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万军，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教授，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本案基本事实及裁判观点
被告人黄某与王某自2008年起在湖南澧县以夫妻名义同居，共同抚养王某孙女朱某（2010年出生）。自2016年朱某上小学起，黄某利用抚养便利长期对其实施猥亵与奸淫。2018年8月，王某因伤就医发现感染艾滋病并指责黄某，黄某经检测艾滋病抗体数值严重超标（>50，正常值0-1）后，仍持续对朱某实施性侵且无任何防护。2022年2月，朱某就医被发现下体异常并报警，经查其与黄某均感染艾滋病及尖锐湿疣。
法院认定黄某犯强奸罪判处死刑、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合并执行死刑。裁判核心认为：黄某明知自身感染艾滋病，利用与被害人事实上的继祖孙关系，对未满十四周岁留守儿童长期性侵，并在染艾后故意传播，导致朱某身心遭受毁灭性伤害，感染重病、辍学、社会融入障碍，犯罪情节极其恶劣，依法应予严惩。（案例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黄某强奸、猥亵儿童案》，入库编号：2024-02-1-182-006）
二、法理深度解析：三重维度下的严惩逻辑
（一）“明知染艾”的司法认定：穿透行为人的心理屏障
本案死刑判决的关键前提在于锁定黄某“明知自身携带艾滋病病毒仍实施性侵”。法院通过证据链构建了严密逻辑：
首先，直接供述印证认知。黄某在侦查及庭审中承认知晓艾滋病性传播途径，自述有无防护嫖娼史，并直言“王某和朱某的感染系自己传染”。这构成对其主观认知的最有力供述。
其次，客观行为暴露恶意。医学检验显示其抗体数值超正常值50倍以上，远超临界标准；其得知王某感染后仍与之发生无防护性行为，印证其对病毒传播持放任态度。更关键的是，黄某在拿到异常报告后，反而变本加厉性侵幼女且拒绝防护，充分暴露“明知故犯”的故意。
最后，生活常识反证狡辩。黄某辩称“未确诊”而回避责任，但法院指出：其知晓艾滋病潜伏期约20年，自认“发病时已70岁无需治疗”，实质是借程序拖延逃避责任。日常生活经验表明，常人获知如此异常指标必然采取防护或复查，其反常行为恰恰强化了主观明知。
这一认定模式启示，司法机关审查“明知染艾”时，需综合供述、医学证据、性行为模式、常理反应等多维度分析，避免行为人以“未确诊”等借口脱罪。当证据足以形成内心确信时，即可依法认定主观恶性。
（二）对幼女保护的刚性红线
刑法对性侵儿童本就严惩，而本案被告人身份与后果更触碰“情节极其严重”的标尺：
1. 特殊职责的监护背叛。黄某与王某以夫妻名义长期同居，实际承担朱某抚养职责，形成“事实继祖孙关系”。这种共同生活建立的信任纽带，使其对幼女负有高于常人的监护、照顾义务。然而黄某反而利用独处机会，从被害人6岁起持续施暴，将“保护者”角色扭曲为“侵害者”，是对人伦底线与社会信任的双重践踏。法律对此类“监护侵害”历来从严惩处，因其破坏家庭安全基础，危害更具隐蔽性与持续性。
2. “重伤后果”的法定升格。刑法第236条明确“致使被害人重伤”系强奸罪加重情形。本案中，朱某感染艾滋病及尖锐湿疣的后果远超普通身体损伤。医学共识表明，艾滋病需终身治疗，伴随免疫系统崩溃风险；尖锐湿疣反复发作且可能癌变。更严重的是，病毒侵害直接导致朱某辍学、社交功能丧失，其心理创伤与未来生存发展受限构成“永久性功能损害”，符合“重伤”实质要件。黄某在明知染艾后仍蓄意传播，无异于对幼女生命健康权的“慢性谋杀”，法定刑自然升格至死刑范畴。
3. 农村留守儿童的脆弱性强化罪责。裁判文书特别强调朱某“未满十四周岁”且系“农村留守儿童”。这一群体因父母监护缺位、社会支持薄弱，更易成为性侵目标且难以及时获救。黄某选择此类被害人下手，反映其规避侦查的恶意，也放大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此类犯罪若不严惩，将严重冲击农村未成年人保护体系。
（三）为何“非杀不可”？
本案核准死刑并非仅因“后果严重”，更基于对犯罪全要素的权衡：
持续性侵害显深度恶意。从2016年至2022年案发，黄某对同一幼女施暴长达6年，时间跨度揭示其犯罪绝非“一时冲动”，而是有计划地利用监护地位长期作案。染艾后行为凸显反社会人格。其在明知携带致命病毒后，非但未终止犯罪，反而加剧侵害且刻意不防护，主观上对朱某的伤亡结果持放任态度，符合间接故意杀人特征。无任何悔罪或补救。全案未见黄某采取治疗、隔离等降低风险措施，更未对被害人赔偿安抚，足见其人身危险性与再犯可能性极高。
最高法死刑核准传递明确信号：对利用特殊职责性侵幼女、明知染病仍恶意传播、造成不可逆伤害的犯罪，唯有极刑可实现罪责刑相适应。这既是对“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的司法践行，亦是对潜在犯罪者的最强震慑。
此案警示社会：任何对未成年人负有照护职责者，须时刻恪守法律与伦理底线。司法机关对突破人伦底线的犯罪“零容忍”，正是守护儿童免受“身边恶魔”侵害的最后盾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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