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村民之间捕捞权出让合同的性质及其处理

本案标的虽小，案情简单，但蕴含着十分复杂的法律关系。村务联席会议决议将国家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分配下来的入韩捕捞指标配额，以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名义通过竞标方式有偿出让给本村村民，到底是行政许可行为还是民事行为，利益归属如何认定？行为有效还是无效，能否撤销，撤销的话，损失如何承担，如何平衡当事人利益？本案是海事海商案件中极少遇到的适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相关规定的个案，也是对作为一项用益物权的渔业捕捞权其财产性权益可以依法处分的实践诠释，同时涉及民事行为无效和撤销的裁判处理问题，择要加以评析，颇具意义。

一、渔业捕捞权的法律属性与处分效力

(一)渔业捕捞权的法律属性

渔业捕捞权的主要法律依据是《渔业法》和《民法典》，前者规定了渔业捕捞许可制度，后者将其规定为用益物权之一予以保护，故理论上也称之为特许物权。渔业捕捞权具有行政许可和用益物权的双重属性。

1.行政许可属性

《渔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对捕捞业实行捕捞许可证制度。”第三款规定：“捕捞许可证不得买卖、出租和以其他形式转让，不得涂改、伪造、变造。”第四款规定：“到他国管辖海域从事捕捞作业的，应当经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的或者参加的有关条约、协定和有关国家的法律。”我国与韩国于2000年8月3日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政府渔业协定》(以下简称《中韩渔业协定》)，并于2001年6月30日生效。根据该协定，缔约方准许另一方国民及渔船在本国专属经济区从事渔业活动，并发放入渔许可证，但应遵守该协定及专属经济区所属国家法律法规。 本案中，国家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将6个入韩捕捞名额分配给桐照村，便是根据《中韩渔业协定》和《渔业法》的规定许可该村特定渔民在韩国专属经济区从事渔业捕捞的行政许可行为。但该行政许可行为具有特殊性，表现在：一是该行为是一个过程性行政行为，需确定具体的渔民并履行相关手续后才能发放捕捞许可证；二是捕捞许可证由韩国渔业主管部门签发，并根据双方之间的渔业协定由我国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给渔民使用；三是取得该捕捞许可的渔民在从事渔业捕捞时，要遵守《中韩渔业协定》和韩国的法律、法规的规定。这也正是桐照村此后采用竞标方式确定具体入韩捕捞名额的起因，以及原告起诉认为若被告在捕鱼资格确定前能够详尽告知有如此多的限制条件其断然不会申请入韩捕捞，并主张被告收取保证金行为无效的理由。

2.用益物权财产性权益属性

我国《民法典》将渔业捕捞权规定为用益物权。《民法典》第三百二十九条规定，依法取得的使用水域、滩涂从事养殖、捕捞的权利受法律保护。用益物权是非所有人对他人所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所享有的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同时《民法典》第三百二十四条还规定，国家所有或集体所有的自然资源可以由单位、个人用益。从权能上看，与所有权的四项权能相比，除对用益物没有处分权能外，用益物权具有对用益的财产或资源占有、使用、收益的权能；从权利保护上看，用益物权在受到侵害或受有损害时，有权获得物权保护；从权利救济方式上看，既包括行政法上的救济，如行政补偿；也包括民法上的救济，如排除妨害、赔偿损失。由此可见，渔业捕捞权除了具有行政许可的行政属性外，还具有用益物权的财产性权益属性。这是本案中评价桐照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竞标方式确定具体入韩捕捞名额行为效力的法理基础。

(二)渔业捕捞权的处分

本案当事双方最大的争议在于，渔船管理站根据村务联席会议决议以竞标方式确定入韩捕捞名额的行为是否有效。这涉及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渔业捕捞指标分配至桐照村后，其所具有的财产性权益归谁？二是渔船管理站是否可以有偿出让捕捞权或者捕捞权所包含的财产性权益？

1.渔业捕捞权财产性权益归属

国家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将6个入韩捕捞名额分配给桐照村，一方面意味着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许可该村6名特定渔民入韩从事捕捞生产作业；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相应捕捞权所包含的用益物权财产性权益归属于桐照村集体。前者属于国家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行政管理职权范围，无论村民委员会还是村集体经济组织均无此项职能；后者则属于村集体财产性权益，具有可处分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八条第二款规定：“村民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管理本村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引导村民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该条所指“其他财产”可作广义理解，包括财产性权益，都属于村集体所有，由村民委员会依法管理。由此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第一，此类渔业捕捞权财产性权益由国家通过法律设定、由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依法授予并伴随着渔业捕捞行政许可形成，是一种原始取得的权利，在未转移或者说未进一步确定入韩捕捞的渔民之前，属于村集体所有。第二，村民委员会负有依法管理此类渔业捕捞权财产性权益的职能与职责，以协调和促进村集体经济发展。第三，村民委员会属于自治组织，有自主管理村集体财产以及财产性权益的权利。本案中，村务联席会议决议由渔船管理站通过竞标方式确定具体的6个入韩捕捞名额，即是如此。

2.渔业捕捞权出让行为的效力

在讨论本案渔业捕捞权出让行为的效力之前，需要先确定几个基本前提：一是以二分法将渔业捕捞权所包含的权利区分为行政许可权和财产性权益，其中行政许可权须经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审批，捕捞许可证依《渔业法》第二十三条规定不得买卖、出租和以其他形式转让，而财产性权益属于民事权益，在未转移之前，属于村集体所有，村民委员会有权代表村集体进行管理和处分。二是上述财产性权益，属于原始取得，村集体予以处分的行为是一种出让行为，其与特定村民之间成立的是以渔业捕捞权财产性权益为标的的民事合同关系，这也是本案将原、被告之间的关系确定为渔业捕捞权出让法律关系的原因与理由。在此基础上，再来讨论捕捞权出让法律关系的效力问题。根据《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三条的规定，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须具备以下三项条件：一是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是意思表示真实；三是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此外，根据《民法典》第五百零二条第二款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从主体上看，渔业管理站是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成立的负责本村渔船管理和服务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其根据村务联席会议决议具体组织和落实入韩捕捞指标名额出让，符合《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原告林某某系该村村民，是渔船管理站管理和服务的对象，拥有符合参加竞标条件的219吨以下的双拖渔船，也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从意思表示上看，渔船管理站出让6个入韩捕捞指标名额的意思表示体现在其招标须知等材料中，而林某某受让捕捞指标名额的意思表示则体现在其报名参加竞标行为上，仅就捕捞权出让和受让行为而言，双方意思表示真实，至于是否存在可撤销情形将在后文讨论。从有无违反强制性规定上看，双方之间出让和受让捕捞权的行为，未违反《渔业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不存在违背公序良俗的问题。此外还需要指出，涉案入韩捕捞指标名额竞标行为，不同于《招标投标法》所规定的招投标，是否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能适用该法予以审查。从形式上看，由于指标名额只有6个，而符合条件的渔民有16人，故采取竞标并以有偿方式确定具体的入韩捕捞渔民，既有利于物尽其用，也有利于村集体经济发展，以便更好地服务于本村全体渔民，符合村集体财产或财产性权益处分的通常做法，而且渔船管理站此后已经按招标须知规定将韩国水产部颁发的捕捞许可证交给了林某某。综上，本案渔船管理站与林某某之间渔业捕捞权出让行为尽管有别于日常生活中的民事合同，也不属于行政协议，但仍应当依法认定有效。

二、渔业捕捞权出让行为撤销权的处理

(一)撤销权在诉讼上的处理

本案诉讼中，原告林某某始终认为被告渔船管理站无权通过竞标方式出让入韩捕捞名额，并要求确认行为无效，退还保证金。经释明后，林某某仍坚持上述意见。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取得入韩捕捞指标名额不应该有偿；二是渔船管理站在组织竞标时未告知其入韩捕捞有如此多的限制，否则其不会申请入韩捕捞。当事人主张行为无效，法院经审理认为行为有效，但具有可撤销的情形，而当事人又不申请撤销的，诉讼上如何处理，确实是个问题。如果因此裁定驳回起诉或者直接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既无法彻底解决纠纷，不符合原告起诉的真实意图，也增加了当事人诉累，浪费司法资源。《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显然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因此在其第四十二条中专门作了规定。分析该条，主要有以下几层意思：一是撤销权应当由当事人行使而不能由法院依职权撤销；二是一方请求履行，另一方主张撤销，应当审查并判断是否可撤销；三是当事人主张无效，依据的却是可撤销事由，如果无效的理由不成立，而撤销的理由成立，由于合同无效和可撤销的后果相同，可以结合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直接判决撤销。尤其最后一点，其结论和理由都可以直接适用于本案，很好地解决了当事人诉讼请求与法院裁判之间对应性的说理难题。林某某主张入韩捕捞名额出让行为无效、要求退还保证金的理由之一，便是认为：“若被告渔船管理站在入韩捕捞资格确定前能够详尽告知有如此多的限制条件，其也断然不会申请入韩捕捞。”该理由其实是认为其行为构成重大误解，属于当事人可主张撤销的事由之一。因此，本案对是否构成重大误解作了详细分析，并最终判决撤销了渔船管理站与林某某之间通过竞标方式出让捕捞权的行为。

(二)出让行为撤销后当事人的利益平衡

民事法律行为被撤销后，根据《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的规定，其法律后果及责任方式，简而言之是返还财产、折价补偿、赔偿损失。由于入韩捕捞具有期限性，而且涉及行政许可问题，本案中返还捕捞权无现实意义，但损失已实际发生，体现在：从受让人一方看，竞标款已经交付，而未有任何收益；从出让人一方看，退还竞标款则意味着集体财产性权益受到损害，也客观上影响了其他符合条件的渔民入韩捕捞的资格和机会利益。因此，本案应作损失补偿处理，在损失分担上则应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合理平衡当事人利益：第一，双方的过错程度。对于捕捞权出让行为被撤销，双方均有过错，但处理上应适度体现对因其重大误解而致民事法律行为被撤销一方当事人的不利评价。第二，双方之间的特殊关系。原、被告之间系村民与村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利益平衡应尽量适中，不宜极端。第三，捕捞作业的特殊性。本案出让的是入韩捕捞名额，相比于在我国海域从事捕捞作业，确有其特殊性，在该村还是首次，无论村民委员会还是渔船管理站，操作流程不够规范，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而原告系渔民，文化程度和认知水平有限，对入韩捕捞可能受到的诸多限制未深入了解，也在情理之中，不能过于苛求。第四，损失量化的合理性。6名渔民分别以5万余元至15万余元的出价竞得指标名额，其中本案原告林某某竞得价最低，为51200元。理论上讲，其他有资格参与竞标的渔民只要出价在林某某之上，就有机会竞得，因此可以将该金额视为损失的基本参考。根据案件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判决最终酌定由林某某承担损失3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