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兴良
摘要:销售型诈骗是发生在销售活动中的诈骗,在当前网络平台销售迅猛发展的背景下,销售型诈骗大有愈演愈烈之势。销售型诈骗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虚构商品销售、虚构商品功能或者虚构商品价值为欺骗手段所实施的诈骗行为。因此,销售型诈骗可以分为虚构商品交易、虚构商品功能、虚构商品价值三种类型。销售型诈骗和销售型欺诈之间存在非法占有目的、欺骗程度和内容上的不同,应当结合具体案情,从客观特征和主观特征上正确加以区分。销售型诈骗和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虚假广告罪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但它们在犯罪性质和罪名设置上存在明显差异,需要根据这些犯罪的构成要件加以严格区分。存在真实的交易内容的销售型诈骗,在诈骗数额的计算上对于是否扣除犯罪成本问题存在争议,应当采用交易目的落空理论,正确计算销售型诈骗的数额。 关键词:销售型诈骗;销售型欺诈;交易目的落空 销售型诈骗是普通诈骗罪的一种特殊类型,目前在现实生活中多有发生。它不仅侵犯了被害人的财产权利,而且对市场经济秩序也造成破坏。我国刑法并未单独设置销售诈骗罪的罪名,因而司法实务中对销售型诈骗的认定存在较多疑难问题。本文以我国刑法、司法解释和典型案例为根据,对销售型诈骗进行刑法教义学分析。 销售型诈骗是相对于销售型欺诈而言的,因此,若要界定销售型诈骗的概念,必须先划清销售型诈骗和销售型欺诈的界限。在某种意义上说,销售型诈骗和销售型欺诈之间的关系是刑事诈骗和民事欺诈之间的关系。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因为我国刑法将某些销售型的民事欺诈行为设立为独立罪名,因而存在销售型的民事欺诈刑事化的立法现象,由此导致销售型诈骗和销售型欺诈之间的关系极为复杂。下面,笔者分别对销售型诈骗及其与刑事化的销售型欺诈、非刑事化的销售型欺诈的区分加以论述。 (一)销售型诈骗的特征 销售型诈骗是指发生在销售活动中的诈骗罪。因此,销售型诈骗中的销售是指诈骗罪所发生的领域或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说,销售型诈骗是与销售活动紧密相连的诈骗犯罪。销售活动发生在出售方和购买方之间,销售的内容是商品。销售活动是商品流通的过程,它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里应当指出,在刑法理论中还存在交易型诈骗的概念。例如我国学者指出,“交易型诈骗是指行为人利用买卖等交易活动骗取被害人财物的诈骗犯罪类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自愿、真实、等价是交易的基本原则,交易行为的重要特点是双方存在对等的权利义务关系,在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交易事实骗取对方财物的场合,行为超越了民事欺诈的范围,依法应成立诈骗犯罪”。交易型诈骗中的交易,狭义上是指商品买卖,因此销售型诈骗也可以称为交易型诈骗。但广义上的交易不仅是指商品交易,还包括提供服务。这里的服务是指通过非实物形态的劳动为他人提供有偿或无偿帮助的活动,核心在于劳动创造价值,其表现形式涵盖履行职责、满足需求等经济活动。例如,我国《刑法》第226条规定的强迫交易罪不仅包括强买强卖商品的行为,还包括强迫他人提供或者接受服务的行为。因此,交易型诈骗的范围要比销售型诈骗更宽泛。本文论述的销售型诈骗是指狭义上的交易型诈骗,并不包括广义上的提供服务型的交易型诈骗。 销售型诈骗具有刑民交叉的性质,销售活动本身是一种民事行为,而诈骗则属于刑事犯罪的范畴。在销售型诈骗中,民事行为和刑事犯罪纠缠在一起,其界限难以区分,这就给销售型诈骗的司法认定带来了较大困难。可以说,销售型诈骗在所有诈骗犯罪类型中是最为复杂的犯罪,尤其是销售型诈骗和销售型欺诈之间的关系十分容易混淆。因此,在理解销售型诈骗的时候,应当结合销售型欺诈的概念,在相互比对中进行考察。 (二)销售型诈骗和刑事化的销售型欺诈的区分 销售型诈骗属于刑法中诈骗罪的范畴,目前我国刑法对销售型诈骗未设立独立罪名而以普通诈骗罪定罪处罚。但我国刑法将某些销售型欺诈行为予以刑事化,由此形成销售型欺诈犯罪。我国刑法中刑事化的销售型欺诈主要是指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此外还包括我国《刑法》第214条规定的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假冒注册商标是侵犯商标权的行为,被我国刑法规定为犯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则是由假冒注册商标罪所衍生的犯罪,即明知是他人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而进行销售的行为。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行为,对于购买者来说具有欺诈性,属于销售型欺诈的范畴。立法机关将这种民事欺诈刑事化,因而构成刑法中的犯罪。应当指出,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中的欺诈是将伪劣假冒商品进行销售,直接欺骗购买者,这是一种商品质量的欺诈。当然,在现实生活中也不排除购买者知假购假的情形,因为销售的伪劣商品价格低廉,因而购买者即使明知其为伪劣商品,却贪图便宜而购买。在这种情况下,伪劣商品的销售者和购买者之间并不存在骗与被骗的关系。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不知情而购买伪劣商品的消费者则属于被欺诈而购买。至于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的欺诈主要表现为商标的欺诈,购买者将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误以为是合法注册商标的商品而购买,因而形成对购买者的欺诈。在现实生活中还存在双重欺诈的情形,即购买者所购买的商品既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同时又是伪劣商品。对于这种情形,《刑事审判参考》第115号案例“陈建明等销售伪劣产品案”明确了区分规则。该案的裁判要旨指出:“就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而言,存在两种情况:其一,假冒商标,同时商品本身质量未达到同类产品最低质量标准,属于不合格的产品;其二,假冒商标,但商品本身质量达到同类合格产品的最低质量标准,属于合格的产品。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产品的行为具体构成何罪,关键在于所销售商品的质量是否合格:销售质量合格的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应当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定罪处罚;销售质量不合格的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则同时构成两罪,择一重处”。笔者赞同上述处理规则,此种情形属于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和销售伪劣产品罪的想象竞合,应当从一重罪处断。 销售型诈骗属于普通诈骗罪,因而不同于销售型欺诈。应该说,两者都发生在销售过程中,都在不同程度上破坏了交易秩序,侵犯了购买者的合法权益。但两者在欺骗程度上有所不同:销售型诈骗是非法占有型的诈骗犯罪,而销售型欺诈则是虚假陈述的民事欺诈。销售型诈骗是发生在商品交易中的诈骗,以往的商品交易活动都是以集市、店铺或者市场为销售场所,因而是针对购买者的直接销售。即使发生销售型诈骗也是针对个别购买者的诈骗,通常诈骗数额较小。尤其是这种销售型诈骗保持了传统诈骗的面对面诈骗的特征,易于识别,能够及时获得救济。在这种情况下销售型诈骗和销售型欺诈事实上很难区分,因此绝大多数都作为民事纠纷解决。但随着目前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大规模的网络化、平台化和组织化的销售型诈骗,本来并不突出的销售型诈骗案件呈现出涉众性的特点,针对老年人等容易被骗人群,诈骗数额大,因此引起社会公众的关注,司法机关也采取了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那么,为什么刑法对销售型欺诈设立了十余个罪名,但对销售型诈骗却没有单独设立罪名?笔者认为,销售型欺诈主要发生在商品交易活动中,具有对市场经济秩序的破坏性,因而被立法机关设立为独立的犯罪类型。而销售型诈骗则多发生在日常生活中,以往案件发生量不是很大。随着市场交易活动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销售平台的网络化,销售型诈骗案件的数量大幅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普通诈骗罪的特殊类型,销售型诈骗受到司法机关的高度重视。当然,是否有必要单独设立销售型诈骗罪还值得探讨。 (三)销售型诈骗和非刑事化的销售型欺诈 非刑事化的销售型欺诈是指在销售活动中,以欺诈方法欺骗购买者,实施民事欺诈的行为。在现实生活中,销售型欺诈是大量存在的,只有极少部分被立法机关规定为犯罪。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根据上述规定,销售型欺诈是指提供商品过程中的欺诈行为,它和服务型欺诈是两种不同的民事欺诈类型。在司法实务中,销售型欺诈的成立条件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要素:第一是欺诈行为,第二是欺诈故意,第三是被欺诈人陷入错误认识,第四是被欺诈人是否基于错误认识作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销售型欺诈的处理主要是两种路径:第一是行政处罚的路径,例如我国市场管理的相关行政法规,对经济活动中的销售型欺诈行为设立了行政处罚。第二是民事路径,《民法典》第148条规定,“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第149条规定,“第三人实施欺诈行为,使一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欺诈行为的,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民法典》上述关于民事欺诈的规定,明确了存在民事欺诈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应当予以撤销。非刑事的销售型欺诈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类型。 1.商品价格欺诈。商品价格欺诈是指隐瞒真实价格,欺骗他人,诱使他人以高价购买商品的欺诈行为。2022年4月14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颁布的《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该《规定》要求经营者明码标价,根据《规定》第2条第2款,这里的明码标价是指经营者在销售、收购商品和提供服务过程中,依法公开标示价格等信息的行为。违反明码标价的销售行为往往容易产生价格欺诈,《规定》第2条第3款对价格欺诈做了界定,指出:“本规定所称价格欺诈,是指经营者利用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的价格手段,诱骗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与其进行交易的行为。”这里的价格手段,是指企业通过调整产品或服务的价格,以此影响市场需求、打击竞争对手或实现特定经营目标的竞争策略。价格手段包括降低价格或者提高价格,无论是哪种价格手段都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不能采取价格欺诈方法销售商品。《规定》第19条规定:“经营者不得实施下列价格欺诈行为:(一)谎称商品和服务价格为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二)以低价诱骗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以高价进行结算;(三)通过虚假折价、减价或者价格比较等方式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四)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时,使用欺骗性、误导性的语言、文字、数字、图片或者视频等标示价格以及其他价格信息;(五)无正当理由拒绝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价格承诺;(六)不标示或者显著弱化标示对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不利的价格条件,诱骗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与其进行交易;(七)通过积分、礼券、兑换券、代金券等折抵价款时,拒不按约定折抵价款;(八)其他价格欺诈行为。”价格欺诈属于销售型民事欺诈行为,并不构成销售型诈骗。这种价格欺诈行为应当受到行政处罚,并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2.商品量值欺诈。商品量值欺诈是指在商品的数量或分量上弄虚作假,使消费者实际获得的商品数量或分量低于商家承诺或其价款所对应的数量或分量。《商品量计量违法行为处罚规定》第2条规定:“本规定所称商品量,是指使用计量器具,对商品进行计量所得出的商品的量值。”由此可见,商品量值是商品计量的重要指标,对商品价格具有重要影响。商品量值欺诈也就是俗称的缺斤短两,这是一种计量违法行为,也是较为常见的销售型欺诈。《计量法实施细则》第48条规定:“使用以欺骗消费者为目的的计量器具的单位和个人,没收其计量器具和全部违法所得,可并处2000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对个人或者单位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般的商品量值欺诈属于销售型民事欺诈行为,并不构成销售型诈骗。根据我国法律规定,该欺诈行为应当受到行政处罚,并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3.商品质量欺诈。商品质量欺诈是指经营者在提供商品时,在商品的真实质量、性能、成分、产地等信息上弄虚作假,欺骗或者误导消费者,使其在违背真实意愿的情况下购买商品。《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0条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这里的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就是商品质量欺诈,包括两种欺诈行为:第一种是虚假宣传,第二种是误导宣传。商品质量欺诈属于销售型民事欺诈行为,并不构成销售型诈骗。根据我国法律规定,这种行为应当受到行政处罚,并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非刑事化的销售型欺诈是民事欺诈在销售活动中的表现,虽然我国刑法对这种销售型欺诈行为没有规定为特定犯罪,同时上述这些销售型欺诈也不可能作为销售型诈骗受到刑事处罚,但其应当受到行政处罚,并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对比销售型诈骗和销售型欺诈,就欺骗的程度而言,前者远超过后者。因为销售型诈骗是以销售为名实施诈骗,销售的内容根本或者几乎没有使用价值;而销售型欺诈则是在商品销售中弄虚作假,但仍然不能否定销售民事法律关系的存在,其销售的商品具有一定的使用价值。因此,销售型诈骗属于刑事诈骗,而销售型欺诈属于民事欺诈。在这个意义上说,销售型诈骗和非刑事化的销售型欺诈的关系是罪与非罪的关系。 如前所述,销售型诈骗是普通诈骗罪的一种特殊类型,它既有诈骗罪的共同特征,同时又具有特殊性。销售型诈骗和其他诈骗的主要区别就在于欺骗方式和对象的不同。其中,欺骗方式是指在销售活动中就销售内容进行欺骗,而欺骗对象是指骗取购买方的标的物。诈骗罪的欺骗行为包含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两种情形,在销售型诈骗中采用的主要是虚构事实的欺骗行为。因此,对销售型诈骗的欺骗方法也应当从虚构事实的意义上加以揭示。司法实务中销售型诈骗主要存在以下三种类型。 (一)虚构商品交易的销售型诈骗 虚构商品交易的销售型诈骗是指以商品销售为名,收取价款以后,客观上没有交付货物,主观上没有履约意图,因而根本没有商品交易的真实内容,以此骗取他人财物的行为。这是一种典型的销售型诈骗,即以销售商品为名骗取他人财物。虚构商品交易在面对面的交易活动中通常不可能发生,因为面对面交易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而且对钱的真假和货物的真假都要进行当场检验。因此,一方交付价款、一方交付货物能够保证交易的真实性。但在网络交易的情况下,销售者和购买者并不处在同一物理空间,交易往往发生在网络虚拟空间。如果是正规的网络销售平台,交易的真实性由平台进行管控和保证,因此虚构商品交易的情形较少发生。但在其他网络空间,交易的真实性难以得到保证,因而就会出现虚构商品交易的销售型诈骗。例如谢某等诈骗案:2018年11月,谢某等合谋通过假扮卖茶女卖茶叶的方式实施诈骗活动。谢某等让业务员将用于实施诈骗的微信号持有人塑造成年轻貌美女子形象,加全国各地若干男性为微信好友后,进行网络交友。之后,以卖茶叶为幌子,编造自己炒茶叶受伤、过生日、自己被相恋多年的男友抛弃等事由,向被害人索要红包或推销茶叶,被害人基于业务员谎称的身份和编造的事由,并出于同情、仗义等心理,向业务员发送红包或购买茶叶。截至案发,共计诈骗被害人290余人,诈骗金额达34万余元。在本案中,被告人在微信中冒充福建安溪卖茶女,以销售茶叶为名,对他人实施诈骗,属于虚构商品交易的销售型诈骗。虚构商品交易的销售型诈骗中的销售是虚假的,只不过是诈骗的一个幌子。本案发生在微信空间,具有一定的虚拟性,而且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管控,被害人容易上当受骗,属于虚构商品交易型销售诈骗。在虚构商品交易的情况下,由于并不存在真实交易内容,属于无对价地骗取他人财物,因而诈骗的性质十分明显。虚构商品销售在客观上表现为虚构销售的假象,采用各种话术引诱他人购买货物,但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并无履约的意图。因此,客观上是否实际履约以及主观上是否具有履约意图对于正确认定虚构商品交易的销售型诈骗具有重要意义。 (二)虚构商品功能的销售型诈骗 虚构商品功能的销售型诈骗在现实生活中较为常见。虚构商品功能是将不具有某种功能的商品虚构为具有某种功能的商品进行销售。每一种商品都具有不同的功能,正是商品的某种特定功能能够满足购买者的需求,因而触发购买的欲望。在商品不具有某种特殊功能的情况下,虚构具有该种功能的行为,是虚构商品功能的销售型欺骗。虽然在虚构商品功能的销售中,购买者支付的价款存在与之对应的商品,似乎具有交易的真实内容,但由于所购买的商品不具有销售者所宣称的功能因而实际上不能满足购买者的需求,该购买是建立在对商品功能的错误认识基础之上的,因此销售者构成销售型诈骗。上文中非刑事的商品质量欺诈行为中,虽然也涉及商品的性能,但这里的欺诈更强调的是一种误导;而虚构商品功能的销售型诈骗,则本质上是一种虚构,两者从性质上看还是存在区别的。 虚构商品功能的销售型诈骗行为与虚构商品交易的销售型诈骗行为的区别在于,虚构商品交易的销售型诈骗中根本就不存在销售的真实内容,购买者支付价款却没有获得货物,因此符合基于错误认识而交付财物,并遭受财产损失的诈骗罪要件。但在虚构商品功能的销售型诈骗中,从形式上看存在交易的真实内容,销售者交付了货物,购买者收到了货物。但这种行为之所以认定为销售型诈骗,就在于购买者之所以支付价款购买该种商品,是由于销售者虚构商品功能,因而购买者所购买的商品不能满足购买目的,相当于并未购买到自己真正想要购买的商品。因而,这是一种交易目的不能实现的销售型诈骗。例如刘某甲等诈骗案:2020年至2023年,被告人刘某甲等为谋取非法利益,在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潢川县租赁房屋,购买手机、电脑等作案工具,先后招揽多名行为人,利用聊天工具,使用统一话术剧本,发布虚假广告,以冒充专家、制作虚假图片等方式,将市场上销售的“杞草黄精植物饮品、植物蛋白固体饮料”等普通男性保健品,虚构为具有治疗性功能障碍等疾病的功效等,以产品进价的10倍价格出售,骗取他人财物。刘某甲等从他人处大量购买含有姓名、手机号、家庭住址等信息的个人信息共计11517条,然后有针对性地选取被害人进行诱骗。具体包括如下步骤。第一,约单。由业务员专门针对前期购买过男性药品或保健品的人员进行联系,谎称公司有专业男科指导老师可以治愈男性生理疾病,初步取得客户信任。第二,打单。由其他话务员按照话术冒充专业男科指导老师等虚假身份与客户联系,诱骗受害人订购冒充具有功效的产品。第三,跟单。在骗取客户信任后使用二维码收款、快递货到付款等方式收取受害人钱款,同时进行售后追踪,在客户提出异议时进行处理。2020年1月1日至2023年7月31日,刘某甲等诈骗金额为6370564.46元。刘某甲等在商品销售过程中实施了欺骗行为,但本案的性质到底是销售型诈骗还是销售型欺诈,需要具体分析。 从本案的案情来看,刘某甲等所销售的两种商品——杞草黄精植物饮品、植物蛋白固体饮料是真实的,这两种商品属于普通男性保健品,是具有销售资质的正规保健品。刘某甲等在销售过程中的欺骗行为主要表现为:虚构具有治疗性功能障碍等疾病的功效,这是以保健品假冒药品,属于商品功能和功效的欺骗;虚假宣传,例如使用统一话术剧本,发布虚假广告,冒充专家、制作虚假图片等。应该指出,这两种欺骗行为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前者是内容,后者是形式。虚假宣传都是围绕虚构商品功能和功效而展开的,虚构商品功能是核心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案的欺骗行为是以假充真的欺骗。这里的以假充真并不是以非保健品充当保健品,而是以非药品(保健品)充当药品。因此,本案中购买者想要购买的是药品,但实际收到的却是保健品。就购买药品来说交易内容是虚假的,因而销售者构成销售型诈骗。本案的裁判要旨指出:“对于出售商品价格与成本价差距悬殊,采用固定销售话术剧本诱使被害人反复购买,致使被害人购买商品所希望达到的目的根本无法实现的,可以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属于网络销售型诈骗犯罪,依法以诈骗罪论处。”在该裁判要旨中提及出售商品价格与商品成本差价悬殊,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任何商品的市场价格都不是固定的,而是随着市场需求浮动,不能简单地根据商品的进价和销售价格之间的比例作为认定欺骗的根据。对于商品价格来说,只有价格悬殊到商品已经实质上成为诈骗的道具,其交易的真实性被完全否定的情况下,才能考虑构成诈骗。值得注意的是,本案裁判要旨还论及目的无法实现,这是销售型诈骗判断的实质标准,对于认定虚构商品功能的销售型诈骗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意义。 德国诈骗罪教义学中存在目的落空理论,该理论是指诈骗罪的被害人因被欺骗而追求的交易目的未能实现的情况。德国学者指出:“在损失查明中,从社会性目的落空(Sozialzweckverfehlung)和经济上毫无意义的支出的角度总结的案件,也与相关财产所有者的个人情况和所谓个人的损失影响的考察相关。”在诈骗罪的司法认定中,该理论要求关注被害人主观目的与财产损失之间的法益关联性。如果被害人的目的因欺骗行为而落空,且这种落空与财产损失之间存在法益关联性,同时被害人对目的落空不存在自我答责的情况,那么就应当构成诈骗罪。反之,虽然存在欺骗行为,但交易目的并未落空,则并不存在财产损失,因而排除诈骗罪的构成。在德国诈骗罪教义学中目的落空理论通常在捐赠诈骗案件中采用,并且以目的是否落空作为判断是否存在财产损失的依据。德国捐赠诈骗存在以下两种类型:其一是双方约定的使用目的落空;其二是约定使用目的之外的目的落空。目的落空理论要求在认定诈骗罪的时候,不仅要考察欺诈行为、财产处分和财产损失等客观要件,还要关注被害人的主观目的。对于一般诈骗罪而言,并不需要考虑目的落空问题,只要考虑被害人是否因为欺骗行为产生认识错误,并基于认识错误而交付财物,即可完成对诈骗罪构成要件的判断。但在类似德国捐赠诈骗的情形中,需要以目的落空作为认定诈骗罪的补充性条件。笔者认为,目的落空理论不仅可以适用于捐赠诈骗,而且还可以适用于销售型诈骗。对于一般诈骗来说,都是采用欺骗方法,无对价地取得他人财物,因此财产损失显而易见。但在销售型诈骗中,除了虚构商品交易的销售型诈骗以外,其他类型的销售型诈骗都存在真实的交易活动,并具有一定的对价。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采用交易目的落空理论,才能否定交易的法律意义。当然,在销售型诈骗中,交易目的落空理论不仅具有入罪意义,同时也具有出罪功能。我国有学者采用交易目的落空理论解释诈骗罪的成立与否,其指出:“对于诈骗罪来说,交易目的落空并不一定侵害财产权或导致财产损失。因此,目的落空不能作为入罪的充要理由。就出罪而言,如果交易目的没有实质落空,则予以出罪。”在虚构商品功能的销售型诈骗中,销售者所交付的商品并非没有任何价值,只是没有销售者所宣称和购买者所期待的功能。因此,在判断是否被欺骗和是否存在财产损失的时候,就需要从正反两个方面考察销售者所交付的财物是否具有购买者所期待的功能。如果没有交易双方约定的功能,即使存在其他功能,也不能认为交易目的没有落空。反之,在约定并不明确的情况下,只要销售者所交付的财物在客观上或者实质上具有一定的功能,也应该认为交易目的没有落空,从而予以出罪。 (三)虚构商品价值的销售型诈骗 虚构商品价值的销售型诈骗是指销售者采取虚假宣传的手段,对商品的价值进行以假充真的虚构,采用欺骗方法销售商品的行为。在虚构商品价值的销售型诈骗中,虽然存在商品,但由于销售者对商品价值进行了虚构,致使购买者基于错误认识而购买商品,由此遭受重大财产损失。虚构商品价值的销售型诈骗在欺骗内容上不是对事实的欺骗,而是对价值的欺骗。在诈骗罪的刑法教义学中,对于事实欺骗,也就是虚构事实的欺骗并无争议。但对于价值欺骗,也就是虚构价值的欺骗则存在不同观点。价值欺骗之所以产生争议,是因为通常认为事实是客观的,因而是否虚构事实进行欺骗具有客观标准。但价值具有一定的主体偏好性,缺乏客观判断标准,因而不宜将虚构价值的欺骗认定为诈骗罪。我国学者赞同虚构价值可以构成诈骗罪的观点,例如张明楷教授指出:“价值判断虽然因人而异,但通常情况下也有大体的公认标准。人们之所以将某种广告称为夸大广告,显然是因为该广告宣称的内容与事实存在不相符合之处。所以,行为人完全可能就价值判断作出虚假表示。也正因为如此,价值判断及其他意见的表示的确可能使他人陷入认识错误进而处分财物。例如对于古董、文物等物品,事实上也存在大体的价值标准。行为人将清代文物声称宋代文物时,固然属于欺骗行为;而当行为人声称清代文物比故宫博物院的所有文物或者比世界上的一切文物都有价值时,也不能否定其欺骗性。”因此,价值判断并非完全没有客观标准,虚构商品价值也可以认定为销售型诈骗。 在一般情况下,销售商品的时候销售者都会对商品价值进行一定的夸大宣传,以此触发购买者的购买兴趣。正如俗语所言,“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但在虚构商品价值的销售型诈骗中,销售者对商品的价值进行了无中生有的虚构,完全超出了正常商品宣传的界限。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存在真实的商品交易,一方交钱,一方交货,但货不对板,导致受害人上当受骗。例如徐某等诈骗案: 2018年初,被告人徐某、周某与他人购买了富乾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后,徐某、周某安排沈某等14人,在公司销售所谓的纪念币(章)、玉石、书画作品等“藏品”,派发传单进行广告宣传,以赠送小礼品等方式吸引不特定人到公司后,虚假宣传公司系国有企业授权销售方,谎称购买“藏品”可享有国家补贴,虚构“藏品”系限量供应、在市场上具有稀缺性、具有较高的价值及短期升值空间、“藏品”升值后由公司提供途径帮助销售实现盈利等事实,隐瞒纪念币(章)、玉石、书画作品等“藏品”实际价值及其并无稀缺性的真相,欺骗被害人购买纪念币(章)、玉石、书画作品等“藏品”,向被害人开具虚假“收藏品全国统一专用收藏票”。截至案发,徐某等人骗取46名被害人(大部分为老年人)379万余元。法院认为,被告人徐某、周某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本案被告人谎称公司系国有企业授权销售方,获取老年人信任,抓住老年人识别鉴定能力较弱的特点,鼓吹收藏品增值空间大、投资利润丰厚,使老年人相信收藏品投资能够提供养老保障、消除养老后顾之忧,诱骗老年人高价购买廉价批发的玉石等所谓收藏品。实际上,被告人销售的收藏品根本没有收藏价值,纯粹是诈骗的道具。因此,本案虽然存在真实的交易行为,但由于被告人将一般工艺品虚构为收藏品,采用虚构商品价值的方法欺骗购买者,销售价格与成本价格之间极为悬殊,并且不能正常退货、换货,因此交易活动只是掩盖诈骗的外衣,应以诈骗罪论处。 虚构商品价值的欺骗方法不同于商品销售中的虚假宣传和误导宣传。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9条规定:“经营者不得对其商品的性能、功能、质量、销售状况、用户评价、曾获荣誉等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和其他经营者。”在此,《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了虚假宣传和误导宣传两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其中,虚假宣传对应于欺骗消费者,误导宣传对应于误导消费者。就此而言,采用虚假宣传和误导宣传方法销售商品只是一种销售型欺诈的行为,不构成销售型诈骗。虚假宣传和误导宣传只是对商品性能的一种夸大,还没有达到虚构事实的程度,因而属于销售型欺诈。 销售型诈骗是近年来愈演愈烈的诈骗类型,尤其是在网络平台销售普及的情况下,成为刑事司法实务中惩治的重点之一。销售型诈骗具有刑民交叉的性质,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往往交织在一起,对诈骗罪的认定带来较大难度。因此,应以刑法规定为根据,对销售型诈骗中的疑难问题进行教义学分析。 (一)销售型诈骗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关系 销售型诈骗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之间的关系,关涉刑事诈骗和民事欺诈的区分,在我国刑法学界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如前所述,销售型诈骗和销售型欺诈是不同的,我国刑法中的销售型欺诈可以分为刑事化的销售型欺诈和非刑事化的销售型欺诈。我国刑法中的销售型欺诈犯罪,集中体现在《刑法》第140条规定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1979年《刑法》并未规定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司法实务中将该类犯罪行为以投机倒把罪论处。例如1985年7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以下简称《解答》)第6条规定在生产、流通中,以次顶好、以少顶多、以假充真、掺杂使假的行为,以投机倒把罪论处。《解答》规定的“以次顶好、以少顶多、以假充真、掺杂使假”就是伪劣商品,销售上述伪劣商品的行为具有销售型欺诈的性质。及至1993年7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关于惩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以单行刑法的方式对伪劣商品犯罪做了规定,其中第1条规定的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其行为是生产者、销售者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此外,《决定》还根据伪劣商品的类型设立了不同罪名,由此形成伪劣商品犯罪的罪名体系。在1997年刑法修订中,立法机关将《决定》的内容吸纳到刑法之中,经过修订,形成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一节的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 根据2001年4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1条规定:“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在产品中掺杂、掺假’,是指在产品中掺入杂质或者异物,致使产品质量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或者产品明示质量标准规定的质量要求,降低、失去应有使用性能的行为。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以假充真’,是指以不具有某种使用性能的产品冒充具有该种使用性能的产品的行为。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以次充好’,是指以低等级、低档次产品冒充高等级、高档次产品,或者以残次、废旧零配件组合、拼装后冒充正品或者新产品的行为。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不合格产品’,是指不符合《产品质量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质量要求的产品”。这是《解释》对伪劣产品的界定,据此,销售上述伪劣产品的行为属于销售型欺诈。这里的销售型欺诈,是指采用欺诈的方法销售伪劣产品。除了《刑法》第140条规定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以外,从第141条至第148条规定的是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的特殊罪名。根据《刑法》第149条的规定,第140条规定之罪与第141条至第148条规定之罪之间存在普通法和特别法的法条竞合关系。因此,第141条至第148条规定的犯罪均属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类犯罪,生产、销售《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一节规定的伪劣商品行为都属于销售型欺诈。例如以假充真就是典型的欺骗,但该欺骗行为又没有达到完全否定交易的程度,也就是虽然是假货,但仍然具有一定的使用价值。因此,销售伪劣产品的行为只是对购买者的欺诈。由于此种欺诈行为针对社会上不特定的购买者,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并且破坏商品交易秩序,因而被立法机关规定为犯罪。应当指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中,虽然列举了生产和销售两种行为,但销售是主要行为,生产是次要行为。因为伪劣产品主要是通过销售流入市场的,犯罪分子也是通过销售实现非法获利的,并且绝大多数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件都是在销售环节案发的。因此,《刑法》第140条规定,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是以销售金额作为定罪处罚的根据。这里的销售金额,根据前引《解释》第2条的规定,是指生产者、销售者出售伪劣产品后所得和应得的全部违法收入。伪劣产品未销售,货值达到销售金额3倍以上的,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定罪处罚。由此可见,销售行为对于定罪量刑起到主要作用。销售伪劣产品罪之所以是销售型欺诈犯罪的主体部分,是因为它涵盖了几乎所有在市场流通的商品,并且是以违反《产品质量法》为前置条件的,对于维护产品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在我国刑法中,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属于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罪,具有经济犯罪的性质,是一种秩序犯。诈骗罪则属于侵犯财产罪,属于财产犯。因此,两者在刑法分则中的体系性地位不同,性质也有所不同。但在司法实务中,两者的界限容易混淆,在刑法理论上也存在分歧意见。例如以低价普通白酒假冒高价知名白酒的生产、销售行为如何定性,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在司法实务中存在类似案例:2020年8月,田某、鄢某共谋用普通白酒假冒知名白酒诈骗钱财,随后,鄢某约孟某加入。田某以市场价购买了3件普通白酒,并将这些酒装入知名白酒瓶内,冒充某知名白酒。随后,田某将3件假冒的知名白酒交给鄢某、孟某。次日,鄢某、孟某根据路边看到的“高价回收酒”广告联系孙某。两人用3件假冒知名白酒骗走孙某购酒款47700元。法院判决鄢某、田某、孟某犯诈骗罪,判处一年至二年二个月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在本案中,被告人以普通白酒假冒知名白酒并销售给他人,这里既存在假冒注册商标的行为,又存在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行为,还存在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行为及诈骗行为。那么,这些行为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呢?我国学者在论述以低价白酒冒充知名白酒行为的具体处断时,指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保护的法益是国家对产品质量的监管秩序和不特定多数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假冒注册商标罪保护的法益则是注册商标专用权。因此,在以低价白酒冒充知名白酒行为中存在两种可能,即行为人以不合格的白酒冒充知名白酒,以合格的白酒冒充知名白酒,既可能侵犯产品质量的监管秩序,也可能侵犯注册商标监管秩序,还可能同时侵犯二者,不能一概而论。在定罪时需要确定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与假冒注册商标罪之间的关系,对此,主要存在法条竞合、想象竞合的观点。笔者认为二者之间是因行为产生的竞合,而非因法条之间的交叉、重合关系而产生的竞合,因此二者是想象竞合而非法条竞合关系。”以低价白酒冒充知名白酒行为的定性涉及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和诈骗罪等数个罪名,并且这些罪名之间存在较为复杂的关系。对此应当逐一进行分析,以便得出正确的定罪结论。 在本案中,假冒知名白酒的行为如果表现为套用知名白酒的商标、标识,则该行为符合假冒注册商标罪的构成要件。至于本案的行为是否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则取决于对假冒注册商标的行为人销售其本人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是否同时构成了假冒注册商标罪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从《刑法》第214条规定可以看出,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以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为前提,这里的明知只能是明知是他人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而销售的,因此销售本人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行为只能以假冒注册商标罪论处,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行为属于不可罚的事后行为,不再另行定罪。在本案中,普通白酒和知名白酒在质量上都是合格的白酒,因此本案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因为伪劣产品是指没有达到相应质量标准的产品。在《解释》中,将伪劣产品的“以假充真”解释为“以不具有某种使用性能的产品冒充具有该种使用性能的产品”。从形式上看,普通白酒并非知名白酒,两者之间存在真假关系。因此以知名白酒为本位分析,则以普通白酒假冒知名白酒确实具有以假充真的特征。但《产品质量法》中的以假充真是指对某个产品以假充真,比如在知名白酒生产过程中以普通白酒进行灌装,因而针对该知名白酒本身是以假充真,并不符合知名白酒的质量标准。而在本案中,普通白酒和知名白酒分别符合各自的质量标准,因而不存在《产品质量法》中以假充真的问题。此外,《解释》还将伪劣产品的“以次充好”解释为“以低等级、低档次产品冒充高等级、高档次产品”。本案被告人以普通白酒假冒知名白酒,是否属于这里的以低档次产品冒充高档次产品呢?从字面上看似乎符合,但以次充好的实质是在同一产品中,违反质量管理规定,以次充好,因而未能满足产品的质量要求。因此,以低档次白酒假冒高档次白酒的行为并非《产品质量法》意义上的以次充好。由此可见,本案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那么,本案是否符合销售型诈骗罪的构成要件?笔者认为,本案以普通白酒冒充知名白酒进行销售的行为属于虚假宣传的销售型诈骗。被告人将普通白酒宣称为知名白酒进行销售,致使被害人以高价购买普通白酒,造成财产损失。综上所述,本案被告人的行为分别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和诈骗罪,两者之间存在想象竞合关系,法院对本案被告人以诈骗罪论处是完全正确的。 如前所述,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具有欺诈的性质,但和诈骗罪是不同的。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和诈骗罪之间究竟是何种关系,我国学界存在不同观点。例如我国学者提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与诈骗罪之间存在特别法和普通法的竞合关系,指出:“诈骗罪的保护法益是财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保护法益是经济秩序。一个行为完全可能同时触犯诈骗罪与销售伪劣产品罪,对此应当认定为想象竞合犯,从一重罪处断。”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把欺诈行为和诈骗行为混为一谈,笔者并不赞同。我国刑法中的经济诈骗罪,包括金融诈骗罪、合同诈骗罪等,确实具有保护客体的双重性:既保护财产,同时又保护经济秩序。经济诈骗犯罪和普通诈骗犯罪,由于构成要件行为具有同一性,因而两者之间具有竞合关系。然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虽然存在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等行为,该行为对购买者具有一定的欺骗性,但伪劣产品仍然具有一定的使用价值,只是产品质量没有达到国家或者行业标准。因此,从客观上说,销售伪劣产品的行为只是导致购买者购买了伪劣商品,经济上受到一定损失,但并没有达到因认识错误而交付财物的程度。从主观上说,伪劣产品的销售者也具有非法获利的目的,但其是意欲通过交易获取相应的价款。这与诈骗罪主观上所具有的非法占有目的还是不同的,非法占有目的通常是无对价地取得他人财物,在性质上和窃取、劫取、夺取相同。由此可见,作为销售型欺诈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不能等同于诈骗罪,两者应当加以区分。此外,还有观点认为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与诈骗罪之间存在交叉关系,指出“我国司法解释对销售伪劣产品罪有关规定存在不同解释,导致销售伪劣产品罪与诈骗罪存在交叉关系,但不能因为部分情节存在交叉关系,就认定两罪整体属于包容关系,甚至以诈骗类犯罪特殊形式理解销售伪劣产品罪。而应通过交易物的流通性、使用价值、交换目的以及行为的经营性四个方面对行为进行整体评价。行为人以侵犯指向商品的使用价值为目标,降低、失去、冒充应有使用价值的,但依据法律法规可以进行流通,满足消费者基本需求,且消费者对伪劣产品的基本种类与性质并没有陷入错误认识的,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这种观点对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与诈骗罪进行具体分析,否定一概而论的观点,是正确的。当然,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中的以假充真能否等同于诈骗罪中的虚构事实,正如笔者在前文分析的,还是不可混淆。总之,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属于销售型欺诈,因而不同于诈骗罪,两罪应当加以区分。 (二)销售型诈骗和虚假广告罪的关系 销售型诈骗往往采用虚假宣传的手段,因而涉及和虚假广告罪之间的界限划分。虚假广告罪属于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罪,根据我国《刑法》第222条的规定,虚假广告罪是指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违反国家规定,利用广告对商品或者服务作虚假宣传,情节严重的行为。虚假广告罪属于法定犯,以违反国家规定为前提条件。这里的国家规定是指《广告法》的规定。《广告法》第55条第1款、第3款对虚假广告行为规定了行政处罚,第4款规定:“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有本条第一款、第三款规定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是《广告法》中刑事责任的照应性条款,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虚假广告罪是《广告法》的刑事罚则。因此,虚假广告罪的司法认定应当以《广告法》为依据。刑法规定的虚假广告罪属于身份犯,只有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才能构成本罪。《广告法》对上述三种身份做了具体规定。《广告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广告主,是指为推销商品或者服务,自行或者委托他人设计、制作、发布广告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本法所称广告经营者,是指接受委托提供广告设计、制作、代理服务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本法所称广告发布者,是指为广告主或者广告主委托的广告经营者发布广告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如果不具有上述身份的商品经营者进行虚假宣传的,不能构成虚假广告罪。根据《广告法》第28条的规定,这里的虚假广告,具体是指,“广告以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欺骗、误导消费者的,构成虚假广告。广告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虚假广告:(一)商品或者服务不存在的;(二)商品的性能、功能、产地、用途、质量、规格、成分、价格、生产者、有效期限、销售状况、曾获荣誉等信息,或者服务的内容、提供者、形式、质量、价格、销售状况、曾获荣誉等信息,以及与商品或者服务有关的允诺等信息与实际情况不符,对购买行为有实质性影响的;(三)使用虚构、伪造或者无法验证的科研成果、统计资料、调查结果、文摘、引用语等信息作证明材料的;(四)虚构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效果的;(五)以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欺骗、误导消费者的其他情形”。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虚假广告是指以广告为载体的虚假宣传。例如肖某等诈骗案:2023年至2024年间,被告人肖某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某某公司组成犯罪团伙,招募员工,培训话术、分工协作。一方面通过网络渠道发布引流广告,大量吸引被害人,同时将从他处低价购入的大量杂牌化妆品,冒充为某某集团2产品,以对客户进行虚假肤质检测、谎称为客户提供“一人一方”的定制化美白祛斑方案、虚构成功案例等方式,诱使被害人以高价购买上述化妆品,进而骗取不特定多数被害人财物。本案判决指出:“诈骗罪与虚假广告罪的区分关键之一系欺诈程度不同。诈骗罪和虚假广告罪中可能都存在虚假宣传等欺骗手段,但是二者在欺诈程度上存在本质区别。虚假广告罪中的虚假宣传,是指对商品的性能、产地、用途、质量、价格、生产者、有效期限、允诺,或者对服务的内容、形式、质量、价格、允诺等内容进行夸大宣传,欺骗和误导消费者的行为。本案中,在案证据证实,被告人肖某等人采取的是‘无中生有’的诈骗手段,而非‘部分夸大’的吹嘘宣传:一方面,关于品牌和身份的‘无中生有’。自称公司是世界500强企业某某集团的下属公司,销售人员冒充‘某某集团旗下国药精养美白祛斑顾问’的身份给客户介绍产品,实际上二被告人的公司及其员工和某某集团并无任何关系;另一方面,关于产品和服务的‘无中生有’。从本案的话术及被害人提供的一系列聊天记录可以看出,团伙成员以虚构的顾问身份询问被害人肤质情况,出具所谓的评估报告(实际上只是PS的假图),宣称根据个体情况量身定制一人一方(实际上都是一样的产品),同时发送美白祛斑成功的虚假案例(实际上是盗用的假图),从整个过程来看,邓某某、肖某等人的话术及手法并非仅仅是虚假广告罪中的虚假宣传,而是达到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欺诈程度。诈骗罪与虚假广告罪的区分关键之二系犯罪主观故意不同。诈骗罪的犯罪故意为非法占有公私财物,虚假广告罪的犯罪故意通常系为推销产品、服务。后者虚构事实或夸大功效往往是为了吸引消费者购买产品,所售产品的价格并不明显偏离同类产品的合理价格。本案中,涉案产品成本仅为14元左右(加上盒子及杂费最多为30元),经过肖某虚构的百年品牌某某集团正规产品、纯植物无副作用及宣称一对一诊疗服务等方法,销售价格超过成本数十倍乃至数百倍,明显超越了一般市场盈利行为,具有明确的非法占有故意。同时,从本案被害人的陈述来看,所有被害人购买、使用涉案产品的过程基本相同:第一,在抖音等平台看到广告,留下微信号;第二,以某某集团旗下国药精养美白祛斑顾问的名义添加其微信;第三,要求被害人发照片进行肤质检测,并回复分析图片,指出皮肤问题,发送成功案例,建议针对性配置产品;第四,反复强调根据其肤质一人一方配产品是真正有效的,反复强调其公司是五百强大企业、某某集团大品牌值得信任等,被害人因觉得其专业可靠而同意购买;第五,发送产品后,被害人提出收到的产品品牌等不一样时,告知其产品均是根据其个人情况定制的;被害人提出产品无效或者有灼烧等副作用时,告诉其产品需坚持使用才有效,有些不舒服正是产品起效的表现;被害人要求退款时,又有一整套话术予以推诿、哄骗,要求再继续购买产品以保证有效果。从上述分析可知,被害人之所以从被告人处购买甚至复购产品,完全是由于销售人员的话术所虚构的事实才陷入了错误的认知。综上,本案符合以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被害人钱财的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且本案被告人主要是通过在抖音等网络平台投放广告等手段骗取。”本案判决书认定被告人肖某等行为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同时认定被告人在诈骗过程中采取了在网络平台投放广告的虚假宣传手段,因而涉及虚假广告罪和诈骗罪之间的区分。这种区分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是欺骗程度的不同,第二是主观故意的不同。值得注意的是,判决书认定被告人肖某等采用了在网络平台投放广告等手段。网络平台广告通常称为引流推广,引流推广是指通过多渠道策略将潜在用户引导至产品展示或交易场景的营销行为,核心目标是获取精准用户并促成转化,常见形式包括短视频推广、福利活动等。因此,网络平台引流广告是否属于《广告法》规定的广告,核心在于判断其是否具备“为推销商品或服务”的目的,并通过媒介向不特定受众进行宣传。如果本案中的网络平台投放广告的内容属于虚假宣传,那么,被告人肖某等属于广告主,其投放广告的行为构成虚假广告罪。但被告人肖某不仅投放虚假广告,而且进一步实施了诈骗行为,构成销售型诈骗。在这种情况下,虚假广告罪和诈骗罪之间存在牵连关系,虚假广告只是销售型诈骗的手段行为,诈骗则是虚假广告的目的行为。根据牵连犯从一重罪处断的原则,应当以诈骗罪论处。因此,对于虚假广告罪和诈骗罪的关系不能简单地从客观要素和主观要素加以区分,而是要以两个罪名之间的逻辑关系作为切入点进行考察。 实务中,从事商品销售时进行虚假宣传的现象时有发生。对于此类案例,排除虚假广告罪是较为容易的。因为虚假广告罪对于主体具有身份上的要求,属于身份犯。在此基础上,再考察虚假宣传行为是构成销售型诈骗还是销售型欺诈。但在司法实务中,对于上述行为定性发生错误的情形经常发生。例如唐某杰等虚假广告案:2020年至案发,被告人唐某杰等组织策划,由被告人林某等担任主要运营人员,负责网络直播带货的抖音店铺管理、对接供应链等工作,并孵化出被告人阿西某某(抖音昵称为“凉山孟阳”)、被告人阿的某某(抖音昵称为“凉山阿泽”)等网络主播。唐某杰等低价采购核桃、青花椒、红花、雪燕、羊肚菌等非凉山产地的农副产品,以助农名义虚假拍摄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山区农户家中收购上述农特产品的视频,通过阿西某某、阿的某某的抖音平台,以网络直播带货的方式将上述非凉山产地的农特产品冒充凉山产地的农特产品予以销售。在阿西某某、阿的某某网络直播期间,唐某杰还使用购买来的大量粉丝账号在直播间内通过控评等方式欺骗消费者。唐某杰等的销售额共计人民币3500余万元,非法获利达1300余万元。案发后,被告人阿西某某、阿的某某等自动投案,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构成自首。各被告人均自愿认罪认罚,被告人唐某杰、林某等退缴违法所得。四川省昭觉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2月27日作出刑事判决,以虚假广告罪判处被告人唐某杰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判处其余被告人有期徒刑九个月至十一个月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至八万元不等。对于本案唐某杰等虚假宣传的行为性质,法院判决最终认定为虚假广告罪。本案的裁判要旨指出:“在网络直播带货中,通过虚构产地、摆拍视频、买粉控评等方式,假借助农等名义对商品作虚假宣传,欺骗和误导消费者的,属于利用广告对商品作虚假宣传;符合刑法第二百二十二条规定的,以虚假广告罪论处。”在此,裁判要旨将在网络直播带货中的虚假宣传行为,直接认定为虚假广告罪。无论是在销售型诈骗还是销售型欺诈中,行为人都存在虚假宣传,只是虚假宣传的程度不同。但不能认为只要在商品销售中存在虚假宣传就是虚假广告中的虚假宣传。虚假广告中的虚假宣传是指广告从业者的虚假宣传,销售型诈骗或者销售型欺诈中的虚假宣传则是商品销售者的虚假宣传,这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虚假宣传。从最直观上观察,两种虚假宣传的主体身份不同。本案裁判要旨将被告人在网络直播带货中的虚假宣传认定为“利用广告对商品作虚假宣传”,这里涉及现场对商品进行宣传是否属于广告行为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2025年6月19日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印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适用问题执法指南(一)》(以下简称《执法指南》)第3条规定:“广告应当由广告主自行或者委托发布,并同时具备营销性、媒介性、受众不特定性、非强制性等特性。”《执法指南》第5条规定:“广告的媒介性,是指广告的发布需要依托大众传播媒介以及印刷品、广告设施、交通工具等媒介。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一般认定为不具有媒介性,不适用《广告法》:(一)在经营场所及其他法定控制地带对商品或者服务进行面对面推销的;(二)通过现场咨询导购、上门推销等方式,对商品或者服务进行面对面推销的;(三)通过展览会、博览会、交易会、洽谈会、展示会、展销会、订货会、新品发布会、宣讲会、推介会等各类现场展览、展销和展示活动,对商品或者服务进行面对面推销的;(四)通过线下会议或者以现场讲座、培训等形式,对商品或者服务进行面对面推销的;(五)其他未依托大众传播媒介以及印刷品、广告设施、交通工具等媒介发布信息的。”由此可见,媒介性是广告宣传与非广告宣传的最重要的区分标志,据此可以把广告宣传和商品销售者的现场推销加以明确区别。在经营场所面对面推销不能认定为广告,唐某杰等被告人在网络直播带货中虚假宣传是一种现场推销行为,因而即使存在虚假宣传也不属于广告,不能构成虚假广告罪。 至于本案唐某杰等被告人不构成诈骗罪的结论是正确的。因为本案被告人唐某杰等的欺骗行为表现为以非凉山产地的农特产品冒充凉山产地的农特产品予以销售,这是一种商品产地的欺骗,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6条第4项规定的“伪造商品的产地”进行销售的行为,构成销售型欺诈。由此可见,本案被告人唐某杰等的行为不构成诈骗罪,应当按照销售型欺诈处理。 (三)销售型诈骗的诈骗数额认定 诈骗罪属于数额犯,诈骗数额对于诈骗罪的定罪量刑具有重要意义。销售型诈骗在司法处理过程中也应关注诈骗数额的认定问题。诈骗罪的数额认定是一个较为疑难的问题,这与不同的诈骗类型有关。绝大部分诈骗都是无对价地骗取他人财物,在这种情况下诈骗数额的认定并不困难。但在销售型诈骗中,除了虚构商品交易以外,其他销售型诈骗并非无对价骗取他人财物,而是存在真实交易,只不过虚构商品功能或者虚构商品价值导致购买价格和实际价值之间极为悬殊,因此造成被害人的财产损失。在这种情况下,诈骗数额是否减去被告人的实际支出,就成为诈骗数额认定上的疑难问题。例如阚某诈骗案:被告人阚某在从事茶叶生意的过程中,与被害人马某熟识,获得了对方的信任。在得知马某对茶叶收藏很感兴趣,并且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后,阚某于2018年12月28日,谎称其有一提七饼“97水蓝印”普洱茶出售,以一饼34000元的价格与马某达成合意,骗得马某支付的货款人民币238000元。后阚某以云南海鑫堂普洱茶冒充“97水蓝印”普洱茶向马某发货。经鉴定,该云南海鑫堂普洱茶的实际价值仅为4389元。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阚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诈骗他人财物238000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 本案属于销售型诈骗,被告人阚某以云南海鑫堂普洱茶冒充“97水蓝印”普洱茶,诱骗被害人马某购买。该云南海鑫堂普洱茶一饼的实际价值为4389元,冒充“97水蓝印”普洱茶以每饼34000元的价格销售给马某,骗得马某支付的货款人民币238000元。本案构成诈骗罪没有问题,但如何计算诈骗数额,则存在争议。因为在本案中被告人阚某以云南海鑫堂普洱茶冒充“97水蓝印”普洱茶实施诈骗,云南海鑫堂普洱茶本身具有一定的价值,争议的焦点在于:云南海鑫堂普洱茶的价值是否要在诈骗数额中予以扣减。对此,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本案诈骗犯罪的数额应以被害人实际所受的财产损失数额为准,云南海鑫堂普洱茶所对应的价款应当从被告人骗得的货款中扣除。理由是,被告人在骗取被害人货款的同时,以交付低档普洱茶的方式向被害人让渡了一部分利益,虽然该普洱茶的价值远低于“97水蓝印”普洱茶,但其仍具有普洱茶所应有的市场流通属性和食用价值,可以满足被害人的基本需求。第二种观点认为,不应将云南海鑫堂普洱茶的价值从被告人骗得的货款中扣除。理由是,虽然该普洱茶是目前市场上正常流通的商品,有确定的市场价值,并能够满足一般消费者的食用需求,但被害人购买“97水蓝印”普洱茶的目的是收藏和投资,不是日常饮用,被告人以低档普洱茶冒充高档普洱茶向被害人交货,无法满足被害人的上述收藏和投资需求,对弥补被害人所受的财产损失没有实际意义。本案裁判理由同意第二种意见,具体如下:“本案中被告人交付的低档普洱茶的价值不应从犯罪数额中进行扣除。本案中,首先,虽然被告人阚某向马某交付低档普洱茶是在马某支付货款之后,但收到货款的同时就委托快递发货,并按照对方要求将快递单号发送给马某验证,这正是阚某虚构事实、实现骗术的一部分,也是阚某获得被害人马某信任和隐瞒犯罪事实的条件。交付低档普洱茶并非阚某出于弥补被害人马某损失的主观意愿,而是为了更稳妥的实现非法占有对方财产的犯罪目的。其次,马某以投资、收藏的目的向阚某购买高档普洱茶、支付货款,阚某实际交付的却是低档普洱茶。虽然该低档普洱茶也有确定的市场价值,能够满足普通消费者的食用需求,但是高档普洱茶所具有的收藏和投资价值是其独有的个性特征,也是低档普洱茶所不具备的,同时,这也是马某购买高档普洱茶的初衷和预期的交易目的。低档普洱茶既没有收藏和投资价值,通常也没有货币、黄金所特有的一般等价物属性,阚某向马某交付的低档普洱茶对弥补马某所受的财产损失没有多大实际意义。因此,该低档普洱茶的市场价值可不从被告人的诈骗数额中进行扣除。综上,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认定被告人阚某的诈骗数额为其实际骗取的23.8万元,并依据其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对其定罪量刑是正确的。”由此可见,在司法实务中对于销售型诈骗通常按照被骗价款的总数额计算,对于被告人交付货物的价值并不从总数额中扣减。 在德国刑法教义学中,诈骗数额计算是作为诈骗罪中的财产损失问题处理的,并且采用交易目的落空理论。我国传统刑法理论中,诈骗罪的认定中并无财产损失的概念,而是采用诈骗数额概念,在通常情况下诈骗数额也就是被害人因被骗而交付的财产数额。这一观点对于处理普通诈骗罪一般情况下并无不可,但在销售型诈骗的情况下,被害人交付的财产数额和财产损失数额并不完全对应。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引入前述德国刑法教义学中的交易目的落空理论。对此,我国有学者指出,“对于如何判断诈骗罪的财产损失,理论上存在以下观点:一是形式的个别财产说,不考虑行为人给付的对价,被害人支付的财物本身就是损害结果。二是整体财产说,将被害人在交易过程中损失的以及获得的财产进行整体判断,也就是扣除相应行为人给付的对价数额。三是实质的个别财产说,对行为人给付的对价进行分析,同时结合交易目的探讨,再对是否符合诈骗罪的损害结果进行评价。交易型诈骗犯罪案件中,实质的个别财产说可以表现为交易目的丧失标准。在行为人提供明显不等值对价的基础上,应当比对被害人的交易目的和行为人提供的对价内容,实质判断被害人的交易目的是否落空”。销售型诈骗中的虚构商品功能和虚构商品价值两种类型,在客观上都存在真实交易活动。只不过在虚构商品功能的销售型诈骗中,被害人所购买的产品并无被告人所虚构的商品功能,因而这是一种无效交易。尽管被害人因被骗购买的产品具有一定的价值,但该产品对被害人来说是没有使用价值的,因而应当根据交易目的落空理论,把被害人因被骗交付的价款全部认定为诈骗数额。在虚构商品价值的销售型诈骗中,被害人所购买的商品并无被告人所宣称的价值,因而购买价格和宣称的价值之间相差悬殊,应当根据交易目的落空理论,把被害人所交付的全部价款认定为诈骗数额。 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刑法理论对于财产犯罪的数额计算中,存在犯罪成本是否扣减的问题。犯罪成本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犯罪成本是指,行为人为了顺利实施犯罪、实现犯罪既遂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分为物质成本和非物质成本;而狭义的犯罪成本仅指物质成本。在诈骗类犯罪中,狭义的犯罪成本以支付对象是不是被害人来区别,又分为直接成本和反对给付。直接成本以被害人之外的第三方为支付对象,是行为人为实施诈骗犯罪所必然产生的直接支出,如行为人购买作案工具、伪装道具,以及租用场地、交通工具和雇用他人的支出等;而反对给付则以被害人为支付对象,是行为人为实施诈骗犯罪而对被害人反向交付的财产。在司法实务中,能够影响诈骗类犯罪数额认定的主要是物质成本,即狭义的犯罪成本。对于诈骗罪中的犯罪成本在计算诈骗数额时是否应当扣除,在司法实务中存在争议,但司法解释规定对于犯罪成本不应扣除。例如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1月21日发布施行的《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规定:“在具体认定金融诈骗犯罪的数额时,应当以行为人实际骗取的数额计算。对于行为人为实施金融诈骗活动而支付的中介费、手续费、回扣等,或者用于行贿、赠与等费用,均应计入金融诈骗的犯罪数额。”在此,《纪要》提出了实际骗取数额的概念,这一概念包含所谓犯罪成本。因此,我国司法实务中采用的计算诈骗数额的规则是:“在计算诈骗数额时,行为人为实施诈骗而支出的犯罪成本不予扣除,但行为人支付的对价能够弥补被害人财产损失部分,可以扣除。”例如前述阚莹诈骗案的裁判理由指出,“诈骗数额认定应当考虑被害人实际财产损失。在司法实践中,为了诈骗行为的顺利实施,行为人需要一定的投入。如该种投入是以被害人之外的第三方为支出对象,因对被害人损失没有任何弥补,故不应从犯罪金额中扣除;如该种投入直接以被害人为支付对象,考虑到其对受损的法律关系有所弥补,在特定情形下从犯罪金额中扣除。具体而言,即:对于案发前行为人向被害人归还的财物,以及在诈骗过程中行为人向被害人交付或者支付的有利用可能性的财物,可以从犯罪数额中予以核减”。在此,存在犯罪成本不予扣除和能够弥补被害人财产损失部分可以扣除之间的紧张关系。例如在虚构商品价值的销售型诈骗中,行为人以低价值商品虚构为高价值商品,对于低价值商品的价值是否应当从诈骗数额中减去,也是一个在认定诈骗数额时需要解决的问题。那么,低价值商品的价值能否认定为属于能够弥补被害人财产损失的数额呢?笔者认为,在虚构商品价值的销售型诈骗中,诈骗数额并不是高价值商品价格减去低价值商品价格的数额,而是应当全额计入诈骗数额。又如,虚构商品功能的销售型诈骗,虽然行为人交付了不能满足购买需求的商品,并且该商品具有一定的价值,但该价值不能认定为犯罪成本,也不能认定为能够弥补被害人财产损失部分,否则虚构商品功能的销售型诈骗就无法认定诈骗数额。综上所述,由于犯罪成本的范围过于宽泛,在销售型诈骗的诈骗数额计算问题上,不应采用犯罪成本的概念,而是根据交易目的落空理论,从而为诈骗数额按照实际骗取的数额计算提供法理根据。 销售型诈骗作为市场经济中的诈骗犯罪,对于商品交易活动具有严重的破坏性,同时也侵犯了购买者的财产法益,具有双重的危害性,是刑法惩治的重点犯罪。销售型诈骗在我国刑法中并非独立罪名,而是普通诈骗罪的特殊类型。即使在普通诈骗罪中,销售型诈骗的定罪处罚也具有不同于其他诈骗罪的特殊性。在销售型诈骗的三种类型中,虚构商品交易的销售型诈骗属于无对价的诈骗,虚构商品功能和虚构商品价值的销售型诈骗则属于具有一定对价的销售型诈骗,因此在销售型诈骗和销售型欺诈的区分,以及诈骗罪财产损失的计算中都存在司法认定上的疑难。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更新我国刑法中的诈骗罪原理,引入交易目的落空等理论,为销售型诈骗的司法认定提供理论根据。 作者:陈兴良(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政治与法律》2026年第11期“经济刑法”栏目。因篇幅较长,已略去原文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