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万军教授(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教授、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
强奸案件中,有一类被害人不具备辨别性行为性质的能力,也不具备维护自身性权利的能力。行为人往往不使用暴力,被害人也往往没有反抗,甚至表现出配合。这类案件的定性,不取决于有无反抗,而取决于被害人的辨认能力状态,以及行为人是否明知这一状态。
判断这一状态的核心材料,是性自我防卫能力鉴定意见。鉴定意见把医学诊断与法律评价连接起来,既涉及精神医学,也涉及刑法适用。实践中,鉴定意见的表述、等级划分、评定依据,常常成为控辩双方的必争之处。
张万军教授,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系教授,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包头市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张万军教授以鉴定意见的审查为中心,讨论六个问题,概念的规范基础,三等级的法律后果,鉴定的启动与材料要求,鉴定意见的审查方法,辨认能力的具体判断,以及不宜评定的情形与罪名选择。另设一节讨论明知,一节讨论辩护操作。所引案例均标明入库编号。
无性自我防卫能力不是一个日常用语,它有明确的规范来源与评定标准。讨论认定,必须先把这个概念讲清楚,否则容易与刑事责任能力、民事行为能力、性同意能力混淆。
这一概念最早见于一九八九年七月十一日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联合发布的《关于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该规定第二十二条第一项明确,被鉴定人是女性,经鉴定患有精神疾病,在她的性不可侵犯权遭到侵害时,对自身所受的侵害或严重后果缺乏实质性理解能力的,为无自我防卫能力。
这一表述包含三个要素。第一,被鉴定人是女性。第二,经鉴定患有精神疾病。第三,对所受侵害或者严重后果缺乏实质性理解能力。三个要素同时具备,才能认定为无性自我防卫能力。缺一不可,尤其是第三个要素,它是法律评价的核心。
此后,司法部在《法医类司法鉴定执业分类规定》(司规〔2020〕3号)第二十六条中,把性自我防卫能力鉴定列入刑事类行为能力鉴定,与刑事责任能力、受审能力、服刑能力并列。这说明它在鉴定体系中的定位,是行为能力鉴定,不是伤情鉴定,也不是精神状态鉴定本身。
目前适用的技术标准,是司法部发布的司法行政行业标准《精神障碍者性自我防卫能力评定指南》(SF/T 0071—2020),2020年5月29日发布并实施。该标准适用于涉嫌强奸案件中女性被鉴定人的性自我防卫能力评定。
标准把性自我防卫能力定义为,女性被鉴定人对自身性不可侵犯权利的认识与维护能力。并把评定分为三个等级,有性自我防卫能力、性自我防卫能力削弱、无性自我防卫能力。等级划分的依据,是辨认能力的受损程度。
标准明确,评定包括两个要件。医学要件是存在某种精神障碍,按ICD-10或者CCMD-3作出诊断;法学要件是该精神障碍是否影响其对自身性不可侵犯权利的认识与维护,以及影响的程度。两个要件缺一不可,只有医学诊断而无辨认能力评估,不能得出结论;只有辨认能力评估而无医学诊断,也不能得出结论。
第一,与性同意能力的区别。性同意能力是一个更宽的概念,指被害人能否对性行为作出有效同意。无性自我防卫能力是其中一个特定情形,专指因精神障碍导致辨认能力丧失。两者范围不完全重合,例如幼女不具备性同意能力,但不适用这一鉴定,因为标准明确排除涉案时不满十四周岁的被鉴定人。
第二,与刑事责任能力的区别。刑事责任能力评价的是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辨认与控制能力,性自我防卫能力评价的是被害人对自身性权利的认识与维护能力。两者的主体不同,内容不同,标准也不同,不能互相援引。一个人被评定为无刑事责任能力,不等于其作为被害人时无性自我防卫能力;反之亦然。
第三,与民事行为能力的区别。民事行为能力评价的是处理民事事务的能力,范围更广,标准更宽。无民事行为能力不等于无性自我防卫能力,反之也不成立。实务中常有辩护人以“她还能买东西、能上班”主张其有性自我防卫能力,这种推论不成立,因为能力的内容不同。
第四,与作证能力的区别。作证能力评价的是能否正确表达、辨别是非。许某海强奸案(入库编号:2023-02-1-182-009)指出,智力发育迟滞被害人的陈述是否可信,要结合迟滞程度、认知记忆表达能力、描述是否符合其认知水平、有无混乱矛盾综合判断;具备一定认知能力、能对亲历事实作简单陈述的,其陈述具有证明力。这说明,作证能力与性自我防卫能力可以分离,一个有作证能力的人,仍可能无性自我防卫能力。
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这里的“其他手段”,通说包括使妇女不能反抗、不敢反抗、不知反抗的各种方法。利用被害人无性自我防卫能力的状态发生性关系,属于典型的不知反抗。
因此,这类案件的定性逻辑是,被害人因精神障碍丧失辨认能力,对性行为的性质、后果缺乏实质理解,其表示同意在法律上无效;行为人利用这一状态实施性行为,属于以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甘某祖强奸案(入库编号:2023-02-1-182-016)的裁判要旨正是这一逻辑,该案明确,经鉴定无性自我防卫能力的被害人,无法正确认识和理解性行为,属于不知反抗,无论其是否表示同意,均应认定为违背意志。
需要注意,这一逻辑并不要求行为人使用暴力。没有暴力、没有反抗、甚至表面配合,都不影响定性。反过来,如果被害人并非无性自我防卫能力,只是轻度迟滞或者情绪不稳,则仍须回到一般的违背意志判断,不能直接套用上述逻辑。
标准把性自我防卫能力分为三级,不同等级对应不同的法律后果。这一分层是理解全部问题的关键,也是辩护最常利用的空间。
评定为有性自我防卫能力,意味着被鉴定人对自身性不可侵犯权利具有完整的认识与良好的维护能力。标准规定的条件是,涉案时精神状态正常,或者虽能建立精神障碍诊断,但不影响其对自身性权利的认识与维护,即辨认能力良好。
这一等级的法律后果是,案件回到普通的强奸案件处理。被害人的同意有效,是否违背意志须按一般规则判断,不能因存在精神障碍就当然认定犯罪。实务中,有些案件仅凭被害人曾在精神科就诊,就推定其无性自我防卫能力,这是错误的。就诊记录只能说明曾经患病,不能说明案发时的状态。
评定为削弱,意味着被鉴定人对自身性权利的认识与维护能力受到损害,但并未丧失。标准规定的条件是,涉案时能建立明确的精神障碍诊断,辨认能力削弱,且削弱由精神障碍所致。
这一等级的法律后果,在实务中存在争议。通行的处理是,削弱不等于丧失,被害人的同意并非当然无效,仍须结合具体情况判断行为人是否利用了其辨认能力不足的状态。如果行为人明知其能力削弱,以欺骗、引诱、轻微胁迫的方式取得同意,仍可能构成强奸;如果双方系正常交往、被害人有一定判断能力、行为人未利用其状况,则可能不构成犯罪。
因此,削弱等级的辩护空间最大。辩护人应当主张,削弱状态下被害人仍有同意能力,控方必须进一步证明行为人利用了其辨认能力不足,而不能仅凭鉴定意见定案。反过来,控方则应当证明行为人的手段与被害人的状态之间存在利用关系。
评定为无,意味着被鉴定人丧失了对自身性权利的认识与维护能力。标准规定的条件是,涉案时能建立明确的精神障碍诊断,辨认能力丧失,且丧失由精神障碍所致。
这一等级的法律后果是,被害人的同意在法律上无效,无论其是否表示同意,均认定违背意志。甘某祖案的裁判要旨对此有明确表述。此时案件的争点,转向行为人是否明知被害人的状态,以及性行为是否实际发生。
需要注意的是,无性自我防卫能力并不等于无刑事责任能力,也不等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三者的评定标准不同,不能互换。辩护时以“她还能自理生活”主张其有性自我防卫能力,逻辑上不成立。
等级还影响量刑。法释〔2023〕3号第一条列举了适用较重从重幅度的情形,其中包括对精神障碍患者实施性侵害等情节;第二条列举了情节恶劣的八种情形;第三条规定了造成幼女伤害的三种情形。被害人无性自我防卫能力、行为人长期多次实施、造成怀孕或者伤害后果的,往往被认定为情节恶劣。
法发〔2021〕21号《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试行)》明确,强奸妇女一人的量刑起点为三年至六年有期徒刑,具有加重情节的为十年至十三年,并强调从严把握缓刑。在这样的量刑结构下,等级认定往往直接决定刑期落在哪个区间,其重要性不亚于定性本身。
鉴定意见是这类案件的核心证据,但鉴定的启动并不自动。什么时候需要鉴定,由谁申请,材料如何准备,直接决定鉴定结论的质量。
以下几种情形,通常需要启动鉴定。第一,被害人及其家属、基层组织、医疗机构反映其有精神障碍史,或者日常表现明显异常。第二,被害人的陈述在逻辑、用词、理解力上明显低于其年龄应有的水平。第三,案件缺少暴力、胁迫痕迹,被害人对性行为的性质缺乏理解。第四,行为人或其辩护人提出被害人精神状况的疑问。
反之,如果被害人的精神状况正常,陈述清晰,理解力与同龄人相当,且案件有其他证据支撑,则不必一律鉴定。实践中有的案件对每名被害人都做鉴定,既浪费资源,也可能因鉴定本身的误差引入新的争点。
辩护人在会见时如果发现被害人可能存在精神障碍,应当及时提出鉴定申请。申请应当书面提出,说明理由与依据,不能仅口头提及。如果办案机关不予鉴定,应当在审查起诉阶段再次书面申请,并保留记录,为后续主张证据不足作准备。
鉴定的质量取决于材料。标准要求评定结合医学诊断与辨认能力评估,因此所需材料至少包括四类。第一,病历资料,包括门诊病历、住院病历、诊断证明、用药记录、病程记录。第二,知情人的证言,包括家属、邻居、同事、老师对其日常表现的描述。第三,案件材料,包括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现场情况、双方关系。第四,鉴定时的精神检查记录,包括交谈、观察、必要的心理测验。
实践中常见的问题是材料不全。有的鉴定仅凭一次门诊记录就作出结论,有的鉴定没有调取案发前后的病程记录,有的鉴定没有询问知情人。材料不全的鉴定,结论往往不够可靠,辩护时应当重点指出。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材料,是案发时的表现。被害人在案发时的言语、动作、反应,是判断其辨认能力的重要依据。这些内容通常记载在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报警记录中,鉴定人应当查阅。如果鉴定意见完全没有提及案发时的表现,只说“经检查系中度精神发育迟滞”,其法学要件的论证就是欠缺的。
鉴定的核心问题,是案发时的状态,不是鉴定时的状态。精神障碍可能随时间变化,精神发育迟滞虽然相对稳定,但受环境、教育、训练的影响,其表现也会变化。因此,鉴定意见必须说明其结论针对哪个时点,依据哪些材料回溯案发时的状态。
实务中有些鉴定意见写“经鉴定,被鉴定人目前无性自我防卫能力”,却没有说明案发时是否同样如此。这种表述不能直接用于定案,因为它评价的是鉴定时的状态。遇到这种情况,辩护应当要求鉴定人出庭说明,或者申请补充鉴定。
杜某强奸案(入库编号:2025-14-1-182-002)涉及被害人系在校学生、中度精神发育迟滞、无性防卫能力的情形,行为人是其语文老师。该案的处理说明,案发时的状态与双方的关系、行为人的了解程度是结合判断的,不能仅凭一纸鉴定。
鉴定意见是专家意见,不是结论性真理。刑事诉讼法把鉴定意见列为证据的一种,同样要经过质证。审查应当从五个方面入手。
首先审查鉴定机构是否具备法医精神病鉴定资质,鉴定人是否具备相应资格,是否存在应当回避的情形。性自我防卫能力鉴定属于法医精神病鉴定中的刑事类行为能力鉴定,不是法医临床鉴定,也不是普通的心理咨询评估。
实践中有的案件由医院出具“诊断证明”代替鉴定意见,有的由康复机构出具“评估报告”,这些材料不属于法定鉴定意见,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辩护时应当明确指出其性质,要求依法鉴定。
医学要件要求建立明确的精神障碍诊断,并按ICD-10或者CCMD-3作出。审查时应当看,诊断名称是否规范,诊断依据是否充分,是否符合诊断标准,有无鉴别诊断的说明。
常见的问题是诊断过于笼统。例如只写“精神发育迟滞”,不写程度;只写“精神障碍”,不写类别;只写“轻度智能障碍”,不写智商或者适应行为的测评结果。这样的诊断,无法支撑后续的辨认能力评估。
还要看诊断与病史是否吻合。如果病历记载的是情绪障碍,鉴定结论却是精神发育迟滞;如果病历从未记载智能问题,鉴定结论却认定中度迟滞,就存在矛盾,应当追问原因。
法学要件要求说明精神障碍如何影响辨认能力,以及影响的程度。标准为此列出了一组评估项目,包括能否理解何为发生性关系、何为正当的性关系、何为强奸;是否知道性行为后的生理变化、月经与生育的关系;是否知道如何防止怀孕;是否知道性行为的责任归属、是否主动告发;能否理解他人与其发生性关系的动机、是否索要财物;发生性行为时是否有反抗或者不愿意的表示;能否理解性行为对自己的影响;对案件处理有何要求。
这八项是评估辨认能力的操作清单。审查鉴定意见时,应当逐项核对,看鉴定人是否就每一项作出了记录与分析。如果鉴定意见只写“经检查,辨认能力丧失”,没有逐项说明,其论证就是空洞的。
尤其要注意第五项与第六项。能否理解他人的动机、是否索要财物、是否有反抗表示,这些内容与案件的定性直接相关。如果被害人明确索要财物、明确表示不愿意,而鉴定意见仍认定其辨认能力完全丧失,就存在内在矛盾,应当追问。
结论应当明确表述为有、削弱、无三个等级之一,并说明理由。实践中有的结论写“性自我防卫能力差”“性防卫意识不强”“辨识能力较低”,这些表述不属于法定等级,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还有的结论写“建议结合案情认定”,这实际上是把法律判断推回给办案机关,属于结论不明确。遇到这种情形,应当要求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不能由办案机关自行解释。
甘某祖案的鉴定结论明确为无性自我防卫能力,法院据此认定被害人无法正确认识和理解性行为,属于不知反抗。这一链条之所以成立,前提是鉴定结论的等级明确、理由充分。如果结论模糊,整个链条就会断裂。
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及其辩护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的,可以申请重新鉴定;经人民法院同意,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辩护人应当善用这两项权利。
申请重新鉴定,应当说明理由,例如鉴定材料不全、诊断与病史矛盾、评估项目缺失、结论与案情不符。仅表示“不同意结论”,不足以启动重新鉴定。
申请鉴定人出庭,应当围绕具体问题发问,例如依据哪些材料认定案发时的状态、八项评估项目各自的结论是什么、为何被害人的反抗表示未影响等级评定。发问应当具体、可回答,避免空泛质疑。
卢某新故意杀人、强奸案(入库编号:2023-06-1-177-004)的经验值得记取。该案中,鉴定检材来源不清、办案机关的情况说明存在矛盾、重新鉴定未检出被告人DNA,这些缺陷最终导致关键证据被排除,二审改判无罪。鉴定意见的证明力,取决于检材与程序的可靠性,而不是结论的措辞。
辨认能力是评定的核心,也是最容易产生分歧的地方。以下四组事实,是判断时的重点。
第一组,被害人是否知道发生的是什么行为。这不仅是生理知识问题,更是性质理解问题。有的被害人知道身体接触,但不知道这是性行为;有的知道是性行为,但不知道这是被侵害;有的知道被侵害,但不知道可以拒绝。三个层次的理解,对应不同的辨认能力状态。
判断时应当看被害人的原话,而不是鉴定人的概括。如果被害人在陈述中说“他压在我身上,我不知道他在做什么”“我知道不好,但他说是玩游戏”,这些原话比“辨认能力丧失”的结论更有信息量。
第二组,被害人是否理解性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包括怀孕、生育、疾病、社会评价。标准把“是否知道月经与生育的关系”“是否知道如何防止怀孕”列为评估项目,原因即在此。
需要区分“知道”与“在意”。有的被害人知道会怀孕,但不在意;有的不知道生理机制,但知道“会生孩子、会被家里骂”。后者仍具有一定的后果认识。这一区分影响等级的判断,也影响辩护的方向。
第三组,被害人是否理解自己对身体拥有不可侵犯的权利,是否知道可以拒绝。这是性自我防卫能力定义的核心,即对自身性不可侵犯权利的认识与维护。
判断时可以看被害人在案发时的反应。如果她曾经推拒、曾经说“不要”、曾经试图离开,说明她至少有拒绝的意识;如果她完全顺从、毫无反应,且不能说明原因,则可能缺乏这一意识。但要注意,不敢反抗与不知反抗是两回事,前者是恐惧,后者是辨认能力问题。
傅某程强奸案(入库编号:2024-02-1-182-021)指出,妇女因各种原因不能反抗、不敢反抗或者不知反抗的,均属于违背妇女意志。这一表述把三种状态并列,说明它们在法律效果上相同,但在事实认定上必须区分。无性自我防卫能力对应的是“不知反抗”,不是“不敢反抗”。
第四组,被害人是否具备维护自身权利的能力,包括求助、逃避、告知他人。标准把“是否主动告发”“对案件处理的要求”列为评估项目,正是考察维护能力。
如果被害人在案发后能够向家属讲述、能够指认行为人、能够表达希望处理的意思,说明其维护能力并未完全丧失。此时即使医学诊断为中度迟滞,也未必达到无性自我防卫能力的程度,可能只是削弱。
反过来,如果被害人案发后长期沉默、不能说明发生了什么、由他人代为陈述,且日常生活中的求助能力也明显不足,则维护能力丧失的判断更有依据。
这四组事实应当综合权衡,不能只看其中一组。仅凭智商分数、仅凭诊断名称、仅凭某一次表现,都得不出可靠结论。鉴定意见的价值,正在于把这些事实组织成有说服力的论证;审查的任务,则是检验这一论证是否成立。
八项评估项目中,各项目的证明力并不相同。理解性行为性质、理解自身权利这两项,是辨认能力的核心,直接决定等级;理解后果、知道如何防止怀孕这两项,属于辅助,影响等级的轻重;理解他人动机、索要财物、反抗表示、对案件处理的要求这四项,往往与案件事实交织,既可以印证辨认能力,也可能反映被害人有一定判断力。
实践中容易出现的问题是,鉴定人以辅助项目正常为由认定辨认能力完好,或者以某一项异常为由认定辨认能力丧失。两种做法都过于简单。正确的做法,是先看核心项目,再看辅助项目与交织项目,最后综合判断。审查鉴定意见时,应当要求鉴定人说明各项之间的权重关系,而不是只给一个结论。
标准明确列出了四种不宜进行性自我防卫能力评定的情形。这四种情形,是鉴定的边界,也是辩护的重要抓手。
第一种,被鉴定人涉案时不满十四周岁。幼女不具备性同意能力,法律直接以强奸论,无需再评定性自我防卫能力。此时适用的是年龄规则,不是能力规则。
实务中偶有对幼女做性自我防卫能力鉴定的情形,这属于鉴定对象错误。辩护时应当指出,该鉴定与案件无关,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案件应当直接按奸淫幼女处理,争点转向明知与年龄。
吴某某强奸案(入库编号:2024-02-1-182-003)中,被告人与十二岁幼女恋爱并自愿发生性关系,法院仍认定构成强奸罪。该案的处理依据是年龄,不是能力,说明两条规则不能混用。
第二种,被鉴定人涉案时处于醉酒、药物麻醉等状态。这类状态引起的辨认能力下降是暂时的,不是精神障碍所致,因而不属于本标准的评定范围。
这类案件的定性,应当按醉酒型强奸的规则处理,即判断行为人是否利用被害人醉酒后不知反抗、不能反抗的状态。傅某程案(入库编号:2024-02-1-182-021)就是这类情形,被害人聚餐饮酒后处于醉酒状态,行为人假借送其回家带至酒店。
需要提醒的是,醉酒状态与精神障碍可能并存。如果被害人既有精神障碍,又在案发时醉酒,鉴定应当先确定精神障碍的诊断,再评价其在醉酒之外的影响。不能因醉酒就放弃评定,也不能因精神障碍就忽略醉酒的作用。
第三种,被鉴定人涉案时有明确的反抗行为。明确反抗说明其至少有拒绝的意识与维护的举动,与“无性自我防卫能力”的前提不符。
这一条的意义在于,防止把“能力不足”与“没有反抗”混为一谈。有无反抗是事实问题,能力状态是评定问题。有反抗的,说明其辨认与维护能力并未完全丧失,评定应当降级或者不予评定。
反过来,没有反抗也不等于无能力。被害人可能因恐惧、威胁、体力悬殊而不反抗,这种情形属于不敢反抗或者不能反抗,与辨认能力无关。判断仍要回到精神状态本身。
第四种,被鉴定人鉴定检查时精神症状较为明显,对涉案陈述与既往陈述内容存在明显差异。此时鉴定所得的信息不可靠,评定结论也难以稳定。
遇到这种情形,正确的做法是先治疗、稳定症状,再择期鉴定,同时通过病历、知情人证言、案发时的表现等材料回溯案发时的状态。如果办案机关在症状明显时强行鉴定,其结论的可靠性就值得质疑。
辩护时可以把这一点作为程序瑕疵提出,要求重新鉴定。但要注意,程序瑕疵不等于结论必然错误,仍需说明该瑕疵如何影响结论的准确性。
被害人无性自我防卫能力,只解决“同意无效”的问题,不解决“行为人是否有罪”的问题。定罪还须证明行为人明知被害人的状态。
明知属于内心事实,只能通过外部情况推断。可用的材料包括,双方的关系与交往时间、行为人对被害人日常表现的观察、被害人是否曾因精神问题就医、家属或者基层组织是否告知、行为人是否使用欺骗或者哄骗手段、案发场所与环境。
杜某案(入库编号:2025-14-1-182-002)中,行为人是被害人的语文老师,被害人是其在校学生,中度精神发育迟滞。法院认定其明知,依据正是长期的师生关系与日常观察。这一认定逻辑,对熟人案件具有普遍意义。
反过来,如果双方仅短暂接触,行为人对被害人的状况没有观察机会,也无他人告知,明知的证据就可能不足。此时即使被害人确无性自我防卫能力,案件也可能因主观要件欠缺而难以成立,或者只能按其他罪名处理。
熟人关系中,明知的推定较强。行为人与被害人长期相处,知道其就读年级、工作能力、生活自理程度、社交表现,很难主张看不出来。尤其是监护人、亲属、教师、医护人员、村干部等,接触频繁,观察充分,主张不知情的空间很小。
但推定不等于结论。行为人可以提出反证,例如被害人日常表现与常人无异、能够独立工作生活、经过训练掌握了基本社交技能、家属刻意隐瞒其病史。这些反证能否成立,要看证据的具体性。
需要说明的是,轻度精神发育迟滞者的日常表现可能与常人差别不大,尤其在熟悉的环境中。行为人在短暂接触中确实可能没有察觉。这种情形下的明知认定,应当更加谨慎,不能仅凭鉴定结论推定。
行为人常见的辩解是“我看不出来”“她说话很正常”“她主动的”。审查这些辩解,要看三点。第一,辩解与客观事实是否矛盾。例如行为人称从未察觉异常,但其供述中提到被害人说话像小孩、不会用手机支付、需要人陪同。第二,辩解是否有细节支撑。有效的辩解通常能够说明具体的观察与判断过程。第三,辩解是否随证据变化而调整。
魏某亮强奸案(入库编号:2025-02-1-182-004)认定,行为人利用被害人的迷信心理,编造与其发生性关系可以破灾、治病的谎言,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应以强奸罪论处。该案的法理是,行为人利用被害人的认识错误,使其在不知反抗的状态下同意。这一思路与无性自我防卫能力案件相通,即重点在于行为人是否利用了对方的认识状态。
从辩护角度看,如果行为人确实不知情,且已尽到合理注意,应当主张主观要件不成立;如果明知证据充分,则应转向等级、次数、后果等情节,争取从轻。把明知作为唯一战场,往往效果不佳。
这类案件的罪名并非只有强奸罪一种。随着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罪名选择成为重要的辩护空间。
杜某案明确了区分的标准。被害人具有正常性同意能力、双方形式上自愿的,可能只构成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法定刑明显较轻;被害人无性同意能力,行为人明知的,构成强奸罪。
这一区分的关键,是被害人的同意是否有效。如果被害人无性自我防卫能力,同意无效,行为构成强奸;如果被害人有性同意能力,只是处于被照护、被管理的地位,双方形式上自愿,则可能构成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
对辩护而言,这意味着在鉴定结论为“削弱”或者“有”的案件中,应当积极主张适用轻罪。在鉴定结论为“无”的案件中,则应当审查明知与利用行为,看能否否定强奸罪的构成。
如果性行为未完成,或者仅有猥亵行为,可能构成强制猥亵罪。此时同样要判断被害人是否具备同意能力。无性自我防卫能力的被害人,其同意无效,猥亵行为构成强制猥亵罪;如果行为人意图发生性关系而未得逞,则可能构成强奸未遂。
罪名的选择影响量刑档次,也影响附带民事赔偿的范围。辩护时应当根据查明的事实,主张最轻的罪名,而不是笼统地否认一切。
这类案件的证据不止鉴定意见。还需要证明性行为是否发生、是否由被告人实施、有无暴力或者胁迫、有无造成后果。生物检材、伤情、现场勘查、通讯记录、证人证言,都在审查之列。
王某甲强奸案(入库编号:2023-02-1-182-002)确立的规则在此同样适用,即每一次性侵都是独立的事实单元,都应当有证据支撑,不能以概括陈述替代逐次证明。多次侵害的案件,应当逐次核对,指出缺少印证的部分。
陈某某强奸案(入库编号:2024-02-1-182-011)提出的六方面审查框架,也可用于被害人陈述的审查,即形成的时间与背景、稳定性、非亲历不可知细节、与其他证据的印证、被告人辩解的合理性、双方的身份关系。
第一步,确定鉴定意见的等级。有、削弱、无,三种结论对应三种完全不同的辩护方向。等级不明或者表述含糊的,先申请补充或者重新鉴定。
第二步,审查鉴定的两个要件。医学要件的诊断是否规范、依据是否充分;法学要件的八项评估是否逐项落实、结论是否与之相符。任何一项缺失,都是可以主张的缺陷。
第三步,审查不宜评定的情形。涉案时是否不满十四周岁、是否处于醉酒或者麻醉状态、是否有明确反抗、鉴定时症状是否明显且陈述矛盾。命中任何一项,鉴定意见的适用性就存疑。
第四步,处理明知与情节。明知证据薄弱的,主张主观要件不成立;明知证据充分的,转向等级争议、次数核减、后果认定,争取从轻。同时核对量刑起点,法发〔2021〕21号规定的三年至六年、四年至七年、十年至十三年三档,以及从严把握缓刑的要求,都应当纳入辩护方案。
被害人无性自我防卫能力的认定,可以归纳为五句话。第一,它是行为能力鉴定,不是伤情鉴定,也不是精神状态鉴定本身。第二,它有两个要件,医学要件与法学要件,缺一不可。第三,它分三个等级,有、削弱、无,各有不同的法律后果。第四,它评价案发时的状态,不是鉴定时的状态。第五,它有明确的排除情形,不满十四周岁、醉酒麻醉、有明确反抗、陈述明显矛盾的,不宜评定。
对办案机关而言,这五句话就是取证与认定的清单。诊断要规范,评估要逐项,结论要明确,时点要回溯,排除情形要核查。对辩护人而言,这五句话就是检验的顺序。先看等级,再看要件,再看排除情形,最后看明知与情节。
也要承认辩护的限度。在鉴定结论明确为无、行为人系长期照护者、又有多名证人证实其知情的案件中,主张无罪很难成功;在造成怀孕、伤害或者多次侵害的案件中,争点往往只剩量刑。此时可以争取的,不是脱罪,而是准确的等级、准确的次数与准确的刑罚。把这一点向当事人讲清楚,既是律师的责任,也是辩护专业性的体现。
最后要强调一点,这类案件的被害人是双重弱势者,既受精神障碍之困,又受侵害之苦。辩护应当在法律框架内进行,避免以贬损被害人的方式争取空间。这既是执业伦理的要求,也是这类辩护能够被法庭接受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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