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卖淫类案件中，“明知”是必要犯罪构成要件。实际招募人员、发号施令和分配非法收入的组织者往往隐藏于幕后，犯罪团伙的低级成员对组织者的信息知之甚少。团伙组织者到案后，往往借助其日常隐于幕后的特性，辩称对场所的卖淫活动不明知，意图借此逃脱罪责；还有部分团伙低级成员到案后辩称，其仅听从管理人员的指挥行事，不明知场所内有卖淫活动。对于上述情况，如何综合运用证据规则认定行为人的主观明知是司法实践中的难点。

《涉卖淫刑案解释》规定组织卖淫罪的入罪要件为卖淫人数达三人以上，情节严重的刑罚升格条件之一为卖淫人数达十人以上，故准确认定卖淫人数对定罪量刑具有重要意义。组织卖淫类犯罪的案发主要通过公安机关现场查获，而当场抓获正在进行卖淫活动的卖淫人员往往有限，现场其他卖淫人员为逃脱或减轻罪责，经常以各种理由推脱和否认，如何综合证据情况准确认定卖淫人数是审理中的难点。

组织卖淫、协助组织卖淫等犯罪行为是组织卖淫类案件的打击重点，对犯罪行为的审查认定必须达到事实清楚且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这是此类案件事实审查的前提和基础。

具体而言，案件基本事实的审查思路可作如下提示：

（1）审查案发经过，重点关注线索来源情况是否符合案件侦破规律，犯罪嫌疑人是否均已抓获，是否还有在逃人员；

（2）审查卖淫犯罪活动的基本事实，结合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租赁合同、记账本、记钟本、价目表、微信记录、转账记录、视频资料、卖淫场所的所有人及租赁情况，综合认定卖淫活动的卖淫人数、卖淫人员的身份信息及被告人的获利情况等；

（3）审查卖淫团伙的组织框架及人员构成，确定各被告人的地位作用。

行为人主观明知的认定属于事实认定问题。明知包括知道和应当知道，明知的内容应为“行为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行为对象系卖淫活动”。

对明知的审查应结合全案事实和证据，综合判断明知状况和明知程度。当行为人否认犯罪事实，不能依据其供述对主观明知作出直接认定时，应认真审查被告人及同案犯供述、证人证言及其他客观证据等，以常情常识常理为依据，结合行为人的年龄阅历、身份背景及认知能力等综合认定，具体可考量以下影响因素进行判断：

（1）个人经历因素，表现为行为人的既往从业经历及在本次被指控的犯罪活动中担任职务的具体时间长短等；

（2）犯罪情节因素，表现为行为人在犯罪活动中实施的具体行为内容、获利情况、在组织中的地位作用、与其他同案犯的身份关系，以及是否有故意规避调查的行为等；

（3）其他影响因素，表现为行为人是否曾因卖淫类违法犯罪受过处罚，以及行为人的辩解是否合理等。

如案例一中，朱某辩称其并未参与按摩店的实际经营，不明知店内有卖淫活动，亦一直告诉负责实际经营的季某不要做违法违规的事情。

然而管理门店的季某指证是朱某制定店内卖淫的规章制度并安排其任务，负责收银的王某指证所涉卖淫人员的收入提成均由朱某确定后才能发放，相关微信转账记录证实按摩店的非法营业款项均转入朱某的微信账号，在朱某的手机上亦查证到可实时查看店内监控视频的软件，综合上述证据足以认定朱某对店内卖淫活动系明知。

该案中王某亦否认明知按摩店内有提供卖淫服务，但王某具有多年洗浴按摩行业从业经历，在涉案按摩店内任职超过半年，查获的收银单据等证明王某任收银人员期间客人付款数额均为800元、1000元等非正常花费，“老板”朱某与王某系叔侄关系，店内监控视频显示王某在公安机关查获现场有明显逃脱举动等，足以认定王某明知店内存在卖淫活动。

《涉卖淫刑案解释》细化规定组织卖淫类犯罪的入罪和刑罚升格条件，明确定罪量刑的卖淫人数要求。认定卖淫人员具体人数时，既要坚持证据裁判原则严格认定，又不能简单将现场查获的人数不加区分直接认定。

认定某人是否属于卖淫人员一般应具备以下证据：卖淫人员的证言、嫖娼人员的证言、被告人的供述、书证、现场物证等。对于现场抓获的正在进行卖淫嫖娼活动人员，上述证据较易收集，但对于现场抓获之前已经发生的卖淫嫖娼行为，要根据组织卖淫犯罪的特点认定案件事实。特别是既往嫖娼人员和已经离开卖淫场所卖淫人员的证言往往难以取得。在此情况下，除被告人供述外，还应注重审查相关人员的证人证言、相关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特别是记账单、上钟记录、考勤表及电脑数据等能够反映卖淫活动人数、次数的证据。

在基本证据扎实、基本事实清楚的前提下，应当依法、果断地认定涉案卖淫人数，而不能因为卖淫嫖娼人员的证言难以取证，就轻易地不予认定或简单就低认定。认定卖淫人数必要时可以采取模糊表述的方式，例如“十余人”，但需注意的是，在模糊表述卖淫人员为十余人时，对卖淫人员达到十人这一基本事实必须证据确实、充分。

如案例二中，现场查获人员中仅有六人自认系涉案场所的卖淫人员，仅有四人承认在涉案场所嫖娼或曾经嫖娼过，但现场查获的考勤表、上钟登记表等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至少有十个以上代号不同的卖淫人员，共千次以上的上钟记录；结账单反映的金额与各被告人供述的不同级别卖淫人员的单次价格、上钟登记表显示的卖淫次数能够大体印证；抓获的同案犯供述场所内有十多名卖淫人员提供卖淫活动，结合上述证据足以认定涉案场所内的卖淫人员人数在十人以上，该案应属于情节严重。

《涉卖淫刑案解释》第4条规定，明知他人实施组织卖淫犯罪活动而为其招募、运送人员或者充当保镖、打手、管账人等的，以协助组织卖淫罪定罪处罚，不以组织卖淫罪的从犯论处。从该规定可见，协助组织卖淫行为的罪质特征在于行为人没有具体参与管理或控制等组织行为，而只是在外围协助他人实施组织卖淫行为，提供物质、体力或精神上的帮助行为。

需要明确的是，《涉卖淫刑案解释》对组织卖淫和协助组织卖淫犯罪的概念表述均用了“招募”一词，但理解时应有所区分。其一，“招募”在组织卖淫罪中只是管理或者控制他人卖淫的手段行为，并非犯罪的构成要件，而协助组织卖淫罪中的“招募”本身就是犯罪行为。其二，组织卖淫罪中，行为人实施“招募”的目的是自己实施组织卖淫犯罪，而协助组织卖淫罪中行为人的“招募”目的是帮助组织卖淫者。

我国刑法中的从犯包括“起次要作用”和“起辅助作用”两种类型。从立法渊源及罪状表述看，组织卖淫的共同犯罪中，协助组织卖淫行为主要属于“起辅助作用”类型，刑法将该部分行为从组织卖淫罪中分离并单独设置罪名和法定刑，但“起次要作用”的从犯仍然保留，故协助组织卖淫与组织卖淫的区分，主要是指协助组织卖淫与组织卖淫从犯的区分。

两者可从行为人的具体行为方式加以区分：对组织卖淫犯罪的次要实行犯，即虽起策划、管理、控制作用，但在多名组织者中处于从属地位、发挥次要作用或听命于人的行为人，应以组织卖淫罪的从犯论处；对不涉及管理、控制等组织行为，仅在组织卖淫共同犯罪中提供便利条件，起辅助作用的帮助犯，则应以协助组织卖淫罪论处。需要注意的是，对于组织卖淫罪从犯的认定要综合案件具体情况审慎判断，不能因为已认定一名组织卖淫主犯，就轻易将其他同案犯认定为从犯。

如案例四中，樊某受雇参与组织卖淫犯罪，听从“老板”赵某的指示安排行事，地位明显从属于赵某，但从其行为方式看，其从事的是日常事务统筹、发放工资、记录考勤、安排接待嫖客等，在赵某不在场时亦可临时接管场所的运营、管理工作，故其实施的是组织卖淫犯罪中的管理行为，只是与赵某相比明显处于从属地位，在共同犯罪中系次要实行犯，综合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以组织卖淫罪的从犯论处，并无不当。

反观案例三中，杨某亦听从左某安排，从事网络招揽嫖客、与嫖客约定时间、提供地址等，但其行为均在左某制定的组织卖淫活动框架下进行，实施的仍然只是“客服”角色的协助行为，不涉及管理、控制等组织行为，故应以协助组织卖淫罪论处。

鉴于组织卖淫活动中人员构成复杂，新情况层出不穷，司法实践中对部分受雇参与组织卖淫活动人员的定性较难把握，有必要逐一厘清，力求实现准确定罪量刑。

受雇参与组织卖淫活动人员，是指受组织者雇佣参与组织卖淫活动的人员，其获取报酬的方式一般为固定工资，也可以是获取提成。此类人员较为常见的类型包括：

一是卖淫场所现场负责人，如总经理、店长等，主要任务为全面负责整个卖淫场所的日常运营与管理，场所内所有人员均听其指挥与调度；二是卖淫人员的负责人，如“妈咪”“老鸨”等，主要任务为安排卖淫人员上钟服务、计算及发放提成、对卖淫人员考勤等；三是客服人员，主要任务为利用手机、电脑等通信工具，发布招嫖信息、招揽嫖客、陪同嫖客挑选卖淫人员、介绍卖淫服务等；四是普通服务人员，如望风、带人、登记客服姓名、发放手牌、记录上下钟时间、催钟、收取嫖资等。

其中，客服人员与普通服务人员的任务内容有时会存在一定交叉，但并不影响定性，其为卖淫活动牵线搭桥或提供场外服务，属于典型的“为组织卖淫行为提供帮助”，以协助组织卖淫罪论处并无争议。争议较大的问题主要为受雇担任卖淫场所负责人及受雇担任卖淫人员负责人应如何定性。

（1）对于受雇担任卖淫场所负责人的定性

组织卖淫的犯罪团伙在组织架构上更类似于经营企业，强调“硬件”和“软件”的配置，相关涉案人员均为其中的经营者和参与者：经营者或出资者构建了卖淫组织“硬件”上的基本框架，而场所负责人的日常运营与管理则是维持卖淫活动正常运转所必不可少的“软件”。另一方面，从对卖淫人员的实际管理与控制来看，亦由场所负责人主要负责。

因此，受雇担任卖淫场所负责人的相关行为，在特征和作用上更贴近于经营者和管理人，在共同犯罪中处于主要实行犯地位，对其以组织卖淫罪论处更为妥当，但在量刑时应注意与起意者、出资者等角色的区分，充分体现该类人员在个案中所具体表现的社会危害性。

（2）对于受雇担任卖淫人员负责人的定性

组织卖淫案件的具体情况复杂多样，负责对卖淫人员排班、上钟、考勤等的负责人因与卖淫人员这一卖淫活动的核心要素紧密联系，故定性时应根据个案具体情况仔细甄别，审慎判断是否存在控制、管理行为。

若卖淫场所的卖淫人员系由此类人员带入团伙，则此类人员对卖淫人员的去留一般具有控制权，存在人身控制；卖淫人员的收入及利益分配亦由其决定和调度，存在财产控制，故实际上具有组织意义上的管理、控制作用。此类人员通常也因为对卖淫人员具有绝对掌控力而与组织卖淫者形成合作关系，往往出资参股或直接以卖淫人员的“人力”入股，接受分成，对此显然应以组织卖淫罪论处。

若卖淫人员的负责人系由卖淫团伙组织者雇佣并以工资提成计薪，且一般卖淫人员的分成比例由卖淫人员直接与组织者约定，非此类人员所能控制，此种情况下难以认定其对卖淫人员存在财产控制；该类人员的工作内容主要表现为对卖淫人员进行排班、考勤等，更多体现为执行组织者已经制定的坐班、请假制度，因此不宜直接认定其对卖淫人员存在人身控制。该类人员的行为虽具有一定的管理职能，但管理对象及权限范围均明显受限，与较为典型的招募、运送、管账等协助组织卖淫行为无本质区别，更符合协助组织卖淫罪的构成要件，宜以协助组织卖淫罪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