这种行为背离诚信和风险自担原则,侵犯他人财产权。行为人的获利来自他人损失的直接转移,而不是来自交易价值的创造,这正是否定其对价基础的关键。

(三)事后还款、退赔与应对方式

邝某春诈骗宣告无罪案(入库编号2025-05-1-222-003)中,被告人以合伙经营二手车生意的名义借款并承诺固定利润,但双方资金往来频繁、有借有还,案发前其亲属代为偿还部分款项,民事诉讼中其委托律师应诉并以实际系借贷、已清偿为由抗辩。法院认定被告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且被害人未陷入错误认识而交付财物,最终宣告无罪。事后是否还款、是否回避、是否抵赖,是判断占有意思的重要外部指标,但其证明力取决于原因:因经营困难而暂时无法还款,与收款后即挥霍、隐匿,指向完全不同的意思。

需要强调的是,事后行为只能作为印证,不能独立完成证明。行为人在案发前补签合同、出具欠条、承诺分期,如果这些动作是为了拖延、安抚或者掩盖,则不能否定目的;反之,行为人在案发后积极筹款、接受民事诉讼、配合退赔,即使数额尚未还清,也不能据此反推其自始具有占有意思。判断的标准是行为的方向与原因,而不是行为的数量。

(四)风险认知与被害人自愿

刘某燕等诈骗、非法经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入库编号2023-05-1-222-004)中,被告人成立公司、搭建虚假交易平台,以购买平台、代理商推广、讲师推荐等方式诱骗客户入金。裁判要旨指出,平台内部实施封闭虚拟交易,未对接真实市场,客户入金不会产生收益,平台及代理商团队的利润和提成均来自客户入金亏损;行为人通过发布虚假盈利截图、冒充客户烘托赚钱气氛等手段诱骗客户入金,客户入金后即被收取手续费、过夜费,并在讲师诱导下多次交易而亏损。此案中,行为人明知交易不可能产生收益,仍以真实交易的假象维持客户信心,其对客户资金的占有意思与对风险的隐瞒是同一事实的两面。

袁某某等诈骗案(入库编号2024-05-1-222-002)涉及人设与情感的虚构。被告人设立直播公司、打造女主播人设,推广人员冒充女主播与男性用户保持虚假暧昧关系,虚构人气直播挑战比赛,由内部人员假冒其他男性用户“哄托”气氛,使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而充值打赏。此类案件中,被害人看似自愿打赏,但其自愿建立在性别、婚姻状态、恋爱意愿等基础事实的误认之上;行为人对此心知肚明并据此设计互动,占有意思由此可以查明。

郑某等诈骗案(入库编号2025-05-1-222-001)在前述直播打赏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标准。裁判要旨指出,利用网络主播虚构的身份、职业、情感经历等,诱使以恋爱为目的的被害人对主播虚构的性别、已婚等情形产生认识错误,进而打赏或者以其他方式给予财物的,应当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该案的特殊之处在于,行为人并未直接索要财物,而是通过长期互动建立情感信赖,再以直播任务、比拼排名等名义获得打赏。法院没有因为交付形式是“自愿打赏”就否定诈骗,而是看穿了打赏动机所依赖的基础事实。

三、不能单独推定非法占有目的的情形

目的认定中最常见的错误,是把某一项可疑事实直接当作目的的证据。材料造假、事后未履行、无力偿还、企业名义收款,这些事实各有其合理说明,只有在与其他事实结合、排除合理怀疑之后,才能成为推论的一环。

(一)材料造假与手段违法不等于占有目的

苗某某诈骗、单位行贿案(入库编号2023-03-1-222-007)的裁判要旨指出,为骗取国家补助金,虚构事实的同时又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贿,两行为虽有一定牵连,但行贿不是诈骗犯罪构成中的必要手段,得到受贿人关照而骗取补助金也不是行贿后的必然结果;诈骗与行贿两个行为具有独立性,侵犯的法益分别是公私财产所有权与公职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应实行双重评价,以行贿手段诈骗的应数罪并罚。该案说明,手段的违法性需要单独评价,不能以手段违法替代对目的的证明,也不能因手段违法而加重对目的的推定。

回到申报类案件,刘某甲、刘某乙等诈骗案(入库编号2024-02-1-222-001)确立的标准更为直接:伪造材料申报国家专项补贴资金是否构成诈骗罪,要审慎判断被告人是否具备申报的关键资质、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避免只要材料造假即一律入罪;申报项目符合政策基本条件,只是存在个别夸大,伪造或者提供非关键性材料的,一般不宜按诈骗罪定罪处罚。该案第一起事实中,项目真实、备案与土地规划等关键条件具备、已实际开工建设、资金下拨后购买了设备,且无证据证明资金被用于个人消费或者挥霍,法院据此认定指控证据不足。

(二)事后未履行与无力偿还需要原因审查

前述肖某案、邝某春案已经说明,未履行与无力偿还本身不足以证明目的。需要补充的是,审查此类抗辩时,应当区分三种情形:一是行为时具备履行条件,事后因自身挥霍或者转移财产而无法履行,这种情形可以印证占有意思;二是行为时具备部分条件,事后因市场、政策等外部原因导致履行失败,这种情形属于经营风险;三是行为时即不具备条件,收款后亦无任何履行准备,这种情形才接近诈骗。三者的区别不在结果,而在行为时的条件与收款后的资金安排。

(三)以企业名义收款不等于个人占有

杨某诈骗案(入库编号2023-05-1-222-010)中,被告人以公司名义与九名被害人签订购房合同,合同文本由其掌管,却让被害人将认购款汇入个人账户;被告人主张构成表见代理、合同有效。裁判要旨指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在民事法律关系中影响各方权利义务,但并不影响诈骗罪与职务侵占罪的甄别定性,判断行为性质必须看财产是否处于单位占有和控制之下。该案提示,以单位名义实施的行为,其目的归属取决于款项是否进入单位账户、是否用于单位经营、单位是否知情并受益;仅凭名义上的主体,既不能把个人行为归给单位,也不能把单位行为归给个人。

四、共同犯罪与特定结构中的目的归属

诈骗往往由多人分工完成,此时非法占有目的不是笼统的“大家都有”,而要按参与环节、认知范围与分赃安排分别认定。案例库中的相关判例,一方面确认了集团犯罪的整体责任,另一方面也为参与者划出了责任边界。

(一)犯罪集团与一般共同犯罪的区分

何某候等诈骗案(入库编号2025-03-1-222-004)的裁判要旨指出,对电信网络诈骗集团中的犯罪分子,应当按照其在犯罪集团中的地位认定其犯罪数额;对于首要分子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认定其犯罪数额。目的的归属与数额的归属在这里是同一问题的两面:参与者对哪些环节知情、对哪些款项具有占有意思,决定其责任范围。

王某某、林某甲等人诈骗案(入库编号2024-04-1-222-009)则从组织形态上限制整体责任。裁判要旨指出,实施“套路贷”过程中未采用明显暴力或者威胁手段,而是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财物的,一般以诈骗罪定罪;各被告人既没有明显的首要分子,也没有较为固定的组织架构和组织形式,不具备犯罪集团的基本特征,应当按照一般共同犯罪处理。是否成立集团,直接影响目的与数额能否整体归责,辩护人在此类案件中首先应当审查组织形态,而不是直接进入数额之争。

张某闵等诈骗案(入库编号2024-18-1-222-005)进一步细化参与者的主观认定。裁判要旨指出,核心成员稳定、分工固定、具有明显组织性的,即便一线诈骗人员有一定流动性,也不影响对犯罪集团性质的认定;一线话务员明知二线、三线话务员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仍诱骗、引导被害人与其联系,为后续诈骗创造条件的,亦具有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从重处罚情节;受高薪诱惑被蒙蔽到境外,明知是诈骗犯罪集团,在有退出自由的情况下仍参与实施诈骗活动的,不认定为胁从犯。该案表明,参与者的目的与认知须逐人审查,“被诱骗到境外”不等于“被胁迫犯罪”。

(二)帮助、转移赃款者的目的

朱某仲诈骗案(入库编号2026-04-1-222-002)的裁判要旨指出,行为人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活动,通过设立“水房”窝点等方式帮助诈骗团伙接收、转移赃款,与其形成较为稳定配合关系的,应依法以诈骗罪的共犯论处。是否具有共同的非法占有目的,取决于其对诈骗活动的认知程度与配合的稳定性;仅提供一次性的账户或者转账帮助,认知内容不明的,可能落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范围。两罪的界分,实质上是对主观明知与目的归属的分层判断。

(三)间接正犯与被利用者的过限

徐某诈骗案(入库编号2023-05-1-222-007)的裁判要旨指出,犯罪人不亲自实施实行行为,而是通过强制或者欺骗手段支配、利用他人实施一定行为以达成犯罪目的的,构成间接正犯,应对被利用者的行为所造成的犯罪结果承担刑事责任;但被利用者超出授意实施的行为构成实行行为过限,根据主客观相一致原则,超过授意范围的另外获利部分不应计入间接正犯的犯罪数额。该案的价值在于,它为“目的范围”划出了技术边界:行为人只对授意范围内的财物具有占有意思,超出部分不能归责。

五、证明路径与辩护要点

非法占有目的的证明,不能停留在对行为人品格、事后态度或者损失结果的描述上。可行的路径是把目的拆解为若干可验证的命题,再用客观证据逐一支撑或者否定。

(一)以资金流向为核心的外部印证

资金流向是最难伪造、也最能说明问题的证据。款项进入谁的账户、以什么名目支出、是否用于合同约定的用途、有无回流或者拆分转移,直接反映行为人的真实安排。审查时应当穿透多层账户,核对收款主体与合同主体是否一致,注意大额取现、关联方转账、用于个人消费或者偿还其他债务的痕迹。朱某琴案中款项被用于个人使用、挥霍,廖某春案中各环节收款名目繁多且相互配合,都是从流向中查明的。

资金流向的证明也有其限度。会计鉴定或者审计报告能够说明账目往来,但不能直接回答行为人的意思;账目混乱、凭证不全,既可能源于刻意掩盖,也可能源于经营不规范。辩护人在质证时应当区分“账目不能反映真实流向”与“流向已经证明用于个人占有”,前者属于证明不足,后者才是入罪依据。当控方仅以“无法说明款项去向”作为目的证据时,应当主张该事实尚未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

(二)多被害人案件的分别认定

田某生诈骗案(入库编号2023-03-1-222-008)的裁判要旨指出,被告人采取相同手段先后或者同时对多名被害人实施诈骗,应坚持对每起事实单独审查与全案印证相结合的原则认定犯罪事实;在被告人拒不供认、单起事实证据链不完整的情况下,可根据多起事实中相互印证的部分认定被告人实施了诈骗。该案被告人虚构名校硕士身份,以恋爱交友为名取得四名被害人信任,编造做生意需要资金等理由骗取钱财,四起事实独立发生但手段相同、时间重合、被害人一致指向作案人。

这一规则的适用是双向的。对指控方而言,它可以补强单起事实;对辩护方而言,它划定了补强的边界。全案印证不能演变为类型化推定,不能因为行为人在其他事实中有欺骗,就推定其在某一笔事实中必然具有占有目的。逐起核对时间、地点、金额、交付方式与具体说辞,找出无法相互印证的孤立事实,是此类案件的基本辩法。

(三)不得以数额与后果替代目的证明

高某飞诈骗案(入库编号2023-03-1-222-010)的裁判要旨指出,对书证的审查不仅要看来源与收集程序,更要审查内容真实性;书证所载事项与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及其他书证相互矛盾,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的,不得作为定案依据。该案被告人出具的收据载明收到二百七十四万元,银行流水显示转款二百五十九万元,被告人辩称差额含有拖欠利息,法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排除该合理怀疑,按银行流水认定实际支付金额并扣除无关款项。数额的认定如此,目的的认定同样如此:不能以涉案金额巨大、损失无法挽回,反推行为人自始具有占有意思。

朱某某等人诈骗案(入库编号2024-04-1-222-011)涉及跨境电信网络诈骗中的电子数据。裁判要旨指出,应当通过审查原始存储介质的扣押或者封存状态、电子数据的提取或者复制过程、完整性校验值、提取人员的签名或者盖章等,判断电子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无法保证真实性、完整性的,不得作为定案依据。电子数据承载着话术、被害人名单、资金流水与业绩统计,是证明共同目的与组织性的核心材料,一旦存疑,指控的目的认定便会失去支撑。

(四)辩方举证与质证的组织

辩护人面对目的指控,可以从三组问题入手。第一组问行为时:签约或者收款时,行为人有哪些资产、渠道、在手订单与履约准备,控方是否查清。第二组问款项:钱去了哪里,是否用于约定用途,有无与经营无关的大额支出。第三组问事后:行为人是逃避还是应对,是隐匿还是筹款,其不履行的原因能否得到外部证据支持。三组问题分别对应能力、流向与态度,答完即可形成完整的抗辩结构。

需要提醒的是,辩方不必也不应替行为人承诺“一定还得上”。非法占有目的是行为时的心态,不是还款能力的担保。辩护的目标是把控方基于结果的推定打断,让法庭回到行为时的具体事实;只要存在合理怀疑,目的要件即未达到证明标准。

结语

非法占有目的不是一句道德评语,而是诈骗罪的主观要件。它存在于行为时,投射于履约能力、对价结构、款物流向与事后应对,须由客观证据印证,不能以损失结果、材料瑕疵或者逃匿外观单独推定。案例库中的无罪判决与罪轻判决,反复证明同一条经验:先把行为时的事实查清,再谈行为人的意思。

对辩护人而言,这一要件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说理的空间。诈骗案件的客观面往往难以否认,行为人确实说了不实之词,被害人确实交付了财物;真正可以争夺的,是行为人当时是否打算归还、是否打算履行、是否打算让交易真实发生。把这三个问题拆开,用资金流向、经营记录、还款凭证、往来函件逐一回答,非法占有目的的有无,就不再是一句印象式的判断。

钢苑刑事律师团队是专业刑事辩护律师团队,执业范围重点覆盖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等地,执业范围辐射全国,由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教授张万军博士领衔组成,刑法理论功底深厚、实践经验丰富。团队秉持专业、品牌的发展思路,推行刑事辩护的标准化、规范化和精细化,致力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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