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万军，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教授，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本案基本事实及裁判观点

被告人苗某某作为多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或代账人，在2015年至2017年间，通过虚报用工的手段，为某华瑞公司、某兴华公司等骗取国家就业补助资金共计人民币73.3461万元，数额特别巨大。同时，为在申领补助过程中谋取不正当利益，苗某某以公司名义先后五次向人社局官员马某行贿共计25万元。法院认定其行为分别构成诈骗罪和单位行贿罪，依法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罚金十五万元；追缴违法所得及行贿款92万余元没收。

两级法院的核心裁判观点在于：诈骗侵犯的是国家财产所有权，行贿侵犯的是公职廉洁性，二者保护法益不同。行贿并非诈骗的“必要手段”，获得补助也非行贿的“必然结果”，两行为间缺乏刑法意义上的紧密牵连关系。行贿款虽由苗某某经手，但目的是为公司谋取不正当申领利益，体现单位意志，应以单位行贿罪论处。对自首的诈骗罪减轻处罚，对坦白的单位行贿罪从轻处罚，并结合退赃、前科等情节综合裁量。

（案例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苗某某诈骗、单位行贿案》，入库编号：2023-03-1-222-007）

二、法理分析：为何“送钱”与“骗钱”必须数罪并罚？

本案的裁判要旨精准阐释了诈骗罪与行贿罪并罚的法理基础，对实践中频发的“以行贿开路骗取国家资金”类案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作为长期关注经济犯罪的法律工作者，我认为法院的判决理由充分体现了罪刑法定和法益保护原则，可从三个层面深入理解：

第一层：行为独立性的核心在于“法益不可替代”

刑法评价行为的根本标准在于其侵害的法益性质。苗某某实施了两个本质不同的行为：虚报用工骗补贴核心是欺诈。通过伪造材料，使国家社保机构陷入错误认识，从而处分巨额财产，直接损害的是公共财政资金安全。向官员行贿25万元核心是钱权交易。通过贿赂影响公职人员职务行为的公正性，侵蚀的是国家机关正常管理秩序和公职廉洁性。

这两个行为如同“两条平行线”：诈骗的完成依赖于虚假材料的欺骗性，而非官员的协助，事实上，虚报材料本身已足以触发诈骗；行贿的目的在于“疏通关系”或降低风险，但即使不行贿，诈骗行为本身也已既遂。法院强调行贿“非诈骗必要手段”、获得关照“非行贿必然结果”，正是对行为独立性的生动诠释。

第二层：单位行贿的认定关键在于“利益归属与意志体现”

苗某某辩称行贿是其个人行为，但法院未予采纳。这符合单位犯罪构成要件：

苗某某作为华瑞公司、和信公司实际控制人，其行贿时的身份代表公司。行贿目的是为公司顺利申领补贴，最终受益主体是单位。骗取的补贴进入公司账户，行贿是为单位利益实施的“投资”行为。

实践中，常见实际控制人混淆个人与单位行为边界。本案明确：即使款项由个人经手，只要是为单位谋利且体现单位意志，即构成单位行贿罪。这与个人为谋私利而行贿（个人行贿罪）有本质区别。

第三层：否定牵连犯是坚持“全面评价”的必然要求

部分观点认为行贿是诈骗的“手段”，主张按牵连犯“从一重处”。但本案裁判要旨有力驳斥了此观点：

成立牵连犯要求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存在内在、必然的关联。而本案中，诈骗的核心手段是“虚报材料”，行贿只是“外部助力”，二者可分离。行贿失败不影响诈骗实施，诈骗得逞也未必依赖行贿，如官员未察觉虚假材料。若按一罪处理，将导致对职务廉洁法益的评价缺失，变相放纵贿赂犯罪，违背刑法全面评价原则。从深层价值看，数罪并罚传递明确信号，对于通过贿赂腐蚀公职人员进而骗取国家资金的行为，刑法将对“骗”和“贿”进行双重打击。这不仅是对犯罪者的严厉惩戒，更是维护国家财政安全与政治生态清明的必然要求。

苗某某案的判决清晰划定了诈骗罪与行贿罪的边界，重申了“罪刑法定”与“法益保护”的基石地位。它警示市场主体：任何试图通过行贿“润滑”诈骗链条的行为，都将面临刑法的全面清算。公权力的廉洁性与公共财产的安全性，是法治社会不可逾越的红线，双重法益必须获得双重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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