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万军教授(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教授、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
奸淫幼女案件的定罪,绕不开一个前提,就是被告人是否知道对方不满十四周岁。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以强奸论,但这一款并没有免除主观要件。行为人不知道、客观上也无从知道对方是幼女,仍以本罪论处,不符合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因此,明知的审查,既是定罪的必要环节,也是辩护中最实在的争点。
张万军教授,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系教授,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包头市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张万军教授指出,这类争点的特点是,明知属于内心事实,无法直接观察,只能通过外部情况推断。推断的依据越充分、越具体,结论就越可靠;反过来,如果办案机关只凭“看起来像”或者“她自己说的”,推断就站不住。本文讨论四个问题,明知在规范上处于什么位置,推定规则如何分档,判断时看哪些材料,反证在什么条件下成立。所引案例均出自人民法院案例库,并标明入库编号。
讨论明知的审查,先要弄清它在犯罪构成中的位置。奸淫幼女是强奸罪的一种法定形态,其客观要件是与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发生性关系,主观要件是明知对方是幼女。缺少主观要件,即便客观上发生了性关系,也不能以本罪论处。
有一种误解认为,既然法律对幼女采取绝对保护,只要年龄成立,行为人就应当承担责任,明知与否并不重要。这种理解混淆了保护对象与归责条件。绝对保护指的是不要求证明违背意志,不承认幼女的同意;它并没有取消行为人的主观要件。
从条文结构看,第二款把“奸淫”作为行为方式,而“奸淫”本身含有故意,即明知对方是幼女而与之发生性关系。如果行为人确实不知对方年龄,且从客观情况也无从知道,其行为在主观上就缺少“奸淫幼女”的故意,不能按第二款处罚。这一点,在学理与实务上都没有争议,争议只在如何证明。
杜某强奸案(入库编号:2025-14-1-182-002)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主观要件的重要性。该案被害人系十五岁的在校学生,中度精神发育迟滞,无性防卫能力,行为人是其语文老师。法院认定构成强奸罪,理由正是行为人明知其精神状况,利用其无性防卫能力的状态。假如行为人确实不知对方的精神状况,案件的定性就会转向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可见,明知不是可有可无的附注,而是决定罪名与刑期的关键。
明知的对象是“对方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这一事实。行为人不需准确知道对方的出生日期,不需知道“十四周岁”这一法律界限,也不需知道与幼女发生性关系构成犯罪。他只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对方是幼女,即年龄明显小于十四周岁。
这一点常被误解。被告人辩称“我不知道她具体多大”,并不等于不明知;只要他知道对方是小学生、知道对方没有身份证、知道对方还在上初中一年级,就足以认定其知道对方可能是幼女。反过来,被告人辩称“我知道她未成年”,也不等于明知是幼女,因为未成年人包括十四周岁以上的人。判断的标准,是行为人是否认识到对方处于幼女年龄段,而不是他能否说出准确年龄。
明知年龄与明知违法是两回事。前者是事实认识,后者是法律评价。行为人知道对方不满十四周岁,但误以为双方自愿就不算犯罪,这属于违法性认识错误,原则上不影响定罪;行为人不知道对方不满十四周岁,误以为对方已成年,这属于事实认识错误,可能阻却故意。
实践中,被告人常把两者混在一起,说“我不知道这是犯罪”。这种说法对辩护没有帮助,反而可能被视为缺乏悔罪态度。真正有意义的主张,是“我不知道她不满十四周岁,而且从当时的情况我也无从知道”。辩护人应当帮助当事人把这句话讲清楚,并用证据支撑。
明知的证明,历来是这类案件的难点。行为人多半会否认,直接证据往往只有被害人一方的陈述,而被害人又未必说得清。为解决这一难题,规范采取了分档推定的方法。目前最具体的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意见》(2023年6月1日施行)第十七条。
该条第一款第二句规定,对不满十二周岁的被害人实施奸淫等性侵害行为的,应当认定行为人明知对方是幼女。这是一条不可反证的推定。
之所以不可反证,是因为不满十二周岁的儿童,在体貌、言行、生活状态上与成年人存在明显差异,任何正常的成年人都能识别。行为人主张“看不出来”,在经验上难以成立;主张“她自己说成年”,也不足以推翻,因为儿童的自我陈述不能成为成年人免责的依据。
这一档的适用,只要求年龄证据成立。年龄证据一旦查实,明知即成立,辩护几乎没有空间。实践中个别案件出现年龄证据矛盾,例如户籍登记与出生证明不一致,此时的争点不在明知,而在年龄本身。辩护人应当把力气放在年龄证据的核对上,而不是徒劳地主张不明知。
该条第一款第三句规定,对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被害人,从其身体发育状况、言谈举止、衣着特征、生活作息规律等观察可能是幼女,而实施奸淫等性侵害行为的,应当认定行为人明知对方是幼女。
这一档是可以用反证推翻的推定。推定的基础,是行为人在接触过程中获得的观察印象;反证的方向,是行为人有合理依据认为对方已满十四周岁。两者围绕同一组事实展开,谁的材料更具体、更可信,谁就占优势。
这一档之所以设置反证空间,是因为十二至十四周岁的少女正处于发育期,个体差异很大。有的身高接近成年人,有的仍像小学生;有的言谈成熟,有的稚气未脱。仅凭某一次见面、某一张照片,很难得出确定结论。允许反证,是为了避免把外观判断变成绝对的归责标准。
该条第一款第一句规定,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对方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而实施奸淫等性侵害行为的,应当认定明知。这一句是总则性表述,覆盖前两档之外的情形,也提示办案机关不能只依赖推定。
所谓知道,包括被害人及其家属明确告知、行为人亲眼见到对方的学籍材料、双方长期相处足以了解年龄等情形。所谓应当知道,指根据客观情况,一般人能够判断对方是幼女。两者都不要求行为人自认,可以从客观事实推断。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部分罪案〈审查逮捕证据参考标准(试行)〉的通知》在强奸罪部分同样要求,审查时应当关注证明明知被害人不满十四周岁的证据。这一要求与上述三档规则相互配合,说明明知必须有证据支撑,推定只是证明方法之一,不能替代证据。
推定不是凭空作出的,必须落在具体材料上。实践中可以用来判断明知的材料,大致有五类。
身高、体重、第二性征、面部特征,是最直观的判断依据。但要注意,体貌只能作为参考,不能作为唯一依据。有些少女发育较早,身高超过同龄人;有些则发育较晚,看起来明显小于实际年龄。单凭体貌判断,容易出错。
更可靠的做法,是把体貌与其他材料结合。例如,身高接近成年人,但穿着校服、背着书包、说话稚气,综合判断仍可能是幼女;身高不高,但化浓妆、穿成熟服装、在娱乐场所工作,综合判断可能误认为已成年。判断的对象是“一个正常人在当时情境下会形成什么印象”,而不是单纯测量身高。
言谈内容、用词习惯、话题兴趣、情绪反应,往往比体貌更能反映年龄。幼女的谈话多围绕学校、老师、同学、作业、动画,用词简单,逻辑跳跃;成年人的谈话多涉及工作、收入、感情、生活安排。衣着方面,校服、卡通图案、学生款书包,都是明显的年龄标志。
反过来,如果被害人刻意打扮成熟、使用成年人的语言、主动谈论感情与金钱,行为人误认为其已成年,就有一定的事实基础。但这种情况需要证据支撑,不能只凭被告人描述。聊天记录、照片、证人证言,都可以用来印证。
生活作息是最容易被忽略、也最有说服力的材料。幼女通常有固定的上学时间、放学时间、家庭作业、家长接送;很少深夜外出,很少独自住宿,很少出入酒吧、网吧等成年人场所。行为人如果知道对方每天要上学、要回家、由家长接送,就很难主张不知道对方是幼女。
活动场所同样重要。在学校、补习班、少年宫、小区游乐场认识的,明知的推定较强;在酒吧、夜店、网络交友平台认识的,行为人可能误认为对方已成年,但这不是当然的免责理由。关键仍要看行为人对年龄的具体认识与获取信息的渠道。
双方如何认识、认识多久、见过几次、谈过什么,直接决定行为人获取年龄信息的机会。长期相处、频繁见面、深入了解的,明知的推定较强;偶然相识、短暂接触、仅有一次见面的,明知的认定就要更谨慎。
告知情况是直接证据。被害人是否说过自己的年龄,家属、朋友、介绍人是否提过,行为人是否询问过,都是判断明知的重要事实。这些事实应当有聊天记录、证人证言、通话录音等证据支撑,不能只凭口供。
赵某甲强奸案(入库编号:2023-06-1-182-001)在审查性侵未成年家庭成员案件时提出,应当关注被害人陈述是否符合其年龄和认知水平、共同居住的其他家庭成员有无反常、侦破过程是否自然。这一思路对明知的判断同样适用,因为长期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对年龄的了解程度远高于陌生人,主张不明知几乎没有空间。
行为人事后是否有规避审查的举动,也可以作为判断明知的间接材料。例如,案发后删除聊天记录、叮嘱被害人不要说出年龄、要求被害人使用虚假身份、更换联系方式、逃避侦查。这些行为本身不构成明知,但可以说明行为人对年龄问题有所认识。
反过来,如果行为人在交往中主动询问年龄、要求查看身份证、因对方自称未成年而停止接触,这些行为可以作为不明知的佐证。辩护人应当注意收集这类材料,它们比当庭辩解更有说服力。
反证不是否认,而是提出足以让推定不成立的事实。实践中可以用到的反证,主要有三类,但每一类都有严格限制。
被害人主动自称已满十四周岁、已成年、在外工作,是常见的反证。这类反证能否成立,要看三点。第一,自述是否明确、具体,而不是含糊其辞。第二,行为人是否有理由相信,例如被害人的外貌、衣着、生活状态与自述相符。第三,自述是否出于被害人自主,还是他人教唆。
对不满十二周岁的被害人,自述年龄不能作为反证。因为这一档采取绝对推定,被害人的自我陈述不能成为成年人免责的依据。对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被害人,自述年龄可以作为反证材料之一,但仍需与其他情况结合。
被害人使用伪造、变造的身份证件,或者借用他人证件,使行为人误认为其已成年,是较强的反证。此类情形需要查明证件的来源、使用场合、行为人是否实际查看、证件上的信息与被害人是否相符。
如果行为人从未查看证件,只是听说对方有身份证,反证的说服力就弱。如果行为人查看了证件,证件显示已满十八周岁,且照片、信息与被害人相符,反证的说服力就强。但要注意,使用虚假证件本身就是违法行为,不能成为成年人规避责任的当然理由,仍需结合其他情况判断。
介绍人明确告知被害人已满十四周岁或者已成年,可以作为反证。但介绍人的告知是否可信,要看其与双方的关系、告知的场合、告知的内容是否具体、有无其他证据印证。
如果介绍人本身也误认年龄,或者为了促成交易而故意虚报,告知就不能成为行为人的免责依据。因为行为人仍负有起码的核实义务,尤其是在被害人外观明显像幼女的情况下。
反证的门槛,可以概括为一句话,行为人必须确有合理依据,且已尽到起码的注意。仅仅说“她看起来不像”“她没说多大”,不足以推翻推定;必须说明他依据什么判断、这些依据是否可靠、他是否作过核实。
吴某某强奸案(入库编号:2024-02-1-182-003)中,被告人与十二岁幼女恋爱并自愿发生性关系,法院仍认定构成强奸罪。该案被告人系未成年人,与被害人年龄接近,仍未能以“不知道年龄”脱责。这一处理说明,反证的门槛在实践中相当高,尤其是在双方有一定交往的情况下。
从辩护角度看,反证应当尽早提出,并附证据。侦查阶段就提出被害人自称年龄的聊天记录、介绍人的证言、证件照片,比庭审时的口头辩解有效得多。时间越久,材料越难取得,证明力也越弱。
实践中,被告人及其家属提出的辩解,大致有四类。逐类分析,可以看出哪些有用、哪些无用。
这是最常见的辩解,也是最笼统的辩解。它的成立,取决于行为人对年龄的具体认识与获取信息的渠道。如果行为人能够说明被害人自称十六岁、介绍人告知已成年、被害人已在外打工,且这些说法有证据支撑,辩解就有基础。如果行为人只是说“没想过”“没问过”,辩解就难以成立,因为不问本身可能构成应当知道。
这类辩解把判断标准放在外观上。外观确实是判断材料之一,但不能单独决定。法庭会追问,除了外观,行为人对被害人的学校、作息、家庭、交往了解多少;被害人的衣着、言谈、活动场所是否透露年龄;行为人有何理由不去核实。如果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指向“应当知道”,外观辩解就不成立。
这类辩解需要证据。仅有被告人供述,没有聊天记录、录音、证人证言印证,法庭通常不会采纳。即使有证据,也要看被害人的自述是否与其外观、生活状态相符。如果被害人自称十八岁,但穿着校服、每天上学、由家长接送,行为人仍应怀疑。
从案例看,辩解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三。第一,缺乏证据,只有口供。第二,与客观情况矛盾,例如行为人明知对方是学生、每天上学,仍称不知年龄。第三,未作任何核实,例如被害人的家属就在身边、介绍人明确告知,行为人仍未确认。
陈某某强奸案(入库编号:2024-02-1-182-011)在被告人零口供的情况下,通过陈述形成的时间与背景、稳定性、非亲历不可知的细节、相互印证、辩解合理性、身份关系六个方面,认定被害人陈述可以采信。这一框架中的“辩解合理性”,正是审查明知辩解的方法。辩护人应当反过来用,把自己的辩解建立在可验证的事实上,而不是空泛的否认。
明知的审查,不只发生在庭审,也发生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程序上的把关,往往决定案件能否成立。
讯问被告人时,应当问清其与被害人的认识经过、对年龄的了解、是否询问过、有无查看证件、被害人如何自我介绍、介绍人如何告知。这些问题的答案,构成明知判断的基础。如果讯问只问“你知道她多大吗”,被告人答“不知道”,笔录就缺乏细节,难以支撑后续判断。
询问被害人时,应当问清其是否告知过年龄、如何告知、是否使用过虚假身份、行为人有何反应。对幼女的询问,应当由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人员进行,未成年被害人系女性的,应当有女性工作人员参与。询问方式应当适合其认知水平,避免诱导。
年龄是明知的前提,年龄证据不实,明知的判断就失去基础。年龄证据应当以原始书证为主,包括出生医学证明、户籍登记、学籍档案、疫苗接种记录。这些材料不一致时,应当追查原因,调取原始记录。
张某某强奸案(入库编号:2024-02-1-182-020)明确,刑法修正案(十一)施行后,奸淫不满十周岁幼女的,应适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该案的核心事实之一,就是被害人的年龄。贾某某强奸案(入库编号:2024-02-1-182-001)处理跨法适用,逐次核对行为时间与被害人年龄。两案都说明,年龄不是可以笼统表述的事实,必须精确到日。
辩护人阅卷时,应当把年龄证据单独列组,核对出具主体、形成时间、记载内容、相互之间的一致性。发现矛盾的,应当申请调取原始材料,必要时申请鉴定人出庭。
推定是一种证明方法,不是降低证明标准。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要求,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明知的推定,同样要接受这一标准的检验。
如果推定所依据的事实本身存在矛盾,例如被害人外观成熟但生活作息明显像学生,或者介绍人的告知前后不一,推定就不能成立。如果行为人的辩解有证据支撑,且无法排除,就存在合理怀疑。此时应当按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处理。
需要提醒的是,推定不能层层叠加。不能先推定被害人看起来像幼女,再推定行为人应当看得出,再推定其应当知道。每一步推定都需要独立的事实基础,否则结论就是空中楼阁。
辩护人在明知问题上的操作,可以分为四步。第一步,核对年龄证据,确认被害人的真实年龄与行为时间。第二步,梳理双方交往过程,找出行为人获取年龄信息的渠道。第三步,收集反证材料,包括聊天记录、证人证言、证件照片、行为人的核实行为。第四步,检验控方推定的事实基础,指出其中的矛盾与跳跃。
这四步的核心,是把“不知道”变成“有理由不知道”。前者是辩解,后者是证明。只有后者,才能在法庭上站住。
尹某龙强奸案(入库编号:2024-02-1-182-005)、张某某强奸、猥亵儿童案(入库编号:2023-02-1-182-012)都把特殊职责人员多次实施作为情节恶劣的认定依据。这类案件中,行为人与被害人长期相处,明知的推定几乎没有反证空间。辩护人应当及时转向次数核对、职责关系认定、量刑情节,而不是在明知上反复纠缠。
谭某喜强奸、引诱、介绍卖淫、引诱幼女卖淫案(入库编号:2024-02-1-182-008)中,行为人通过网络寻找未成年少女,以介绍工作、发红包等方式诱骗。网络交往的特点,是行为人只能依赖对方自述与照片。这类案件的明知判断,要看聊天记录中被害人如何自我介绍、行为人是否提出过疑问、是否要求过见面核实。如果行为人明知对方自称十三岁仍继续,明知的证据就比较充分。
明知被害人系幼女的审查判断,可以归纳为四句话。第一,明知是独立的构成要件。它不因法律对幼女的绝对保护而取消,也不因被害人自愿而免除。第二,推定分三档。不满十二周岁绝对推定,不可反证;十二至十四周岁观察推定,可以反证;其余情形按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判断。第三,判断靠材料。体貌、言谈、衣着、作息、场所、交往过程、告知情况、规避行为,都是可用的材料,不能只凭外观。第四,反证有门槛。必须确有合理依据,且已尽到起码的注意,空泛的否认不成立。
对辩护人而言,这四句话就是操作顺序。先核对年龄,再梳理交往,再收集反证,最后检验推定。任何一步缺失,辩护都会落空。对办案机关而言,这四句话就是取证清单。年龄证据要原始,明知证据要具体,推定基础要独立,辩解要核实。
还要承认这类辩护的限度。在被害人不满十二周岁、行为人与被害人长期共同生活或者存在特殊职责关系的情形下,明知的推定几乎不可推翻。此时可以争取的,往往不是无罪,而是准确的年龄认定、准确的次数认定与准确的量刑。把这一点向当事人讲清楚,比给出不切实际的期待更有价值。这既是执业的分寸,也是专业性的体现。
钢苑刑事律师团队是专业刑事辩护律师团队,执业范围重点覆盖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等地,由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教授张万军博士领衔组成,刑法理论功底深厚、实践经验丰富。团队秉持专业、品牌的发展思路,推行刑事辩护的标准化、规范化和精细化,致力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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