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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律师张万军教授讲解职务侵占罪案件中罪名竞合的定性辩护——以人民法院案例库收录案例为样本

2026-11-16 11:02 次阅读

罪名竞合是刑事辩护中最容易被低估的环节。案件事实一旦基本清楚,争点往往从有没有发生转移到应当定什么罪,而此时可供操作的空间并不比事实之争小。职务侵占罪处于多个罪名的交汇处,与盗窃、诈骗、侵占、贪污以及掩饰、隐瞒犯罪所得之间都存在界限问题,界限两侧的法定刑、自诉与公诉的选择、追缴范围乃至附随后果,差别相当明显。

张万军教授,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系教授,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包头市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张万军教授以人民法院案例库收录的职务侵占及关联案例为样本,讨论各罪名的界分标准与定性辩护的操作方法。文中引用案例均注明入库编号,以便查证。需要预先说明的是,罪名竞合不是纯粹的概念比较,其结论最终取决于对占有状态、职务权限、身份性质与意思联络这四类事实的查明,脱离事实的概念推演在法庭上很难站住。

一、罪名竞合的规范图景

(一)竞合形态与法条关系

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与第二百六十四条、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二百七十条、第三百八十二条之间的关系,历来被视为特别法与一般法的问题。但案例库的判决显示,此种关系并非单一形态。职务侵占与盗窃之间因手段高度重合而呈现交叉;职务侵占与诈骗之间因交付环节不同而呈现择一;职务侵占与侵占之间因占有来源不同而相互排斥;职务侵占与贪污之间则既可能因主体身份而择一,也可能因行为分段而并罚。

张某职务侵占案(入库编号2023-05-1-226-008)对此有明确表述。裁判要旨指出,窃取型职务侵占与盗窃罪系交叉式法条竞合,应依特别法条优于一般法条处理。所谓交叉,是指两罪的构成要件在部分情形下互相重叠,而非一方包含另一方。这一点决定了处理方式,不能简单以特别法优先为由一律适用职务侵占,而应先判断具体行为是否落入重叠区域,即行为人是否利用了职务便利。

与交叉竞合不同,职务侵占与诈骗之间更接近择一关系。两罪在交付环节上互斥。财物已经进入单位占有的,交付对象是单位,行为人的取得是对单位占有的破坏;财物未进入单位占有的,交付对象是行为人个人,被害人的损失源于其错误认识。同一笔款项不可能既已由单位收取,又尚未进入单位的控制,因此二者只能择一适用,没有重叠的余地。

至于职务侵占与贪污,二者在客观行为上几乎完全一致,区别只在主体身份与财物性质。此种关系更接近想象竞合,处理结果依赖于身份认定。经法定程序取得经营管理国有资产职务的,成立贪污;未经法定程序取得该职务的,成立职务侵占。桂某职务侵占、贪污、受贿案(入库编号2024-03-1-226-002)即因身份在不同时间段发生变化,而分别定罪并数罪并罚。

(二)定性辩护的独立价值

定性辩护之所以在职务侵占案件中具有独立价值,首先源于法定刑与数额标准的差异。职务侵占罪与盗窃罪、诈骗罪的法定刑结构接近,但入罪与加重的数额标准不同,同一数额在不同罪名下可能相差一个量刑档次。职务侵占的数额门槛通常高于盗窃与诈骗,这意味着同一行为被评价为职务侵占时,可能尚未达到追诉标准,或者虽已构成犯罪但所处档次较低。

其次是自诉与公诉的差别。侵占罪属自诉案件,须由被害人自行起诉,实务中大量此类纠纷并未进入刑事程序。若指控的职务侵占能够转换为侵占罪,案件的处理结果往往发生实质变化。关某某、赵某职务侵占案(入库编号2024-05-1-226-008)对此有直接回应,法院明确否定侵占罪的适用,理由正在于行为人的保管源于职务而非民事委托。

再次是追缴范围与相对人抗辩的差别。武某职务侵占案(入库编号2023-05-1-226-005)中,被告人作为公司财务部银行出纳,利用负责银行账户资金支付的职务便利,多次将公司资金转入个人账户,并用于直播平台打赏。法院判令追缴包括打赏款在内的赃款并发还单位,理由是打赏属于无偿赠与,不产生善意取得的效力。可见罪名不同,追缴的对象、范围以及相对人可得主张的抗辩也随之不同,这一定性之外的效果往往比刑期本身更受当事人关注。

最后是与民事救济的衔接。段某某职务侵占案(入库编号2023-16-1-226-001)的裁判理由指出,在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获得充分救济的情况下,直接动用刑事手段不具有必要性和正当性。定性辩护在这一点上具有双重作用,既可以主张行为属于民事违约而不构成犯罪,也可以主张即使构成犯罪亦应按较轻的罪名处理,从而使当事人获得以民事方式解决纠纷的空间。

二、与盗窃罪的竞合

(一)交叉区域的形成与识别

两罪的重叠区域,正是行为人利用职务便利取得本单位财物的情形。在此区域内,职务侵占是特别法,应优先适用;在此区域之外,行为人仅利用工作便利取得财物的,应适用盗窃。判断是否落入重叠区域,就是判断有无职务便利,其标准在案例中已经相对稳定,即行为人对财物是否具有主管、管理、经手的规范地位。

实践中的难点在于,控方往往以行为方式的秘密性作为认定盗窃的依据,认为只要实施了秘密窃取,就应评价为盗窃。严某勇职务侵占案(入库编号2024-05-1-226-002)的判决否定了这一思路。被告人负责库房管理,利用职务便利伙同他人私自将库房内品牌香水通过公司销售人员出售并分赃,行为方式具有明显的秘密性,法院仍认定构成职务侵占罪。裁判要旨指出,相对于普通侵占与盗窃,职务侵占的特殊性在于主体为本单位工作人员、行为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行为人能够顺利盗卖财物,正是因为职务便利这一特殊原因。

这一判决实际上确立了一条解释规则,即秘密性只是行为的外在形态,不是罪名的决定因素。侵吞、窃取、骗取三种形态在职务侵占罪中均可成立,行为方式的差别不影响定性。控方若以秘密窃取为由主张盗窃,辩方应当把争点引回职务便利,而不是在手段的隐蔽程度上纠缠。

(二)决定性环节的判断

李某、宁某群、林某波等盗窃案(入库编号2025-05-1-221-002)提供了相反方向的样本。被告人负责巡视、维护、检修配电线路,不具有调拨、安排、使用、处分电力及架设新线路的职权,其借申请调度停电之机私接线路窃取电力,法院认定属于利用工作之便而非职务之便。裁判要旨明确,利用职务便利的实质是行为人基于工作职责能够占有、处分本单位财物;假借职责仍须借助秘密窃取手段实现的,属于利用工作便利。

黄某某盗窃案(入库编号2024-05-1-221-007)把这一标准推到更细的层面。该案被告人系融资经理,职责限于融资洽谈,不包括资金进出账的管理、扣划与支付,其截留银行卡与U盾后秘密转款,法院认定为利用工作机会创造窃取条件,构成盗窃罪。裁判要旨强调,职务便利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经手单位某项财物,而是对某项财物支配与控制的职权。

两案与严某勇案的差别不在手段,而在环节。库房管理员取得香水时,财物已在其保管之下,无须突破他人控制;配电检修人员取得电力时,电力仍处于供电系统的控制之下,必须秘密接驳;融资经理取得资金时,资金仍受支付审批约束,必须绕过审批。三种情形对应三种不同的占有状态,定性结论自然不同。

据此可以形成一项操作性方法。把行为过程分解为若干必要环节,逐一辨别决定性环节依托的是职权还是机会,再比较各环节对最终结果的贡献。分解得越细,论证越有说服力。韩某职务侵占案(入库编号2023-02-1-226-001)采用的也是同一方法,该案被告人系汽车销售公司的计划员,负责代交车业务,其盗窃发票、骗取合格证主要为了方便销赃,对取得车辆不起决定作用,起决定作用的是其以办理代交车业务的名义从车辆管理人员处取得车钥匙与出门证。法院因此认定职务侵占,而非盗窃。

(三)改判的收益与边界

对辩方而言,将盗窃改为职务侵占通常是可取的方案。除数额标准与量刑档次的差别外,职务侵占案件在退赔、谅解、认罪认罚上的从宽空间更大,涉案单位的损失可以通过退赔部分弥补,量刑折让较为明显。实务中不少案件正是因为定性调整,使被告人从三年以上的量刑区间进入三年以下的区间。

但转换有严格的前提,即行为人确因职务而取得对财物的支配,且该支配无须以突破他人控制的方式实现。若行为人对财物并无处分权限,仅因熟悉环境、掌握流程、能够接近而实施窃取,则主张职务侵占不仅难以成立,反而可能被认定为对基本事实的否认,损害整体辩护的可信度。

边界还有另一层。付某、李某职务侵占案(入库编号2023-03-1-226-001)的裁判要旨提出,盗窃须以违背权利人意愿打破其占有为特征。该案被告人协助取土,款项归村委,二审改判职务侵占并免予刑事处罚。这一表述的价值在于,它把占有的归属与打破方式作为区分的落脚点,而不是把是否存在欺骗、秘密或者侵吞作为标准。辩方主张转换罪名时,应当沿着这一思路说明占有关系,而不是停留在行为外观。

三、与诈骗罪的竞合

(一)占有归属的界分

两罪的界分标准,案例库的判决已相当稳定,即看财物是否进入单位的占有与控制。杨某诈骗案(入库编号2023-05-1-222-010)确立这一标准。该案被告人系售楼经理,虚构二期商铺即将对外销售的事实,让被害人将认购款汇入其个人账户,并利用保管的合同文本、销售专用章签订合同。法院认为,被害人基于欺骗行为产生错误认识而处分自己的钱款,被告人实际占有的是汇入其个人账户的钱款,而不是已经进入单位资金账户的财物,故构成诈骗罪。裁判要旨指出,判断行为性质必须看财产是否处于单位占有和控制之下,行为人是否有代理权限或者构成表见代理,并不从根本上影响罪名成立。

李某职务侵占案(入库编号2026-05-1-226-001)与许某某职务侵占案(入库编号2024-05-1-226-006)在相反方向确认同一标准。前者中,被告人系销售员,受公司委派负责供货与代收货款,其以提高返点、单品优惠为由私自收取商户预付款并截留,法院认定其负有代收职权,客户交付即意味着财物已由单位收取并进入单位控制。后者中,被告人系公墓管理人员,其个人电话登记在政府网站公告上作为对外联系方式,购墓人基于其工作人员身份交付购墓款并取得加盖公墓印章的证件,法院认定该交易应视为购墓合同的签订与履行,款项性质已转为公墓财产。两案的共同点在于,相对人的交付对象是单位,行为人只是接收端。

由此得出定性辩护的第一项切入点,即查明款项的实际流向与单位的应收安排。若单位就该笔业务开票、入账、确认应收,或者业务本身由单位承接、行为人仅负责洽谈,则款项属单位占有;若业务由行为人自行组织、单位并不知情、款项从未进入单位的应收体系,则更接近诈骗。这一查证应当落到具体的凭证上,不能停留在交易外观,因为外观往往由行为人自行塑造。

(二)虚构的程度与履行状况

覃某清、黄某莉、谭某梅职务侵占案(入库编号2025-05-1-226-003)提供了程度标准。被告人虚构转租事实抬高成本并私分差价,但铺面真实存在、合同获得完全履行,法院认为局部虚构未对合同整体履行造成根本影响,不属于诈骗所要求的根本虚构,故认定职务侵占罪。这一区分的实质是,欺骗必须构成被害人处分财物的独立原因,才能支撑诈骗的认定;若欺骗只是交易过程中的附属情节,交易本身真实有效,则应按职务侵占评价。

冯某某职务侵占案(入库编号2024-05-1-226-007)与熊某甲、雷某职务侵占案(入库编号2024-05-1-226-005)的对照可以进一步说明。前者中,被告人利用知晓客户信息、负责洽谈及有权修改销售价格的职务便利,在客户与公司之间加入其控制的公司作为虚设的中间环节,低价购入、高价售出,侵吞差价一千九百二十四万余元;后者中,被告人冒用加盟商名义低价购货再加价转卖,差价二十万余元归公司。两案的交易相对方均真实存在,合同亦实际履行,行为人的所得源于其对公司交易机会与价格权限的操纵,故均认定为职务侵占。

反过来,若行为人虚构的交易主体、标的或者履行能力根本不存在,相对人因该虚构而付款且无法获得对待给付,则属于典型的诈骗。判断的标志是合同能否得到实际履行,而不是存在多少虚构。这一标志对辩方尤为重要,因为控方常以存在虚构情节为由主张诈骗,辩护时应当以履行的真实性作出回应,并提供合同、发票、交付凭证与结算记录作为支撑。

还应当注意,履行状况的判断应以合同整体为准,而不是以个别条款为准。覃某清等案之所以否定诈骗,关键就在于合同获得完全履行,局部虚构未影响合同目的的实现。若合同虽已签订但主要义务未履行、标的不存在或者数量严重短缺,则整体履行的基础已经丧失,此时主张职务侵占便缺乏说服力。

(三)合同诈骗与职务侵占

虞某强职务侵占案(入库编号2023-05-1-226-002)的二审改判最能说明两罪的界限。该案被告人系公司副总经理,负责原材料供应,以公司名义从供货方购进三十八吨原料,将其中三吨运回公司用于生产,其余私自销售,所得款项部分用于清偿其他单位欠款、部分用于个人。一审认定合同诈骗,二审纠正为职务侵占。理由是供货方按惯例将货物销售给代表公司的被告人,属正常经营行为,货物所有权自交付时转移给公司,被告人侵吞的是公司货款,而非骗取供货方财物。裁判要旨明确,利用代理公司业务的职务之便将依据合法有效合同取得的单位财物占为己有的,应认定职务侵占罪。

该案提示三项判断。其一,合同相对人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交易对象是单位。其二,货物所有权何时转移。其三,行为人的所得是相对人的价款还是单位的财物。三项判断中,第二项往往具有决定意义,因为所有权转移的时点决定了侵占对象的归属,也决定了损失由谁承担。

顾某某职务侵占案(入库编号2024-05-1-226-001)则从另一侧面限定诈骗的适用。被告人以不开发票优惠为条件让客户将货款付至个人账户,法院认为客户对付款用途与数额并无错误认识,公司亦未因欺骗而处分财产,故不构成诈骗;其利用销售经理职务侵吞货款,构成职务侵占罪。判决特别指出,被告人隐瞒自行收款的事实发生在公司已发货、客户已付款之后,公司并未因此陷入错误认识。这一时间顺序的说明,实际是把诈骗的构造要件逐一检验了一遍,其方法值得在辩护中借鉴。

四、与侵占罪的竞合

(一)占有来源的差别

侵占罪的对象是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遗忘物与埋藏物,且以拒不退还为要件,属自诉案件。与职务侵占的根本差别在于占有来源。前者的占有源于民事委托或者事实接触,后者的占有源于职务分工。关某某、赵某案对此作了澄清。被告人将个人银行卡提供给单位使用,单位将钱款存入该卡,其后其挂失补卡取走卡内资金。法院认为,单位借用个人账户即赋予行为人相应的管理职权,其利用保管便利取走钱款,构成职务侵占罪而非侵占罪。裁判要旨指出,持卡人与银行系存款债权债务关系,银行对持卡人与使用人是否同一人没有实质审查义务。

该案的价值在于,它把款项经过个人账户这一外观与财物的实质归属区分开来。资金经过个人账户并不等于财物归个人所有;判断的关键是单位是否通过该账户实现了对款项的控制,以及行为人是否因职务而取得对该款项的保管地位。凡属后者,即应认定职务侵占,而不能因账户登记在个人名下就降格为侵占。

对辩方而言,主张构成侵占罪具有实际的诉讼利益,因为该罪须由被害人自诉,且法定刑较轻。但主张时应说明三点,即财物的个人属性、委托关系的成立、拒不退还的具体表现。仅以款项经过个人账户为由主张,通常不能成立,关某某案即为例证。

(二)自诉化带来的处理空间

侵占罪的自诉属性,使这一定性主张具有超出刑期的意义。若案件转换为侵占罪,控方须撤回起诉,由被害人自行决定是否提起自诉;实践中被害单位为避免诉累,往往转向协商或者民事诉讼,案件由此获得转圜余地。这一效果在数额不大、退赔可能性较高的案件中尤为明显。

但不宜把自诉化作为常规策略。侵占罪的成立同样要求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与拒不退还的情节,若行为人已经退还款项或者双方仍在结算,主张侵占罪的前提反而不存在。较为稳妥的用法是把它作为最后的备选,而非首选的辩护方向。

还需要注意,自诉并不等于案件终结。被害人在自诉期限内提起诉讼的,程序仍会继续,且自诉案件的举证责任由自诉人承担,辩方可以据此要求其对占有来源与拒不退还的事实逐一举证。这一举证结构上的差别,往往比罪名本身更有利于当事人。

五、与贪污罪的竞合

(一)身份与职务性质的审查

两罪在客观行为上几乎一致,区别只在主体身份与财物性质。桂某案确立的规则是,未经管理、监督国有资产的组织批准或者研究决定担任相应职务的,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其侵吞行为构成职务侵占罪;经批准或者研究决定担任相应职务的,代表组织经营管理国有资产,属国家工作人员,其侵吞行为构成贪污罪;身份转变前后不同时间段的行为,分别定罪并数罪并罚。该案被告人先后在国家出资企业的业务员、部门负责人岗位上,采用增加中间环节、截留运费、虚高成本等相同手段侵吞公司钱款,法院正是依身份分段时间作出处理。

王某川职务侵占案(入库编号2023-05-1-226-006)把审查推进到公务的实质。该案被告人系公安机关聘用的收费人员,公诉机关原以贪污罪起诉,法院认为其虽收取国家规费,但对款项不具有管理、经营等职务,不属于受委派、聘任从事公务的人员,不能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其利用工作便利侵吞款项的行为应认定职务侵占罪。裁判要旨明确,受国家机关聘任、委派的,只有从事公务的人员才能以国家工作人员论,从事公务包括对国有财产的管理和经营。

王某甲、王某乙职务侵占案(入库编号2024-05-1-226-003)则涉及行为时点。该案涉案补偿款以总包方式按面积打包补偿,领取后即转为村集体所有,村干部在协助政府从事土地征收补偿费用管理工作已经完成之后私分该款,利用的是管理村集体事务的职务便利,法院认定构成职务侵占罪。裁判要旨强调,对此类案件应辨别行为时间节点、职权属性、涉案财产性质与占有目的,区分是否涉及特定公务。

三案合观,可以提炼一条审查顺序。先看财物性质是否仍属国有财产,再看行为人是否经法定程序取得经营管理国有资产的职务,最后看其所利用的是公务职权还是业务职权。三项之中,第二项最容易被忽视,因为单位性质容易替代职务性质,而任命程序与职权内容才是区分的实质。

(二)定性调整的实际收益

贪污罪与职务侵占罪的法定刑落差显著,前者起刑点更低、加重情节的设置更严,且附随后果更重。因而在涉及国家出资企业、基层组织、受委托管理国有财产人员的案件中,身份审查往往是最有价值的辩护方向。审查的入口有三,即任命程序是否经过法定主体批准或者研究决定,职权内容是否涉及对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涉案财物是否仍属国有财产。

三项入口中,职权内容的审查最具技术性。单纯经手国有款项并不等于从事公务,收取规费、代收款项、保管票据等业务性工作,均不属于对国有财产的管理和经营。王某川案正是这一区分的典型。辩护时应当把岗位的具体内容写清,逐项说明其不涉及决策、审批与监督,避免以单位性质替代职务性质。

还需注意数罪并罚的可能。桂某案表明,身份在同一时期前后发生变化的,法院会按时间段分别定罪并并罚。辩护时若只就其中一段提出身份异议,效果有限;应当逐段梳理任命文件与任职时间,指出各段的身份属性,使定性主张覆盖全部指控事实。

六、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竞合

(一)事前通谋的认定

上游犯罪人与外部人员之间的关系,取决于意思联络的形成时间。孙某亮职务侵占案(入库编号2023-05-1-226-001)确立,事前有共同意思联络并承诺收买赃物的,构成职务侵占罪的共犯,不再单独评价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该案被告人与上游犯罪人约定事后收买财物,并在事中直接提供帮助。裁判要旨指出,事前通谋并承诺销赃,对上游犯罪的实行起到鼓励与帮助作用,对结果发生具有较强原因力,其行为构成上游共同犯罪的一部分。

关某某、赵某案则展示了作用程度的区分。赵某向关某某提供银行卡出入账时间的信息、通报单位报警的情况,法院认定其构成共犯且系从犯,理由是其提供信息对选择作案时间起到实质性帮助,通报报警增强了尽快取款的犯意。这一认定说明,共犯的成立不以参与实行为限,凡对结果发生具有实质作用的,均可成立。

(二)辩护方向的取舍

对收购赃物、代收款项、提供账户的外部人员,辩护重点应放在切断事前联络,查明其参与的时间点、约定内容与实际作用。若其仅事后收购、代为转移,且无事前约定,则应评价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其法定刑显著低于职务侵占。这一转换在两罪之间形成明显的量刑落差,属于典型的定性辩护空间。

但转换成立的前提是上游行为本身构成职务侵占。若上游行为因缺乏职务便利而应评价为盗窃,则外部人员的罪名亦随之变化,辩护时不能只就下游单独论证。定性辩护的体系性正在于此,任一环节的结论都会牵动其他环节,单独调整一处往往难以奏效。

从证据角度看,事前通谋的证明多依赖言词证据与通讯记录。辩护时应当要求控方指明通谋的时间、地点、内容与对价,凡仅有概括性供述而无具体约定的,应主张未达证明标准。约定越模糊,越应当作有利于被告的解释,因为共同犯罪的成立要求意思联络具体到犯罪类型与分工,而非泛泛的承诺。

七、定性辩护的操作方法

(一)主张的排序与时机

定性辩护应当建立在无罪主张之后,而不是之前。通常的排序是先主张证据不足或者构成要件缺失,再依次提出罪名转换、数额限缩与量刑情节。理由在于,罪名转换以承认基本事实为前提,一旦提出,即等于放弃对事实的否认;若先行提出,会使此前的无罪主张失去基础,庭审的争点也会随之偏移。

排序的另一层考虑是时机。罪名转换宜在庭审调查结束、证据状况基本明朗之后提出,过早提出可能被视为对指控的默认,过晚提出则可能错过法庭释明的机会。较为稳妥的做法是在质证阶段完成对职责、占有状态的铺垫,在辩论阶段集中提出定性主张,使法庭在听取全部证据后作出判断。

(二)数额口径的连通

不同罪名的数额标准不同,定性变化会直接改变数额的评价。以职务侵占与盗窃为例,同一数额在职务侵占的档次中可能属于数额较大,在盗窃的档次中则可能属于数额巨大。因而定性辩护与数额辩护应当同步进行,不能只改罪名而不重新核算数额,否则主张成立而量刑未变,辩护的实际效果落空。

王某某职务侵占案(入库编号2023-05-1-226-007)提供了数额剥离的范例。该案一审认定三千余万元,二审在查明另一股东实缴出资并办理变更登记的时间节点后,将此前截留的购楼款从犯罪数额中扣除,改判有期徒刑八年。裁判要旨指出,在实际股东仅有一人的情况下,其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混同,主观上难以认定具有非法占有故意,客观上未侵犯其他股东权益,形成混同的相应数额应从犯罪数额中扣除。这一处理说明,定性之后的数额核定同样具有独立的辩护价值。

(三)与当事人的沟通

定性辩护涉及取舍,必须与当事人充分沟通。辩护人应当列明各罪名的数额档次、法定刑幅度与可能的量刑区间,说明主张某一罪名的收益与风险,由当事人作出选择。这既是执业规范的要求,也是避免事后争议的必要程序。

沟通中应说明三项风险。其一,转换罪名意味着承认相应事实,可能影响后续的无罪主张。其二,若定性主张不被采纳,可能被认为认罪态度不佳,影响量刑折让。其三,不同罪名的附随后果不同,涉及职业禁止、从业限制与行政处罚的衔接,需要一并告知。

(四)避免自相矛盾

同一份辩护意见中,不应同时出现互相排斥的主张。既彻底否认取得财物,又主张即使取得也构成较轻罪名,会使法庭难以判断辩护人的真实立场。较为妥当的处理是把主张分层表述,明确说明后一主张系在前一主张不成立时的补充意见,并说明其事实基础与证据依据。

同样应当避免的是共同犯罪案件中各自为战。数名被告人分别主张不同罪名,若彼此矛盾,容易整体失去可信度。较为有效的做法是由各辩护人分别就自己参与的环节与作用举证,使定性主张建立在各自的事实基础之上,而不是通过否定他人来成全自己。

罪名竞合的定性辩护,本质上是把同一个行为放回不同的规范框架中比较其后果。职务侵占与盗窃、诈骗、侵占、贪污、掩饰隐瞒犯罪所得之间的界线,分别落在职务便利、占有归属、占有来源、身份性质与意思联络五个点上。五个点彼此独立,又通过行为流程串联,构成一张可以逐段检验的图谱。

对辩护人而言,定性辩护的价值不在于概念的腾挪,而在于对事实的精确切分。只有在把行为分解到环节、把财物追溯到流向、把身份落实到任命之后,罪名的主张才具有说服力。案例库的判决之所以反复强调职责、占有与因果,原因也在于此。

需要补充的是,定性辩护与无罪辩护并不冲突,二者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抗辩结构。无罪主张解决的是是否应当动用刑罚的问题,定性主张解决的是以何种罪名动用刑罚的问题。前者决定案件的方向,后者决定当事人的处境,两者都应当建立在同一套事实之上,只是观察的角度不同。

钢苑刑事律师团队是专业刑事辩护律师团队,执业范围重点覆盖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等地,执业范围辐射全国,由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教授张万军博士领衔组成,刑法理论功底深厚、实践经验丰富。团队秉持专业、品牌的发展思路,推行刑事辩护的标准化、规范化和精细化,致力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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